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天長觀到白云觀——“北京第一道觀”的歷史變遷與文化傳承
北京城歷史悠久,文化積淀深厚,不同的宗教文化都在這里留下了深深印記。俗語常稱“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而北京最古老的道觀,應該數白云觀了。從天長觀到白云觀的歷史演變,正是北京道教文化發展變遷的生動縮影。
“北京第一道觀”的歷史變遷
白云觀的歷史,可以上溯到唐代的天長觀。觀內奉為“鎮觀三寶”之一的老子石像,據說就是從那時傳下來的。
唐代皇室尊“道祖”老子(即李耳)為先祖。玄宗(712—756年在位)登基不久,即下令恢復道士、女冠隸屬宗正寺的制度,此后又大力崇道。天長觀就是玄宗為尊奉“玄元大圣祖”李耳,于開元二十九年(741年)敕令各州統一興建的。建成后初稱“玄元皇帝廟”,天寶年間(742—756年)改稱“紫極宮”。天長觀之俗稱,可能緣于每年“天長節”(即皇帝誕辰日)在觀內舉行的祈福大醮。唐末咸通七年(866年),幽州節度使張允伸以年久衰破為由,又派人復修。此后歷五代及遼南京時期的“咸所嚴奉”,天長觀作為幽州城內的標志性道觀,持續相沿。
金代遷都中都,天長觀的地位隨之發生重大變化。正隆年間(1156—1161年),天長觀為大火所毀。金世宗于大定七年(1167年)詔令復建,歷經八年。落成日,世宗親率百官瞻禮,賜名“十方大天長觀”。經此重修,天長觀規模宏大,裝飾華麗,不僅是金中都規格最高的皇家道觀,也成為中國北方的道教文化中心。
金代道教領袖赴京,多赴觀內演法講道。由“全真七子”王處一所作《入天長觀》詩:“入得天長正位宮,交參殿宇映重重。金壇玉壁朝元像,七寶玲瓏顯圣容。”可見其概。泰和二年(1202年),天長觀再毀于火。次年金章宗下令重建,竣工后改名“太極宮”。不過隨著蒙古大軍挺進,金都南遷開封,太極宮作為金代皇家道觀的繁華,很快煙消云散。
元初丘處機入住,使太極宮再次煥發生機。成吉思汗十九年(1224年),全真掌教丘處機自雪山載譽東返,為燕京官民迎入太極宮內。丘處機因道觀損毀嚴重,大力整治。燕京這座具有標志意義的道觀,再次煥然一新。三年后,成吉思汗以丘處機道號“長春子”,將太極宮改名“長春宮”,并賜以“金虎牌”,授其掌管全國道教之權。不久丘處機去世,全真上下在長春宮之東為其營建葬所,堂號“處順”,觀名“白云”。后世歷久相傳的北京白云觀,由此肇始。
元代長春宮與其東附屬的白云觀一道,共同成為元代多民族統一國家的道教文化中心。元末兵燹,長春宮損毀殆盡,東側入葬丘祖的白云觀卻僥幸存留。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時為燕王的朱棣以白云觀為中心擴建道觀。永樂遷都以后,白云觀進一步受到明廷重視。西側自唐代天長觀延續至元代長春宮的舊址,則逐漸廢棄。宣德十年(1435年),白云觀又興修玉皇閣、衍慶殿、四帥殿等建筑,規制漸備,“宏耀京師”。景泰年間(1450—1457年),再次修飾七真殿、十八宗師殿,恢復丘祖塑像、繪制十八宗師之像,道觀比以往更加壯觀。但明代全真教處于相對衰隱的狀態,白云觀在金元時期的“京師第一道觀”地位,也受到很大影響。
清初王常月(?-1680年)復興全真龍門派,為白云觀復振提供了重要契機。王常月于順治十二年(1655年)北赴京師,據說至京后很快得到推崇。順治十三年、十五年、十六年,他在白云觀內“三次登壇說戒,度弟子千余人”。康熙初年,王常月又率弟子南下,在江南金陵、湖州、杭州及湖北武當山等地開壇說戒。龍門派由此遍及南北,成為道教中的顯宗,以致流傳有“臨濟、龍門半天下”的俗語。王常月在白云觀內確立的開壇傳戒制度,也成為全真傳法的基本儀軌,在中國道教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王常月病逝后,葬于白云觀西路的祠堂院。朝廷追贈“抱一高士”,教內更譽為清代“高士第一流人物”。院內奉祀王常月坐像,左右室墻壁上所嵌元代著名趙孟頫書法家手書《松雪道德經》《陰符經》石刻,亦為歷代相傳的鎮觀之寶。清代白云觀也因此成為龍門派圣地,很快恢復“京師第一道觀”的地位。
《道藏》編纂、流傳的樞紐
《道藏》為道教經書典籍的總匯,也是道教文化的重要載體。金元以后,隨著道教文化中心地位的奠定,白云觀也逐漸成為《道藏》編纂與流傳的樞紐,體現出其作為道教中心的文化地位。
北京上升為都城后的《道藏》,早期有《大金玄都寶藏》與《大元玄都道藏》。大定四年(1164年),“游心玄妙”的金世宗下令將原藏于北宋汴京(今開封)的《政和萬壽道藏》經板,北運燕京。此為天長觀收存《道藏》經板之始,開啟了北京《道藏》文化的新紀元。明昌元年(1190年),金章宗又下令參訂、補綴《道藏》經板。天長觀提點孫明道搜訪遺經、補刻舊板,最后按傳統的“三洞四輔”,編成《大金玄都寶藏》。此為在北京刊刻的首部《道藏》,在北京道教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可惜不到10年,金代《道藏》經板悉數毀于天長觀大火。元初全真大興,隨丘處機西行后返回燕京、侍師居于長春宮的宋德方,倡議重修,后者叮囑其“他日成之”。丘處機去世后,宋德方出任教門提點,以完成先師“遺志”為號召,與門人秦志安等在平陽玄都觀(今山西臨汾境內)設立總局,又在秦中、太原各地設分局二十余處,于乃馬真皇后稱制三年(1244年)成藏,史稱《大元玄都寶藏》。元代《道藏》編纂事務雖在山西、陜西等地進行,但其決策指揮中心卻在全教核心的燕京。不僅其意始發于此,長春宮大宗師尹志平的鼎力支持,更成為全教上下通力協作,《道藏》得以告成的根本保障。
《大元玄都道藏》竣工后,入藏燕京長春宮、陜西終南山、江西龍虎山等代表宮觀。以后又印刷百余部,流布到其他名山洞府。但釋道之爭后,元世祖召集百官,于大都公開焚燒《道藏》,各地《道藏》亦遭到嚴重破壞。入明后,成祖命來自武當山的任自垣,在北京重啟《道藏》編纂。工程始于永樂十七年(1419年),三年后初稿編成。其正式刊印,則遲至明英宗正統年間(1436—1449年),是為《正統道藏》。為彌補其中的缺漏,萬歷三十五年(1607年),明神宗又令第五十代天師張國祥編纂《續道藏》,自此形成相對完整、規范的明版《道藏》。正、續《道藏》匯集道教文化之大成,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寶庫,在哲學、養生及醫藥學、古代化學等方面也具有極大文化價值。
清代沿用明版《道藏》,未再重新編纂。道光年間,白云觀將觀內殘缺的《道藏》抄補齊整,成為又一重要鎮觀之寶。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道藏》經板被毀,各地秘藏的《道藏》亦難得一見。1923年至1926年,在大總統徐世昌支持下,經傅增湘、張元濟苦心經營,上海商務印書館借用白云觀所藏《道藏》,以涵芬樓名義影印。此舉有力推動了《道藏》在近代的傳播,在海內外產生了重大文化影響。1950年,白云觀又將觀內珍藏三百多年的明版《道藏》移交國家圖書館,成為享譽世界的珍貴道教文物,也以實物見證了白云觀在《道藏》文化史上的樞紐地位。
上林盛舉燕九節
燕九節即每年正月十九——丘祖誕辰日,民眾聚游白云觀。這是北京一年之初的盛大民俗,也是白云觀作為道教文化中心的生動體現。早在元代,大都民眾即以正月十九為“燕九”,闔城男女齊赴長春宮、白云觀,“縱情宴玩,以為盛節”。明代詩歌中,也有“燕市重逢燕九,春游載選春朝”“鬧蛾人勝爭貼,怖鴿天花亂飄”的生動描述。清初《燕九竹枝詞》,則總結為“長春修煉白云多,長春去后年年客”。可知燕九節的萌芽,應在元初“長春真人”入葬白云觀后逐漸開始,此后隨著全真教的發展,歷元、明、清之繁榮,長盛不衰。
明初長春宮廢棄,“燕九”民俗由元代長春宮、白云觀并重,轉而專以白云觀為核心。永樂遷都后,白云觀燕九節日加繁榮。明代燕九節在民眾間出現了多種不同的稱謂。或記為“宴丘”,以強調對“長春真人”的祭祀。或記為“耍燕九”,以表達“彈射走馬”之玩耍。或記為“煙九”“耍煙九”“淹九”,意在“淹留”元宵燈市的煙火流光。還有的附會為“閹邱”“閹九”,說此日為紀念白云觀道人邱元清之“就閹”。這既反映了“燕九”文化在不同階層、不同地域傳播的歷史過程,也顯示出京城民眾的廣泛參與程度。
清代燕九節達到新的高潮,“車騎如云,游人紛沓,上自王公貴戚,下至輿隸販夫,無不畢集”。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著名戲劇家孔尚任招集詩友同游白云觀,成為清代“燕九”盛事的典型。所作竹枝詞中,既有“七貴五侯勢莫當”的王公貴族,也有“村翁扶杖壇邊笑”的普通群眾;有“抵戲番歌玩不窮”的百戲場,也有“千里仙鄉變醉鄉”的吃食場;有“拇陣狂呼燕趙客”的壯漢,也有“手提線索罵天公”的頑童;有“芳心默記歸時路”的閨秀,也有“隊隊走橋深夜出”的少婦。“漫鑼緊鼓攔游客”“觀前觀后笛聲高”,廟會期間上演的人間百態,正是“燕九”文化吸引力的生動展現。
歷經歲月,白云觀燕九節形成諸多民俗活動。其中影響最大者,為十八、十九日的“會神仙”,時人稱為“才走星橋又步云,真仙不遇心如結”。膾炙人口的還有窩風橋上打金錢眼,所謂“更有美人占幸運,爭舒玉臂打金錢”。此外,摸猴、尋猴、摸銅騾子、騎毛驢等民俗活動,也深受民眾喜愛。
1949年以后,出于種種原因,燕九節民俗活動逐漸停辦,但白云觀的巨大影響仍繼續存在。每年春節廟會期間,均香火繚繞,游人接踵。作為全真祖庭之一的白云觀,素有“天下道教第一叢林”之譽。歷經修繕的白云觀現占地近6萬平方米,共有殿堂19座,規模宏大,布局緊湊。1979年,白云觀公布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又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國道教協會、中國道教學院、中國道教文化研究所均設于此,既深刻展現出道教文化的博大精深,也充分反映了“北京第一道觀”作為全國道教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
文章發表于《前線》雜志2019年第8期,轉載請注明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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