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故事：回憶姜寨遺址和史家遺址的發掘
1968年陜西省考古所解散，考古所員工有的下放“五七”干校或工廠，有的分流到文管會或博物館。文管會接管全省考古與文保工作，古生物、古人類及史前考古調查與發掘工作由半坡博物館負責，歷史時期考古發掘工作劃歸省文管會。
1971年，周 恩 來總理做出“文革”中要注意文物保護的指示，此后全國文博事業逐漸恢復，其中陜西省恢復得最快，陜西作為文物大省，得到了中央的特別重視。當時我在甘肅師范大學歷史系教古代史，家屬在西安工作，我經同學推薦，向主管部門申請照顧家屬關系調動工作，1972年我如愿調派至半坡博物館。
姜寨遺址是1972年發現的，此前農民修公路、梯田時就有墓葬、文物發現，但當時縣里沒有文物干部，對此無人問津。直到1972年文物工作恢復，當地文物干部趙康民發現了這一情況，并逐級上報。姜寨遺址東頭地勢高，平整土地時遺址東部被挖去兩米土墊在西部，遺址上層遺存破壞嚴重，下層的早期聚落竟“逃過一劫”。
1972年春冬兩季，半坡博物館依據破壞情況對姜寨遺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那年我剛入職半坡博物館，又是黨員，黨支部安排我頂替生病的同事，暫時負責人事工作，并且每周一、三、五給年輕同志講授歷史文獻，所以沒能參加野外發掘。
姜寨遺址探方發掘現場
1973年國家文物局、省文化局要求重用業務干部、知識分子，原先姜寨遺址考古領隊是半坡博物館黨支部書記，轉業軍人出身。我是西北大學考古專業1959屆畢業的，半坡博物館的業務干部都算是我學弟，所以姜寨遺址考古領隊的職務就落到我頭上了，張鼎玉任副隊長，他是西北大學1962屆的。實際上姜寨遺址大規模、正規的發掘始于1973年，此前發掘人員多是從陳列部門、群工部門臨時抽調的，發掘面積也十分有限。
姜寨遺址甕棺群清理
1973年至1979年姜寨遺址的發掘工作主要由我主持，那時候就已經強調領隊負責制了。我在考古隊住處掛了一張“指揮圖”，每天新發現的各種遺跡都要及時標在圖上，并統一編號。工地上人很多，算上民工經常是上百號人，西北大學、南京大學等高校學生都來實習過，還有工農兵學員及各縣市文物干部。因發掘人員專業水平參差不齊，為對全體隊員提出起碼的工作要求，我專門設計了一套遺跡單位登記表。
經過數次發掘，逐步揭示了環壕內五組房屋朝向中央的聚落布局，但聚落中央并未發現與房屋同時的遺跡，卻揭露出了姜寨二期合葬墓，對這批墓葬文化屬性的探索，最終導致了史家遺址的發掘。我當時暗自忖度，姜寨一期聚落中央到底有沒有大房子、廣場或圖騰柱？剛好搞民族考古的林耀華、李仰松及宋兆麟等先生來參觀，我就向他們請教民族學的問題。此外還有很多高校、科研院所的專家學者來考察，和我討論問題，我從不有所保留。石興邦、嚴文明、張忠培、曾騏等先生也多次來指導發掘，使我很受啟發。陜師大歷史系斯維至教授年逾六旬，要求在工地上觀摩考察、參與發掘，令人十分感動。
1979年中國考古學會成立大會在西安召開，夏鼐先生帶著一大幫與會學者先后去了兵馬俑和姜寨遺址。在兵馬俑發掘現場夏先生發了一頓牢騷，要求查看發掘記錄，也拿不出來。到了姜寨遺址，夏先生及其他學者都對發掘情況表示滿意。夏先生征詢蘇秉琦先生的意見，蘇先生說，全國都還沒發現過保存得這么好的史前聚落，發掘的科學性也強。會議結束后，我邀請夏鼐、蘇秉琦、鄒衡、張忠培等先生去半坡遺址博物館，看看近幾年其他遺址的發掘材料。在座談會上，蘇秉琦先生十分興奮，說他想在這里住上一個禮拜慢慢看，蘇先生還給我布置了一個任務，讓我把小口尖底瓶從早到晚排個隊。安志敏、石興邦、鄒衡、張忠培等先生對姜寨遺址的發掘十分滿意，對半坡博物館的考古工作給予了充分肯定。
在姜寨遺址的發掘過程中，我們對周邊地區尤其是西安以東的史前遺址進行過多次調查。1973年至1975年我去渭南湭河流域調查了三次，湭河兩岸遺址分布特別密集。1973年我與張鼎玉、張瑞嶺從渭南縣城沿河溝向南踏查，史家村恰好位于湭河支流交匯處。我們在史家村發現了兩片墓地，一片為廟底溝墓地，另一片就是史家墓地。史家村南修公路，在白廟村旁翻出了一片廟底溝類型墓葬，被破壞得很可惜，很多陶器直接被砸爛墊路。瀕臨湭河有一大片竹園，史家墓地就在竹園旁邊。農民在種莊稼的過程中使得部分墓葬、遺物暴露出來，其中就包括葫蘆瓶殘片。其實，早在1958年張忠培先生就曾調查過這一地區，并發現了白廟遺址等，可能是由于那片竹園的遮蔽而錯過了史家遺址。
史家遺址發掘的原因還得說到姜寨遺址，1975年姜寨二期墓葬發現后，我已經察覺姜寨二期與一期的文化面貌存在明顯差異，葫蘆瓶具有典型性，小口尖底瓶略有區別，器物組合也不盡相同。我們希望發掘一處與姜寨二期內涵相似且遺存更加豐富、典型的遺址，史家遺址無疑是當時最好的選擇。
1976年，經國家文物局批準，我帶著左忠誠、王仲紀就去了史家村。那時候，史家村很窮，農民吃不飽，一個勞動日才值五分錢，有些農民甚至白天步行35華里路到縣城去要飯。村里沒辦法接待，考古隊派不上飯，也沒地方住。我們就駐扎在附近的廟里，那個廟原來是村小學，由于沒有老師，學校關了，房子也就空下了。把課桌集中到墻角，鋪上床板，就解決了住的問題。我們到陽郭公社糧站買糧，一半苞谷面，一半白面，后來找不到社員做飯，就把王仲紀的老婆請來燒煮。王仲紀夫婦住在廟里，我和左忠誠又搬到了村長家里，村長的兄弟在考古隊當學員，村里的婦女、老人在工地上干活，春天挖了三個月，秋天挖了一個多月，年底生產隊給農民結算時，一個勞動日能分到兩毛錢。
當時半坡博物館考古隊有十幾個隊員，我同時負責四個考古工地，還有調查任務，但主要還是在姜寨遺址、史家遺址間來回跑。我由西安坐公交車到渭南縣，有時步行去史家遺址，有時騎工地上的自行車。最怕遇到下雨天，小腿上裹一層爛泥，自行車也推不動，只能中途寄存在農戶家。很多來姜寨遺址參觀的學者想去史家遺址看看，大多因為交通原因未能遂愿。
史家遺址探方一開，就讓人激動得不行，遺址很單純，和姜寨二期面貌一致，除了邊緣少許墓葬被破壞，大多保存完好，共發掘了43座合葬墓。此后一系列類似的遺存也被識別出來，如銅川呂家崖、合陽吳家營等遺址。后來，我陪安志敏先生去考察藍田泄湖遺址，當地獸醫站掏窯洞，窯壁上恰好暴露出一座與史家遺址類似的墓葬。北京考古界獲知史家遺址的發現后，催促我趕緊把發掘資料整理出來，1977年我將簡報寄給《考古》編輯部，第二年發表后，引起了學界廣泛關注。我在寫文章時，將這類介于半坡類型、廟底溝類型之間的遺存稱之為“史家類型”，也有學者稱其為“姜寨二期類型”或“半坡類型晚期遺存”。（中國文物報 鞏啟明/口述 唐博豪 肖宇/整理 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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