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慶柱 |“絲綢之路”的考古認知

劉慶柱：“絲綢之路”的考古認知

從古代中國通往亞歐大陸各地曾經有多條“絲綢之路”，其中以“沙漠絲綢之路”最為著名。這些路線早已淹沒于地下、水下，今天人們的認知主要依據考古發現的“點”，結合文獻記載，再連接成“線”。絲綢之路主要是外傳了古代中國的精神與物質文明，西域受其影響最大并被納入中國版圖。沙漠絲綢之路的貿易活動基本上可以說是單向的，往來的商人主要是中亞的粟特人。無論是陸路還是海陸，絲綢之路興盛之際都正值中國進入盛世之時。

文章來源：《經濟社會史評論》2015年2期

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的《中國》一書出版。在該書中，他將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間，連接中國與河中(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又稱“河間”)及印度的絲綢貿易路線，稱為“Seiden Stra Ssen”，英文將其譯成“Silk Road”，中文譯為“絲綢之路”。這是第一次出現“絲綢之路”的命名。1910年，德國學者阿爾巴特?赫爾曼(A. Herrmann)在《中國和敘利亞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書中又作了進一步闡述，并將絲綢之路延伸至敘利亞。現在，“絲綢之路”已成為古代中國、中亞、西亞之間，以及通過地中海(包括沿岸陸路)連接歐洲和北非的交通線的總稱。由于中國與中亞、西亞等地的這條交通路線必須途經一段沙漠地帶，所以人們又稱其為“沙漠絲綢之路”(或稱“綠洲絲綢之路”)。與這一名稱相對，后來學術界又陸續提出“草原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和“西南絲綢之路”等。那么，這些絲綢之路在歷史上都起過什么作用，又是怎樣被發現的呢？

一、對各條絲綢之路的基本認識

絲綢之路有多條，目前學術界認為主要有沙漠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和西南(或稱“南方”)絲綢之路。出現多條不同的絲綢之路是因為它的時空特點不相同，歷史作用也不一樣。

草原絲綢之路在中國境內東起大興安嶺，西至新疆，再向西是南西伯利亞、中亞的北部。它始于四五千年前，也許更早。這條路是因當時的游牧民族生產生活活動而形成的。早期的草原絲綢之路實際上是一條文化交流之路，當然這種交流是游牧民族生計活動的“副產品”。秦漢時期以后，沙漠絲綢之路開通了，這條路就變成一條“輔路”，所起的作用不像以前那么大了。

現在一般所說的絲綢之路是指沙漠絲綢之路。沙漠絲綢之路以張騫通西域為開端，籠統地說，此路自陜西西安經甘肅、新疆，出境后經中亞、西亞至南歐意大利威尼斯，東西直線距離7000公里，在中國境內長達4000公里。

沙漠絲綢之路是西漢王朝官方開辟的一條“政治之路”“外交之路”。就當時而言，“文化交流”和“商貿活動”是它的“副產品”。張騫出使西域的目的是要與西域(今新疆)36國及中亞各國建立友好關系，西域地區的酋長們也渴望擺脫匈奴的統治，加入到漢王朝統一的國家政體中。現在有一種看法，認為沙漠絲綢之路是因絲綢貿易而形成的，但是無論文獻記載還是考古發現，都證明西漢王朝開辟絲綢之路的目的，不是為了貿易。那時，通過這條路線來中國內地從事包括絲綢貿易的是中亞商人。迄今為止，在中國境內出土的駱駝俑的牽駝俑均為“胡人”，還沒有發現一例漢人牽駝俑，這說明當年絲綢之路上的商人是“單向”的。來往于絲綢之路經商的胡人主要是“粟特人”，在洛陽出土的唐代胡商俑，及西安、太原、寧夏固原等地考古發現的粟特人墓葬，①再現了這個經商民族的特征。粟特人是進入中華帝國最多的中亞人。②

西南絲綢之路又稱“蜀—身毒道”或“南方絲綢之路”。西南絲綢之路是從中國西南的四川成都、云南大理，經保山、騰沖、盈江到達緬甸境內的八莫，從八莫到印度，又從印度至中亞、歐洲。有學者提出，西南絲綢之路可以分為東路、中路與西路。東路是由成都、貴州西北、廣西、廣東至南海；中路是由成都、云南、步頭道、桑道至越南；西路有身毒道和五尺道兩條，二者均經云南、緬甸至印度。

西南絲綢之路是一條商貿之路，文化交流是其“副產品”。它的商貿活動主要在民間，比沙漠絲綢之路還要早。《漢書》記載，張騫出使西域時，在阿富汗就見到了來自中國四川的“竹杖”和“蜀布”，這些東西是從四川經云南、緬甸到印度，然后又北上轉運到阿富汗。③有學者根據近年來四川三星堆遺址、金沙遺址出土的象牙等遺物可能來自印度，推測相對于夏商時代中國西南地區已經與南亞次大陸有了來往與交流，也就是說，西南絲綢之路的產生可以上溯至夏商時代。

由于西南地區銅鼓多，有人又將西南絲綢之路稱作“銅鼓之路”。中古時代以后，因這條道路多運送茶葉，也有“茶馬古道”之稱。

一般認為海上絲綢之路是從漢代開始的。《漢書?地理志》記載，南海航線最遠可達印度南部東海岸之唐契普拉姆(Conjevanam)。④漢代中國境內的番禺、徐聞、合浦、交州等地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早期港口，其中番禺尤為重要。后來考古發現證實，春秋戰國時代，從東亞經過南亞至西亞的海上絲綢之路已經存在。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是進行商貿活動，也有個別政府主導的“朝貢”“外交”和“文化交流”。這條絲綢之路主要不是販運絲綢，從發現的沉船之內的“貨物”來看，中古以后主要是外銷中國的陶瓷。先秦至隋代以前，中國多是與西亞、中亞地區往來；南朝后期與波斯來往增多；唐宋元時期則以阿拉伯地區為多。中國唐宋元明時代的瓷器，在東南亞、中亞、南亞、西亞、北非等地多有發現，這應該是當年海上絲綢之路商貿活動的遺存。那時，陶瓷是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的主角，因此這條路又被稱為“海上陶瓷之路”。

二、絲綢之路的考古發現與研究

歷史文獻上沒有絲綢之路的詳細描述，確認主要依據考古發現，再結合文獻記載。因此可以說，近代以來人們對絲綢之路的認知，源于近代考古學傳入中國。

絲綢之路是“一條線”，這條線現在已經看不到了，那么怎么知道古代有這條線路呢？“線”是由千千萬萬個“點”組成的，考古學正是通過對絲綢之路上若干“點”的發現，連接了已經淹沒于地下、水下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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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絲綢之路的考古發現與研究

在人類史前時代，東亞、地中海、中南美、南亞次大陸等地已經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近百年來的考古發現說明，上述不同“文化”發展出了東亞文明與地中海文明、中南美文明等，它們之間早在遠古時期已經有一定的文化交流。我國考古發現的史前與先秦時代的農作物小麥、家畜的牛羊與馬(這種馬是古代印歐人首先在黑海—里海北岸培育成功的)、交通工具的馬車、金屬冶鑄、金器、玻璃器(鈣鈉玻璃)等，可能受到地中海文明的影響。東亞的中心地區——黃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也在史前時代已經西漸。公元前四千紀后半葉，仰韶中晚期文化進入河湟地區和岷江上游；公元前三千紀前半葉，傳入到黃河上游、川西北地區及河西走廊西部；公元前三千紀末，西進至新疆哈密，來自東方的蒙古人種與從新疆北部南下的原始高加索人種，在哈密發生碰撞并出現融合。西傳過去的也包括農業。⑤

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出土的古玉，有些玉石的礦物成分與和田玉相似，這說明至少在新石器時代晚期，于闐(今和田)就可能與中原發生往來。先秦時代以于闐玉石制作的玉器在內地考古發現很多。1974年，殷墟婦好墓發掘、出土了500多件玉器，經過鑒定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和田玉⑥。也就是說，在3000年前和田玉料就到了東方。它傳過來的線路是，從和田到吐魯番，然后北上通過新疆北部，到了現在的甘肅、內蒙古，再南至寧夏，然后再向東，經山西、河北南部至安陽，然后再往東到了山東，這是和田玉在3000年前的傳播路線⑦。與此同時，具有先秦時代特點的內地文物，也在西域遺存中屢次被考古發現，如巴澤雷克墓地出土了中國秦代漆器殘片、戰國時代“四山紋”銅鏡等⑧。考古資料還顯示，從甘肅進入新疆東部的古代先民并未停止西進的腳步，他們以哈密綠洲為基地，沿天山余脈南北兩路繼續西行，一路向北進入巴里坤草原、準噶爾盆地南緣、烏魯木齊；另一路向西進入吐(魯番)鄯(善)托(克遜)盆地。

在沙漠絲綢之路開通以后，草原絲綢之路就居于次要地位了，但是在歐亞文化交流中仍然在發揮作用。魏晉南北朝時期，鮮卑人以平城(今大同)為首都，建立了北魏王朝，并在平城開鑿了中國第一個國家級的石窟寺即云岡石窟。后期的草原絲綢之路，一直通到山西、內蒙古、河北、北京、遼寧等地，近年在上述地區的貴族墓葬中陸續發現了不少西亞和中亞的金銀器、銅器、玻璃器，波斯薩珊朝銀幣、拜占庭金幣、伊斯蘭玻璃器等文物⑨。

公元4—11世紀，草原絲綢之路成為東北亞的國際交通路線，對中國、朝鮮和日本與西方的文化交流有著極重要的作用。草原絲綢之路從中國往東發展，進入了朝鮮半島，然后通過對馬海峽到達日本九州，日本考古發現的大量中國文物其中不少就是通過草原絲綢之路傳播過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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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絲綢之路的考古發現與研究

沙漠絲綢之路首先是一條政治之路、外交之路。鑒于西域三十六國與西漢王朝的友好關系與主動愿望，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漢王朝先后在甘肅河西走廊設立酒泉郡、武威郡、敦煌郡、張掖郡四郡，爾后在今新疆地區設置西域都護府，治烏壘城(今新疆輪臺東)搞屯田，使西域成為漢王朝的一部分，西域各族成為中華民族的成員。通過多年來在新疆地區開展的考古工作，發現了沙漠絲綢之路上的漢唐王朝軍政、經濟設施的遺存，主要有作為社會政治平臺的“城址”，軍事與經濟雙重功能的屯田，軍政功能的烽燧、亭障等等。這些是中央政府在西域行使國家主權行為的重要物化載體，反映了當時西域地區的“國家主導文化”。

“城址”是國家的政治平臺。據文獻記載，古代國家“筑城以衛君，造廓以守民”。中國古代史上的“城”是政治平臺，都城是國家的縮影，皇宮是國家的政治中樞。不同形制的城址是不同政體的反映。以樓蘭地區為例，樓蘭早期的城就其平面而言有兩種，一種是圓形的，一種是方形的。在漢代經營西域之前，西域的城市布局主要是受中亞影響，城的平面為圓形；張騫通西域后，樓蘭城址發生變化，出現了內地特色的方城。方形城出土的遺物大多和內地基本一樣，如文書和官印，它們是漢王朝在這一地區行駛國家權力的物化載體。西域漢代城址是漢代中央政府管理西域的物化載體，目前考古已經發現的西域漢代城址有多座。其中以輪臺和塔里木盆地南緣的羅布泊和若羌地區的漢代城址較多、較重要。

天山南麓的輪臺地區最受矚目的工作是尋找西漢在西域的早期政治中心——西域都護府遺址，⑩一般認為今輪臺縣策大雅鎮的烏壘城遺址即西漢時代的西域都護府遺址。(11)20世紀70年代以來，考古工作者在輪臺地區還勘察了阿格拉克古城、奎玉克協爾古城(柯尤克沁古城)炮臺古城、黑太沁古城、昭果特沁古城、卡克勃列克古城等城址，其中一些城址發現有漢代遺物。但是目前還不能確定漢代西域都護府遺址的具體城址。(12)

羅布泊和若羌地區是漢王朝在西域經營最多的地方，漢代的樓蘭、鄯善古國都在這一地區。這里主要的漢代城址有布淖爾土垠遺址、LE古城、LA古城、LK古城、LL古城、“且爾乞都克古城”等。關于這些古城遺址與歷史文獻記載的漢代城址關系，目前學術界還存在爭議。有學者根據出土漢簡等認為，古代樓蘭道上的布淖爾土垠遺址，可能是西域都護府左部左曲候或后曲候的治所；(13)LE古城早期是樓蘭國都，后期是西域長史治所；(14)元鳳四年(前77)，樓蘭王從LE古城遷至若羌縣城附近車爾臣流域的抒泥城，即“且爾乞都克古城”，作為鄯善國都城；(15)LA古城可能是西域長史治所或“樓蘭之屯”的遺址；(16)LK古城可能是西漢伊循城故址、LL古城則可能是西漢伊循都尉府所在地。(17)焉耆縣城西南12公里的博格達沁古城，平面大致呈長方形，周長3000多米，這是焉耆盆地最大的漢代城址。關于此城址，學術界看法不一，有焉耆國都城員渠城、尉犁國都、焉耆鎮城等多種說法。(18)

北疆地區奇臺縣石城子有一座東漢時期的古城遺址，城址內出土過大量漢代文物。該城址有可能是曾設有漢朝官署的疏勒古城。(19)疆是游牧民族生活的地方，也是中原王朝爭奪控制草原的前哨和基地。巴里坤發現的漢永和二年(公元137年)碑、敦煌太守裴岑大敗匈奴呼衍王紀功碑、漢永元五年(公元93年)任尚紀功碑等，反映了漢代中央政府對這里進行國家管控的歷史。(20)

北庭故城

中古時代的北庭故城，亦稱護堡子古城，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薩爾縣城北。古城規模宏大，略呈長方形，分內、外二城。在城西北隅出土了唐代銅質官印“蒲類州之印”，還有工藝水平很高的銅獅、石獅、葡萄紋銅鏡龜、開元通寶、刻花石球、下水管道及陶器等。從北庭故城城址形制與其出土遺物來看，與內地文化的一致性是顯而易見的。北庭故城遺址已被批準為世界文化遺產(作為絲綢之路世界文化遺產組成部分)。

目前考古已經發現的西域唐代城址有多座，如庫車縣城附近的唐代安西都護府治所(亦為古龜茲國的伊羅盧城)——皮朗古城亦稱哈拉墩；高昌故城，漢稱高昌壁。兩漢魏晉時期，戊己校尉屯駐于此，此后曾為前涼高昌郡治、麴氏高昌王國國都、唐西州州治和回鶻高昌王都。全城分外城、內城和宮城三部分，布局略似唐長安城。其中的交河故城和高昌故城也已經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作為“絲綢之路”世界文化遺產組成部分)。

高昌故城

屯田是中國古代王朝在邊遠地區實施的一種國家軍政管理與生產組織形式。屯田始于西漢時代的西域，漢代在西域屯田的屯軍具有雙重身份。(21)在新疆地區發現的與屯田相關的遺物、遺跡很多，如：民豐縣尼雅遺址發現的“司禾府印”，說明東漢在尼雅一帶屯田并設有專門管理屯田事務的機構。羅布淖爾北岸土垠遺址出土的漢文木簡內容，大部分與屯田有關。羅布泊北的孔雀河北岸，發現的古代大堤用柳條覆土筑成，應為水利工程。樓蘭城東郊考古發現有古代農田開墾的遺跡。米蘭發現的大規模灌溉系統遺跡應該是漢代遺存。輪臺縣西南拉伊蘇附近的輪臺戍樓為唐代屯田遺址的一部分。

新疆東部至今保存的坎兒井是內地農業與農業技術同時進入東疆地區的物證。坎兒井實際上就是《史記》所載陜西渭北地區的“井渠”。《史記?河渠書》記：“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井渠之生自此始。”(22)“井渠”產生于西漢時代的關中地區，西傳至新疆。

克孜爾尕哈峰燧

由敦煌至庫爾勒沿線筑有漢代烽燧，這些“烽燧”是中央政府的國家工程。燧烽是絲綢之路的重要文化遺產，是中國古代王朝開辟絲綢之路、保護絲綢之路的歷史見證，是中國中央政府對西域實施軍政管理的物化載體。籍此可以說明，新疆早在兩千年前已經是中國的一部分。南疆的克孜爾漢代烽燧遺址見證歷史重要性，2014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作為絲綢之路世界文化遺產組成部分)，說明國際社會對兩年前形成的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認同。與此相關的“河西走廊”上的漢代“玉門關遺址”、“懸泉置”及漢唐“鎖陽城”遺址，也都作為絲綢之路的組成部分而成為世界文化遺產。

玉門關

鎖陽城遺址

西域考古發現的“漢文化”遺存非常多。文字是人類文化的“核心文化基因”。考古發現，漢字是漢代西域時代最早的文字之一，是西域兩千年來一直使用的官方正式文字。20世紀70年代末羅布泊地區清理出土了漢文簡牘文書63件；且末縣扎滾魯克墓地三期文化遺存(漢晉時期)的墓葬之中出土了漢文紙文書；尼雅遺址發現8件王室木札，以漢隸寫成。新疆地區考古發現的漢字材料及其書寫制度，深受中原影響。這套制度傳入西域應與屯守邊疆的戍卒有關。漢佉二體錢的不斷發現更是西域使用漢文的重要證據。

新疆地區考古還發現很多例織錦上的漢字。如1995-1997年尼雅遺址墓地發現的漢晉時期織錦上有“延年益壽大宜子孫”“長樂大明光”“恩澤下歲大孰長葆二親子孫息兄弟茂盛壽無極”“安樂如意長壽無極”“萬世如意”“世毋極錦”“王侯合昏千秋萬歲宜子孫”“五星出東方利中國”“大明光受右承福”等文字。又如羅布泊地區20世紀70年代末孤臺墓地發現織錦殘片上的文字“延年益壽大宜子孫”“長樂明光”“續世”“廣山”“登高望”“望四海貴富壽為國慶”等。這些有文字的絲綢是漢王朝“官式”文化在西域地區存在的反映，它們可能是“朝貢”歷史的物化遺存。西域地方首領對漢王朝的服飾十分重視與羨慕，(23)絲綢是漢王朝饋贈他們的重要“禮品”。他們生前享用，死后隨葬。這些饋贈絲綢一般都出自當地高等級墓葬中。

新疆發現的高等級墓葬的棺槨也反映出華夏傳統文化的影響。1998年在若羌縣樓蘭古城以北出土的貴族墓葬的木棺，木棺頭擋板的圓圈內繪著一只金烏，足擋板的圓圈內繪著一只蟾蜍，分別代表日、月。用金烏和蟾蜍象征日、月天象，是華夏文化的傳統。中原帝王與貴族的墓葬中有很多這方面的內容，如濮陽西水坡新石器時代墓葬中的龍虎北斗圖與龍虎鳥麟四象圖、(24)湖北隨縣曾侯乙墓漆箱蓋上星象圖、(25)秦始皇陵地宮“上具天文，下具地理”、(26)西安交通大學西漢壁畫墓天象圖、(27)洛陽西漢卜千秋壁畫墓、(28)洛陽淺井頭西漢壁畫墓、(29)洛陽西漢墓中的星象圖、(30)洛陽金谷園新莽時期壁畫墓、(31)山東肥城縣孝堂山石刻的日、月、星象圖，(32)等等。在新疆發現的這件兩千多年前的棺槨，上面的彩繪圖案顯然是移植了華夏文化。

印鑒更具漢“官文化”特色。新疆出土的“漢歸義羌長”銅印，印正方形，臥羊鈕，陰刻篆文“漢歸義羌長”。該印是古羌族人歸屬漢朝后，漢朝中央政府頒發給首領的官印。西域羌族散居在塔里木盆地各綠洲和帕米爾西河谷中，主要從事畜牧和狩獵，亦兼農業。

在新疆地區的漢唐遺址與墓葬中，還出土了一些漢文典籍。如：羅布泊西漢烽燧遺址中出土的《論語?公冶長》篇簡，羅布泊海頭遺址發現的東漢末年的《戰國策》殘卷和算術《九九術》殘簡，1993年尼雅遺址發現的《蒼頡篇》殘文等。此外還出土有《毛詩》《鄭玄注論語》《偽孔傳尚書》《孝經》《急就篇》《千字文》、薛道衡《典言》、佚名《晉史》《唐律疏義》《針經》和《佛經》等古籍抄本。

絲綢之路開通后，南亞佛教通過中亞、西域傳入內地，融合中國傳統的漢文化，成為漢文化圈的一種重要宗教。西域是佛教漢化的第一站，然后進入甘肅、寧夏、晉北，爾后到達內地。在內地進一步整合，最后傳到朝鮮、日本、越南北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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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絲綢之路的考古發現與確認

西南絲綢之路與佛教傳入有關。佛教基本上從兩條路線傳入中國：一是通過沙漠絲綢之路從南亞、中亞傳至東亞；另一條就是通過西南絲綢之路，從印度經緬甸進入中國云南、四川等地，然后沿長江流域向東至長江流域下游。西南絲綢之路的興起應該早于沙漠絲綢之路，因為張騫出使西域時就在今阿富汗看到從印度運去的“蜀布”，也就是說在張騫“鑿空”之前，中國西南地區已經與印度有了商貿、文化來往。(33)近年來有學者根據四川、云南的考古發現指出，西南絲綢之路可能早在夏商時代已經存在，其證據是云南大理、晉寧、曲靖和四川三星堆遺址等地發現的齒貝、四川三星堆遺址與成都金沙遺址發現的象牙，均應產于印度。如果這種看法成立的話，那么西南絲綢之路要上溯至夏商時代。(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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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絲綢之路的考古發現與研究

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是通過古代碼頭、沉船的考古發現，以及相關地方的考古發現探索海上絲綢之路的路線。比如在安陽殷墟發現的三千年前的甲骨文刻在龜板上，經過驗證，這些龜板來自馬來西亞來的“亞洲大陸龜”。早在殷商時代，犀牛形象就進入中國青銅器藝術。戰國秦漢時代流行銅犀牛，河北平山戰國中山王墓出土錯金銀青銅獨角犀，漢文帝的母親薄太后南陵出土了真的犀牛骨架，漢武帝茂陵陵區出土的錯金銀銅犀牛，還有漢代江都王陵出土的銅犀牛，唐高祖獻陵的石犀牛等，其中大多犀牛來自南亞地區。南亞地區犀牛有不同品種，印度犀牛個體較大，而東南亞的蘇門答臘犀牛個體較小。中國古代的犀牛及其作為模型的犀牛，可能與海上絲綢之路有關。

山東半島戰國古墓出土的西方玻璃珠，年代在公元前6至前3世紀，屬于地中海東岸產品。漢唐時代通過海上絲綢之路來到中國的其他域外遺物，還有山東臨淄西漢齊王墓發現的列瓣紋銀豆；山東青州西辛村發現的列瓣紋銀盒；廣州南越王墓及南越國遺址出土的非洲象牙及象牙印章、象牙器，西亞或中亞的銀盒、金花泡飾，南亞的乳香；廣東漢墓出土的羅馬玻璃、肉紅髓石珠和多面金珠、波斯銀幣和銀器等。江蘇、福建等地古代墓葬中還出土了多面金珠、羅馬玻璃、波斯孔雀?{釉陶瓶、波斯釉陶壺等。由此可以復原一條從埃及亞歷山大港，經印度、東南亞到山東半島的古代海上交通路線。至于漢代與南北朝時期，中國北方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與東北亞的朝鮮半島與日本列島的交流更為頻繁，那里出土的眾多漢代與南北朝時?期的中國文物是最有力的歷史見證。中古時代及其以后，隨著歐亞大陸絲綢之路的衰落，海上絲綢之路進入了最為繁盛時代。唐、宋、元時代，尤其是宋元時代，中國在海上絲綢之路中占主導地位，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中國船隊活躍在印度洋，遠航至非洲東海岸。宋元時代中國的航海與造船技術居世界先進水平。

三、絲綢之路與“盛世”中國

絲綢之路最興盛之際，也是中國最昌盛之時；那條絲綢之路最興盛，就說明中國那個地區最興盛。比如，草原絲綢之路最興盛的時候，也是中國北部地區最興盛的時候。為什么呢？因為它的主體文化在那里。漢唐時期國家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經濟中心以黃河流域為主，沙漠絲綢之路興盛了。唐宋及其以后，隋煬帝大運河的開鑿，國家政治中心東移、北移，首都從長安、洛陽的兩京地區東移到開封，宋代以后北移到北京，經濟重心移到了東部沿海，絲綢之路也就由沙漠絲綢之路為主，變成以海洋絲綢之路為主。因此，絲綢之路與“盛世”相連。沙漠絲綢之路始于張騫出使西域，漢唐也是中國最繁盛的時期。兩大盛世“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都在漢唐絲綢之路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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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之路與統一多民族國家和中華民族的形成、發展

草原絲綢之路與最早“中國”同步出現；沙漠絲綢之路為最初的統一多民族中央集權國家所開創，伴隨著中華民族的形成與早期發展。

中國在秦朝進入帝國時代，秦始皇建立統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權國家以后，由于秦始皇的急政、暴政，秦帝國很快就被推翻了。西漢王朝的建立，使統一多民族中央集權國家得到進一步發展，其中就包括絲綢之路的開通。

西漢王朝為了開通絲綢之路，首先需要排除匈奴的干擾，保障從長安通往西域、中亞的交通，為此西漢王朝在河西走廊建立了“河西四郡”，在天山南麓一帶設置了西域都護府，使國家西部疆界從甘肅中部(秦代國家西界在蘭州)擴展至西域(新疆)，在這一社會發展中，沙漠絲綢之路發揮了重要作用。北方“南匈奴”的內附與東北地區“樂浪四郡”的設置，使漢王朝完成了北方與東北地區的國家建設。在這一歷史進程中，沙漠絲綢之路與草原絲綢之路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秦漢時代“南海九郡”的建設，使華南與東南沿海成為中華民族與古代中國的“大后方”，成為海上絲綢之路開辟與發展的國家保障與支撐。西南絲綢之路促進了西漢王朝對“西南夷”的開發。不難看出，草原絲綢之路、沙漠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西南絲綢之路與中華民族、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有著十分密切關系。

絲綢之路從開始就是一種朝貢文化，反映古代中國有容乃大、和合至上、與鄰為友的傳統，這種文化一直延續到中國古代社會后期的鄭和下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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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之路與古代中國走向世界

中國歷史上各個王朝，真正走出中國是從絲綢之路開始的。過去只是說通過絲綢之路，國外的文化、藝術、宗教、自然物產如何影響傳播到中國。但是從世界歷史的角度來說，更為重要的是中國走向世界。因此當絲綢之路作為世界文化遺產時，強調的是“絲綢之路起點——長安”，也就是說“絲綢之路”首先是從古代中國的政治中心——長安“走向世界”，其次是世界走向中國。

近代考古學問世以來，在中亞、西亞、南亞、東北亞、東南亞、非洲等地發現了數量眾多的中國古代文物。如在中亞和西亞地區的今阿富汗、哈薩克、烏茲別克，發現了漢唐時代的絲綢與中國文物；南亞印度和巴基斯坦、非洲東海岸肯尼亞等地發現了宋元時代的中國瓷器等；東北亞與東南亞朝鮮、韓國、日本、越南等地出土了青銅器、五銖錢、銅鏡、印章、瓦當、絲綢、瓷器等中國古代文物。這些遺存是中國人走出國門帶出去的，或外國人來華帶回去的歷史見證。(35)這充分說明絲綢之路使中國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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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之路與古代歐亞走近中國

絲綢之路使外部世界走近中國。草原絲綢之路使東北亞、海上絲綢之路使東南亞建立了與漢王朝及其以后歷代王朝的密切關系，形成以古代中國為核心的“漢文化圈”或叫“儒家文化圈”。以往有一種偏見：絲綢之路被描繪成中國“被”絲綢之路了，如絲綢之路上的文化遺產被認為主要是佛教寺院與石窟，祆教、摩尼教、景教等遺存。而從世界史角度來說，中國之外的世界是“被”絲綢之路的。

漢唐王朝是絲綢之路的開拓者，首先是西域地區“被”綢絲之路影響：天山廊道的古代農業經濟與史前時代后期內地農業的東漸密切相關；西域古代城址中方形的城址、屯田的遺跡與遺存、眾多漢唐烽燧遺址以及現存的坎兒井等等，都是絲綢之路影響西域。絲綢之路開通后，漢字成為西域的官方文字，以漢字為主的文獻典籍、漢字印章、高級服裝上的漢字、石碑上的漢字、貨幣上的漢字，這些發現說明漢文化的西傳。佛教雖然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但傳入中國后的佛教被漢化，被融入儒家文化的佛教連同道教、儒學，發展為三教合一的中華傳統宗教文化，使佛教的中心從南亞轉到東亞、中國。

此外，漢唐與中古時代以后，隨著沙漠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的進一步發展，中國四周東西南北的域外文化大量傳入有著“和合文化”基因的廣袤中國。如東北亞的遣唐使、北宋開封城的猶太商人、宋元時代泉州的伊斯蘭商人、京杭大運河上的東南亞國家來華元首與使者、北京的古代景教寺院、元代來華的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等，他們來到中國，認識與了解中國，促進了中外文化與經濟的交流，也啟迪了中國人了解世界的興趣。

總之，古代的四條絲綢之路中，沙漠絲綢之路最重要，因為這條絲綢之路關系到中國漢唐王朝盛世的國家安全和發展，關系到漢唐王朝“和合外交”的實施，關系到古代世界東西方文化的交流。

注釋：

①陜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北周康業墓發掘簡報》，《文物》2008年第6期；楊軍凱：《北周史君墓》，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編著，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

②榮新江：《北周史君墓石槨所見之粟特商隊》，《文物》2005年第3期。

③《漢書》卷六十一《張騫傳》。

④《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日，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湛離國；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余，有黃支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人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異物，赍黃金雜繒而還。所至國皆稟食為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巳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⑤李水城：《東風西漸：中國西北史前文化之進程》，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郭物：《新疆史前晚期社會的考古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發現與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324頁；張培善：《安陽殷墟婦好墓中玉器寶石的鑒定》，《考古》1982年第2期。

⑦林梅村：《絲綢之路考古十五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59頁。

⑧S. I. Rudenko,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London; J. M. Dent and Sons Ltd, 1970.

⑨磁縣文化館：《河北磁縣東魏茹茹公主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年第4期；石家莊地區文化局文物發掘組：《河北贊皇東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年第6期；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北省定縣出土北魏石函》，《考古》1966年第5期；朝陽北塔考古勘察隊：《遼寧朝陽北塔天宮地宮清理簡報》，《文物》1992年第7期；黎瑤渤：《遼寧北票西官營子北燕馮素弗墓》，《文物》1973年第3期；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太原南郊金勝村唐墓》，《考古》1959年第9期；王克林：《北齊庫狄迴洛墓》，《考古學報》1979年第3期；馬玉基：《大同市小站村花圪垯臺北魏墓清理簡報》，《文物》1983年第8期；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北京西郊西晉王浚妻華芳墓清理簡報》，《文物》1965年第12期。

⑩《漢書》卷九十六《西域傳》：西漢神爵三年(前59)“因使(鄭)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韃，披莎車之地，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饒”。

(11)黃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記》，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年，第9頁。

(12)劉慶柱、白云翔主編：《中國考古學?秦漢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870頁。

(13)孟凡人：《樓蘭新史》，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0年，第60—83頁。

(14)林梅村：《樓蘭國始都考》，《漢唐西域與中國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279—289頁。

(15)林梅村：《敦煌寫本鋼和泰藏卷所述帕德克城考》，《漢唐西域與中國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273—275頁。

(16)孟凡人：《樓蘭新史》，第36—59頁；林梅村：《絲綢之路散記》，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年，第90頁。

(17)孟凡人：《樓蘭新史》，第101—114頁。

(18)徐松：《西域水道記》卷二，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韓翔：《焉耆國都、焉耆都督府治所與焉耆鎮城——博格達沁古城調查》，《文物》1982年第4期；黃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記》，第7頁；孟凡人：《尉犁城、焉耆都城及焉耆鎮城的方位》，《新疆考古與史地論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年。

(19)薛宗正：《務涂谷、金蒲、疏勒考》，《新疆文物》1988年第2期。

(20)戴良佐：《東疆古碑巡禮》，《新疆文物》1988年第4期。

(21)《漢書》卷九十六(上)《西域傳》(上)記載：“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跡。其后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于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者。”《漢書》卷九十六(上)《西域傳》(上)又載：西漢神爵三年(前59)“因使(鄭)吉并護北道，故號日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韃，披莎車之地，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

(22)《史記》卷二十九。

(23)《漢書》卷九十六(下)《西域傳》(下)：龜茲王“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

(2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濮陽市文物保護管理所：《濮陽西水坡》，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

(25)湖北省博物館編：《隨縣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26)《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

(27)陜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西漢壁畫墓》，西安：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1991年。

(28)洛陽博物館黃明蘭：《洛陽西漢卜千秋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1977年第6期。

(29)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淺井頭西漢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1993年第5期。

(30)河南省文化局文物隊：《洛陽西漢壁畫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4年第2期。

(31)洛陽博物館徐治亞：《洛陽金谷園新莽時期壁畫墓》，《文物資料叢刊》第9輯，1985年。

(32)羅哲文：《孝堂山郭氏墓石祠》，《文物》1961年，第4、5期合刊。

(33)《漢書》卷六十一《張騫傳》。

(34)段渝：《南方絲綢之路與古代中西交通》，教育部省屬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四川師范大學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辦：《三星堆文明?巴蜀文業研究動態》，2014年第1期。

(35)劉慶柱、白云翔主編：《中國考古學?秦漢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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