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戰略縱橫

《孫子》戰略縱橫

內容簡介：

本書是國內多位知名軍事專家在《孫子》研究領域最新成果的學術專著。《孫子》是中國古代偉大的軍事學著作，同時也是一部偉大的戰略學著作。本書是目前國內第一部從戰略角度來研究和解讀《孫子》的軍事戰略學著作，論述了在當前的網絡安全新時代，面對多極世界格局中國推進“安國全軍”的發展戰略。

該書主要分為三大編。其中的正名編，主要論述了國內知名專家對于《孫子》最新的研究成果，從學術上糾正了前代對于《孫子》的許多誤解。應用編主要論述了在當前的網絡安全新時代，《孫子》對于中華民族振興、和平發展的重要價值，并介紹了毛澤東等偉人對于《孫子》的研究和成功運用。鏈接編主要論述了古代《鬼谷子》、《墨子》以及法家等經典著作中的“安國全軍之道”，深度剖析了中華民族悠久的戰略文化傳統。

作者簡介：

于澤民，國防大學科研部研究員，大校軍銜，教授，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理事。在國防大學長期從事軍事思想教學與科研以及戰略理論研究工作。出版過《兩千年軍事思想的溝通》《中國古代軍事辭賦精選》等著作。

郭榮偉，國防大學研究員，大校軍銜。和秦天將軍一起編著過《秦基偉畫傳》。獨立出版著作《九天攬月》等多部作品。

從《隆中對》看中國戰略文化傳統

摘自《孫子》戰略縱橫

在中國歷史上，大凡處于分裂時期，一些有作為的政治家、軍事家，為了實現國家的統一，都曾提出過許多英明的戰略決策，如范睢的“遠交近攻”，韓信的“漢中對”，西晉羊祜的“平吳之略”，隋臣楊素、賀若弼等的“平江南之策”等，都是古代戰爭史上成功的戰略范例。而諸葛亮的《隆中對》與這些戰略決策相比較，其時代價值不僅毫不遜色，而且更突顯出中國傳統戰略文化的特色。

諸葛亮在東漢末年中原州牧混戰的時候，到荊州躲避戰禍，居住在襄陽城西的隆中，躬耕壟畝。他在隆中十年，與中原地區躲避戰禍到荊州的知識分子多有交往，擴大了他的政治視野和見解。他對當時中原、江東、荊州和益州的形勢有著較為深刻的了解，形成了他的政治見解和經營天下的宏規偉略。正在此時，因徐庶的推薦，劉備三顧茅廬，登門請教。諸葛亮感念劉備三次拜訪，態度謙誠，于是把天下的形勢向他作了一番精辟的分析。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隆中對》。為了便于思考，這里將其主要內容用白話敘述一下：

自從董卓作亂以來，豪杰并起，割據一方，不可勝數。曹操同袁紹相比，本來名望低微，勢力也弱，但他能擊敗袁紹，由弱變強，這不是由于形勢對他有利，而是由于他自己的勢力所在。現在曹操已經擁兵百萬，又“挾天子以令諸侯”，切不可與他爭鋒。孫權割據江東，已歷三代。江東地勢險要，百姓歸附，有人才為他效力，只能與他結盟，而不可去圖謀他。荊州北面依托漢水、沔水，南面直達南海郡，東面連接吳郡、會稽郡，西面通往巴郡、蜀郡，是一個用武之地。而荊州牧劉表沒有能力守住它，這是一個好機會，不知將軍是否有略取的打算？再看益州地勢險要，沃野千里，號稱天府之國。漢高祖就是憑借此地，建立了帝王之業。但州牧劉璋平庸無能，張魯又在北方威脅著他，他雖然擁有眾多的百姓和豐富的資源，卻不知道如何去治理，如何使百姓安居樂業。益州的才智之士都希望有一個賢明的君主去領導他們……

通過上述形勢分析之后，諸葛亮進一步向劉備提出完成霸業、復興漢室的戰略構想，說：

將軍你是漢室的后代，信義響譽四海，延攬英雄，思賢如渴。如果你能跨有荊、益二州，據險固守，西邊與諸戎保持友好，南邊安撫夷越，東邊結好孫權，對內加強治理，以待時機。一旦條件成熟，東部任命一個得力將帥率領荊州部隊沿宛城、洛陽之線北進中原，西部由你親自率領益州的部隊攻取秦川，那時，百姓都會簞食壺漿，夾道歡迎。如果這一戰略構想能夠得以貫徹實施，將軍的統一大業定能成功，漢室也就可以復興了。

諸葛亮這寥寥數十句話，精辟地分析了當時的政治、軍事、經濟、地理和人事各方面的情況，綱領性地提出了統一全國的政略、戰略、策略以及實施步驟和方法。其基本精神概括地說就是：首先奪取荊、益二州，作為根據地，安撫團結西部、南部少數民族，對內修明政治、鞏固政權、發展實力，對外與東吳結盟，共同抗衡曹操，待時機成熟，兩路出兵，平定中原。這是一個積極而穩健的戰略方針，所以被劉備欣然采納，并邀請他出山相助。

后來的歷史發展證明，這個戰略決策是完全符合當時歷史條件的正確選擇。特別是奪取荊、益二州，建立穩固的根據地的實現，與戰略預策幾乎不差分毫。后期北進中原的計劃雖然未能如愿，是因為有太多的變數不可預知，而不是整個戰略構想的錯誤。作為制定戰略決策的原則總是詳于前而略于后。《隆中對》也完全體現了這一原則，對當前的形勢、任務、方法分析得比較詳盡具體，爾后的任務，只能是原則的規定，具體實施必須根據具體情況隨機而定。《隆中對》的價值在于使劉備的戰略思考由迷茫到清晰，使他的政治生涯發生了根本性轉折。李白曾以“魚水三顧合，風云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壯志吞咸京”的詩句來贊頌

諸葛亮的豐功偉績，而《隆中對》則是一切業績的理論基礎。它不僅指導著蜀漢政治集團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且為中華民族優秀的戰略文化的繼承和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 堅持了中華民族“大一統”的理念

自從董卓作亂以來，許多地方勢力擁兵自重，不過是為了割據一方，以利于一己之私。而諸葛亮的戰略起點就是統一國家，恢復漢室。封建社會的皇權是國家統一的標志，其核心是追求建立“大一統”的國家。以漢室之后劉備為旗幟，更多的是政治斗爭的需要，這也是不爭的事實。劉備自己也十分清楚，所以在白帝城托孤的時候就明確交代，劉禪可立則立之，不可立則代之。《隆中對》把實現“大一統”作為奮斗的最終目標，說明諸葛亮對中國傳統的“大一統”理念有著深刻的理解和執著的追求。

“大一統”觀念可以說與中華民族與生俱來。儒家經典在描述傳說中的三皇五帝時代時，無不是抱以“大一統”的眼光，夏商周三代更迭是一個政治中心取代另一個政治中心，并在這一過程中造成更加完備的統一王國。春秋戰國時列國爭霸兼并，實際上是爭奪最高權力，維護“大一統”。反映在思想界，以儒、法、道、墨為代表的各家雖然政治觀點各不相同，而追求統一則是一致的目標。秦朝開基、漢朝承續的郡縣制則更加強化了具有政治意義的“大一統”，也叫做正統。古人還對正統標準下過定義，比如司馬光就提出，正統的標準在于是否實現了中華帝國的統一，也就是說，一個王朝要獲得正統地位，首先要統一中國，其他只能算作偏安政權。正基于此，歷代有為之君都將“化天下為一家”視為自己的最高使命，即使出現分裂割據，也認為是暫時的和不正常的現象。比如漢朝滅亡后，漢朝曾經有過的統一局面和秩序仍久久為人們所懷念和向往，所謂“天下大勢，分久必合”成為人們堅定不移的信念。甚至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統治者在儒家文化的浸潤下，也多以天下為懷，對于國家的統一也負有強烈的歷史使命感。甚至女真人首領海陵王也有資格賦詩“萬里車書一混同，江南豈有別封疆”。《隆中對》中所堅持的理念，就是對中華民族這一傳統理念的繼承和發展。

中國歷經數千載滄桑，而民族認同始終如一。統一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主流，謀求國家的獨立和統一，是中華民族主流的社會心理和民族感情所系，也高于一切的道德觀念和價值判斷標準。這種發端于上古，綿延數千年的認同意識和統一觀念，是中華民族的優勢所在。可以說，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經歷了許多世紀的民族分合聚散、戰和更迭，遷徙融合，卻始終不曾割斷這個戰略文化傳統。而且后來越是遭受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與壓迫，越是增強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的認同感。至今它仍是維系中國各民族團結和統一的精神紐帶，是中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強大精神凝聚力。

二、發揮了“以德懷之”的治邊理念

諸葛亮通過對漢末天下形勢的分析，認為劉備要想建立起自己穩固的根據地，抗住曹操的進攻，處理好與西部、南部少數民族政權的關系，使諸戎和夷越地區成為自己穩固的后方極為重要。如何達到這一戰略目標，在《隆中對》里諸葛亮強調要以信義、德化結好少數民族，保持睦鄰友好關系，消除后顧之憂，才能在三角斗爭中擁有主動權。這個思想不但有戰略和策略的意義，更主要的是體現了中華民族傳統的治邊理念。在世界歷史上，以武力征伐建立起來的超級大帝國不在少數，但大都是倏而生之倏而滅，先后土崩瓦解了。而以文化融合、德化感召為特色，滾雪球式的團聚起來的中華民族，歷經數千年仍始終保持著它超強的親合力。當然，中華民族在邊疆經營上，德化融合的實現也并不完全排除軍事因素，所謂“弱者德以懷之，強者力以制之”即為明證，尚且“德化”也是以強大的軍事力量和雄厚的經濟實力為前提的。但是就主流和傾向而論，“德化天下”的確是傳統邊疆經營的指導思想和主要特色。因為這一理念為邊疆經營樹立了高遠的目標和理想，也對手段的選擇有了適度的制約。這種務實的、理性的辦法雖然不如武力征伐來得快，但它不僅可以降低現時成本而且具有更大的長遠效益。以“德化”達成的民族團結才是真團結，比如漢、唐時期的民族關系不是以血統論胡人漢人，而是以文化論胡化漢化，漢唐的民族大融合就是這一邊疆經營理念

的最好見證。中國歷代的邊疆經營首先重視的是政治、經濟、文化的作用，以開疆拓土為目的鞭撻“四夷”的活動相對較少。當權者濫用武力、追求武功則被視為好大喜功。這就限制了單憑依靠武力或者強行漢化的做法，形成了愛好和平的傳統。當然有時為了反擊邊疆少數民族對中原的襲擾，中原統治者也會基于“王化天下”的使命，以“拯救斯民”、“解民倒懸”相號召，對其進行軍事征伐和戰略反擊。但更多的情況則是，只要邊疆民族和地方政權尊重中央的共主地位，認同中華文化，有“向化”的意愿，中央就對其聽之任之，因地制宜采取相應的統治方式，并運用政治、經濟、文化的力量，以和平漸進的方式協調中央與邊疆的

關系。

諸葛亮在《隆中對》里提出并在后來實踐了的安邊政策，充分體現了“德”與“力”在理論與實踐上的辯證關系，后來又表述為“攻心為上”，即在一定實力的保障下，以“德化”、“懷柔”為主，本質就是提倡文明的認同、政治的感召、向心力的培植，這當中甚至包括必要的物質付出。諸葛亮的戰略構想和實踐，在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事業中，無疑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二、 弘揚了仁義之師必勝的理念

諸葛亮認為弱者所從事的戰爭只要是正義的，就可以戰勝強者。劉備雖然力量寡弱，但由于據有興復漢室的正道，信義名聞四海，完全可以贏得百姓簞食壺漿的歡迎，最終能消滅邪偽，實現統一。劉備得諸葛亮，如魚得水;諸葛亮投劉備，也是鳳棲良木。諸葛亮與劉備君臣相知相得，首先在于政治上的契合。諸葛亮分析東漢末年的形勢，認為消除戰亂，恢復統一，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關鍵是統一的政治基礎是什么？誰可以作為統一的政治核心？從才能上看，曹、孫、劉不相上下;從實力看，曹操略占優勢，但還不足以掃天下;從地理位置看，劉備雖暫時無從落腳，但預期有較大的戰略發展空間。唯獨劉備皇室血統的優勢是其他勢力不可企及的。在封建社會，正統觀念是維護統治的社會基礎，諸葛亮看到這個壟斷性政治資源大有開發的余地。所以，他把選擇的著眼點主要放在政治上，即以正統為旗幟、以統一為目標，所從事的事業是以仁義之師打一場吊民罰罪的正義之戰。諸葛亮的必勝信念就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基礎之上的。

從政治看戰爭，從政略看戰略，從人心向背論戰爭的勝負是中國傳統戰略文化思想的精華之一。中華民族歷來尊崇和奉行的理念是執天下之正道、秉人間之正氣。道義原則是治世立人的最高原則，董仲舒所說的“王之大道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除了它的哲理內涵外，也可以通過這句話理解中國崇尚道義的戰略文化理念，即強調道義的永恒性。中國古代道義的內涵很寬泛，但其核心是政治。道義的永恒性就是政治對軍事的決定性和主導性。關于這一點，先秦兵書中就有許多精辟論述。如《孫子》認為判斷戰爭勝負的首要條件是看“主孰有道”。《司馬法》：“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里。”《商君書》：“凡戰，必本于政勝。”《淮南子》：“兵之勝敗，本在于政。”等等。在中國傳統戰略文化中，從來就把為維護民族、國家正當權益、平暴除亂而進行的戰爭視為正義戰爭，正義戰爭就像甘霖時雨受到人們的企盼和歡迎，必然在人民的支持下贏得勝利。這也成為我們民族和國家穩固的戰略文化觀念。

與此相對照的是西方一句名言——國家沒有永久的朋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只有永久的利益。這句話從表面理解，可以認為強調的是戰略思維的靈活性，而中國的觀念突顯的是戰略思維的穩定性，兩者互相補充可以形成一個完整的戰略思維模式。但是從這兩種觀念產生的淵源看，則反映的是兩種不同戰略文化之間的差異。中國從“正道”出發的戰略文化觀念，是一種政治化的思考，蘊涵著濃重的責任感;西方從現時需要出發的戰略文化觀念，是一種“市場化”的思考，不免散發著某種市儈氣。前者講長遠、講誠信，有較高的可信度，后者講現時、講利益，缺少可信性。這大概就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始終保持團結統一的重要原因。

三、 發展了“親仁善鄰為寶”的聯盟理念

諸葛亮恢復漢室、統一中國的政治抱負，從一開始就是建立在聯孫抗曹的基點上。在三國鼎足之勢尚未形成之時，諸葛亮在《隆中對》里就把聯孫抗曹作為基本國策提出來了，而且在后來的實施過程中也始終不渝，以致在劉、關等在貫徹這個原則出現偏差時，也是諸葛亮及時加以扭轉，緩解了蜀國一度陷入孤立的被動局面。可以說，沒有這個成熟的聯盟戰略就不會有蜀國存在的余地。

諸葛亮的聯盟戰略理念同樣是牢固地植根于中華民族戰略文化傳統的。在中國，聯盟戰略思想起源很早，到春秋戰國時期已經相當發達，《兵法史略學》稱“春秋必聯與國而后戰”。當時既有豐富的實踐，也有發達的理論。諸子百家多有論述，認識到“安民之本，在于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戰國策?趙策二》)。更把與諸侯結盟看作“國能否成其國”及決定其國際地位輕重的大事。一個國家結盟的成功與否，可以透射出這個國家安危存亡的征兆。“諸侯合則強，孤則弱”，“諸侯皆合，己獨孤，國非其國也”(《管子?霸言》)。有的從地緣的角度揭示相鄰國家“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左傳?僖公五年》)的共同安全觀念，把“親仁善鄰”視為“國之寶”(《左傳?隱公六年》)。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歸結起來，就是強調以鄰為友、以鄰為伴，把發展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系、結成友好互助同盟，看成是防御強敵、取得斗爭勝利的重要條件。

諸葛亮深居隆中時，就自比政治家管仲和軍事家樂毅，說明他對管仲等諸子的思想有深刻的理解，并結合時代有了深入的思考，形成了自己的真知灼見。那就是：首先，堅持多邊斗爭“合則強，孤則弱”的原則。劉備要想在曹、孫兩強面前站得住腳，聯一打一是上策，和一打一是中策，以一打二是下策。諸葛亮成功地利用了這個三角斗爭的原理。其次，運用戰略利益互動的關系。一切聯盟都是因利而合，孫、劉面臨的威脅主要來自曹操，兩家當前的任務都是自衛防御，又都沒有獨立抗曹的資本，共同的利益決定他們必須聯合起來。其三，實行示弱務邊，以退為進的策略。劉備是從爭奪熱點的中原被趕到南方的，根本不成氣候，已不是曹操心目中的主要對手了。孫權聯合他，也是把他作為一種輔助力量來看待的。劉備集團的被邊緣化和矮化，在形象上是不利的，但在別人眼里他也構不成大的威脅，這也就為劉備集團的生存帶來了機遇。諸葛亮看到這一點，提出放棄中原，向相對偏遠的地方尋找發展空間，并指出這與當年漢高祖劉邦就國漢中韜光養晦，以退為進，先退后進的策略有同工之妙。劉備集團正是利用孫權不以劉備為意的心態，向荊、益發展，建立起自己穩固的戰略根據地。

在多邊復雜的政治軍事斗爭中，處理好敵我友的關系是成敗的關鍵。在全球交往日益擴大和深化的現代，各國的戰略利益縱橫交錯，一場局部戰爭可能牽動世界，戰爭的聯盟性越來越強，聯盟戰略在整個國家戰略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諸葛亮的聯盟戰略理念和他的智慧，對于今人來說無疑是一個值得開發的寶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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