自駕戰后科索沃，我看到旅游勝地，也看到民族悲歌（下）

科索沃的塞族人——少數派中的少數派

歷史上，塞族人、阿族人與其他民族（如羅姆人）長久混居在科索沃這片土地。然而近幾十年來的紛爭，急劇影響著這里的人口構成。塞族政府用行政命令與軍隊驅逐科索沃的阿族人，而“科索沃解放軍”則用近乎恐怖襲擊的方式，趕走所有的其他人。

戰事平息后，大部分被驅逐的阿族人都得以返回家園。但其他族群，尤其是塞族人，則因為恐懼，長久難以返回世代居住的科索沃。這也導致目前居住在科索沃的塞族人，只占地區總人口的不足5%。

讓塞族人恐懼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莫非極端民族主義的“科索沃解放軍”及其余孽。1999年的停戰協議中，除了要求塞族人撤軍，也包括解除“科索沃解放軍”的武裝。但隨后的阿族人政權，始終對同族的科索沃解放軍抱以同情態度，而未加以徹底取締，甚至軍中一些成員還“改頭換面”加入了科索沃的新政府。至今，在科索沃很多建筑上，還能見到嶄新的科索沃解放軍（“烏切卡”）標志。

科索沃的阿族人，曾可算塞爾維亞的一支“少數派”。然而今日居住在科索沃的塞族人，卻成了名副其實的“少數派中的少數派”。他們分散在大大小小十幾個聚落中，大多在保留自己族群特征的同時，接受科索沃政府的管轄。

科索沃《憲法》規定，國家不設國教，一切種族、宗教一律平等。這看似美好的條款，卻在執行中遇到了重重障礙。如塞爾維亞語同阿爾巴尼亞語一樣，都是科索沃的官方語言。然而在科索沃旅行時，到處都能看見路牌上的塞爾維亞語標識，被人用黑漆涂掉。這種“恨及文字”式的仇恨，讓人不寒而栗。

普里什蒂納國家圖書館隔壁，便是科索沃最著名的“爛尾樓”基督救世主大教堂。1999年戰爭爆發前，它已接近完工，只差內部裝修。而在20年后的今天，卻依舊維持著停工時的樣子。盡管科索沃的法院已經判決它是塞族東正教會的合法財產，但擁有教堂周邊所有地權的普里什蒂納大學，卻始終阻撓對這里的任何施工。

而那些已經完工，并在戰爭中幸存下來的塞族人教堂，其實處境也沒有好到哪里。如西部城市佩奇的佩奇牧首修道院，它是一座中世紀塞爾維亞正教會修道院，古老而華麗，與另外三座塞爾維亞境內的修道院建筑共同入選世界文化遺產。

但教堂大門口，卻是一座戒備森嚴的科索沃崗亭。即便是游客，也必須登記護照后方可進入。而教堂人員的外出活動更是受到嚴格限制，哪怕只是購物，也必須在科索沃軍人的陪同下進行（官方說法是“為了保護塞族教士不受阿族極端主義者的侵害”）。

塞爾維亞人為何對科索沃這塊土地如此執著，不僅絕不承認科索沃獨立的現狀，甚至還不畏重重限制，繼續經營他們的教堂呢？

除了“一寸領土都不能丟”的情感，更關鍵的是：科索沃是塞爾維亞民族精神的重要發源地。

14世紀有一位拉扎爾大公（Prince Lazar），他在塞爾維亞人心中的地位，堪比中國的秦皇漢武。他擊敗了入侵的土耳其奧斯曼軍隊，重新統一了瀕臨解體的塞爾維亞帝國，并一度將其打造為歷史上最強盛的時期。因而他也被塞爾維亞人尊稱為“沙皇”（Tsar）。

他“指點江山”的雕像，現在就矗立在科索沃最大的塞族人聚居地，米特羅維察的市中心。

他出生在科索沃，就在普里什蒂納城外不遠處，現在那里已成為塞爾維亞人最重要的精神寄托地之一。同樣是在那附近，還有科索沃塞族最重要的教堂：格拉查尼察修道院，同樣位列世界遺產名錄。

看似平凡的外表下，卻是近700年的歷史。它始建于1321年，剛好與那位民族英雄拉扎爾同歲。而它的建筑造型，也為整個塞爾維亞無數教堂提供了靈感來源，甚至包括大家最熟悉的塞爾維亞地標：貝爾格萊德圣薩瓦教堂。

而在美國芝加哥，當地的塞族人甚至專門修建了一座外觀完全相同的“新格拉查尼察修道院”。

拉扎爾大公同樣死在科索沃，那是1389年一場同奧斯曼人的慘烈戰爭中。唯一“慶幸”的是，他的敵人：奧斯曼帝國首位蘇丹穆拉德一世，也死在這場戰役中。而阿爾巴尼亞人，正是因為當年曾被奧斯曼帝國統治，才改信了伊斯蘭教。如今的科索沃，塞族人與阿族穆斯林卻依舊繼續著與600多年前如出一轍的紛爭，何嘗不是一種諷刺？

米特羅維察——親歷一場抗議

現今，完全屬于塞爾維亞人的科索沃城市只剩半座，正是拉扎爾雕像所在的“米特羅維察”。一座步行橋隔開了南岸的阿族區與北岸的塞族區，也讓這座小城分裂成截然不同的兩半。

現今的步行橋，兩岸居民和游客都可隨意穿行，這要感謝2013年的《布魯塞爾協議》。在那之前的十多年里，北米特羅維察堪稱“科索沃里的科索沃”：塞爾維亞政府盡管不干涉科索沃當局對大多數地區的管治，但卻始終控制著這座位于科索沃的塞族人城市，也讓這里連接科索沃其它地區的交通幾于中斷。

2013年的協議，讓塞爾維亞正式承認了科索沃對所有塞族區域的管轄權，同時撤出了自己的執法人員，而科索沃也同意塞族居民一定程度的自治權。但結果卻是，這里成了名副其實的“三不管地帶”。在當地塞族居民的抗爭下，科索沃政府進不去，塞爾維亞政府管不了，整個城市幾乎處于無政府狀態中。在到這里之前，科索沃朋友就勸我不要去，起碼不要把車開到對岸去。我聽了他的后半句，將車停在安全的南岸，步行走過了這座橋。

對岸橋頭聳立的紀念碑，正是為了紀念死于“科索沃解放軍”之手的塞族同胞，仿佛在向對岸發出無聲的抗議。

到了北岸，再也看不到任何與科索沃有關的意象，取而代之的是塞爾維亞的旗幟，以及塞爾維亞的文字，銀行，車牌，甚至貨幣，仿佛這里依舊在塞爾維亞的管轄之下。

遠處的山頂，還矗立著南斯拉夫最著名的社會主義紀念碑之一“礦工紀念碑”。而旁邊則是一座塞族教堂，坐在欄桿上的年輕人，笑著跟我打招呼，還把他的Instagram打開讓我關注。

到目前為止，我看到的一切都如此平和，讓我幾乎要懷疑阿族朋友的警告。然而在返回的路上，我卻邂逅了一隊群情激憤，沿街抗議的學生。他們揮舞著黑色旗幟，高喊著聽不懂的口號，洶涌的氣勢仿佛要將整條街道都掀開。我問了身邊的人，又趕緊上網搜索，才知道他們在抗議什么。

原來就在兩天前，塞爾維亞一位高級官員，來這里參加了一場當地塞族人舉辦的名為“塞爾維亞與科索沃的和平未來”研討會。會議正在進行中，卻有一隊全副武裝的科索沃警察沖進來，端著機關槍，逮捕了這位塞爾維亞官員，將他押往普里什蒂納，隨后驅逐出境。事后，科索沃當局給出的理由是：此人宣揚仇恨言論，影響科索沃“國家安全”。

米特羅維察塞族人對此的回應則是，用土堆和石塊，在橋頭筑起了一座路障，阻擋一切來自南邊的科索沃執法車輛進入城市，也讓這里的對峙局勢變得劍拔弩張，一觸即發。而那隊學生游行的終點，正是這座簡陋的路障。而對面待命的大批科索沃警察，正虎視眈眈地觀察著他們的任何舉動：

我只好等了很久，等抗議人群都散去，警察也逐漸解除戒備，才敢小心地穿過路障，回到橋的另一側。而南側人的生活，一如既往地和平，完全沒有被北側緊張局勢所影響。停車場里遇到的一家三口，微笑著跟我打招呼，我們甚至開心地聊起了這一路的旅行。

后記

離開科索沃的路上，我在普里什蒂納郊外看到一座怪異的建筑，樓頂竟是美國的自由女神像。不知建筑的主人想通過這座雕像表達什么思想：對自由的向往，抑或對自由女神背后那個國家的向往？

就在一星期前，在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斡旋”下，科索沃和塞爾維亞宣布握手言和，建立“正常的經濟關系”。與此同時，科索沃居然同以色列“建交”，并成為第一個將大使館設在耶路撒冷的穆斯林為主“國家”。很難想象，以“被壓迫民族”自居的科索沃政府，就這么輕易拋棄了與他們同為穆斯林的巴勒斯坦同胞。

或許的確有一部分科索沃人，已經擁有了一些“自由”。但超過四分之一的失業率，以及在塞族社區看到的現狀，讓我明白他們距離真正的自由還太遠。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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