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遼河文明” 論綱

文/張鐵男

“西遼河文明”是以西遼河流域為核心區域的區域性文明，在綿延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史上居有突出重要的位置。論述“西遼河文明”要放到中華文明五千年的歷史大背景下觀照。

一、如何解讀五千年中國史

1、敘述中國歷史的基點。“中國”這一稱謂，從《何尊》銘文“宅茲中國”算起，已有約三千年的歷史。其內涵在不同時期不盡相同。當下的“中國”是作為政治實體的現代民族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集政治共同體、民族共同體、文化共同體為“一體”。三者的關系應為：作為政治共同體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華民族的國家形式；而做為民族共同體的“中華民族”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族”。全體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都是中華民族的成員。而做為文化共同體的中華文明則是凝聚中華民族為一體的偉力根脈。

中華民族作為政治學意義上的現代民族是晚近時期形成的：肇基于清朝乾隆時期（領土），雛形于中華民國的建立（現代國家形式），抗日戰爭的洗禮，使得中華民族意識覺醒；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使中華民族昂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敘述中國歷史，當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為空間范圍；舉凡一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先民活動，均屬中國歷史內容。

2、中國歷史基本特征。中華人民共和國同現在世界上絕大多數民族國家一樣，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所不同之處是:有綿延不絕五千年的文明史。有可追溯五千年以前的文明源頭，更有萬年以上的文化根脈。

中華文明史五千年綿延不絕，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其“多元一體”的結構。1988年，費孝通先生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觀點，很快為大家所認同并不斷完善，形成共識。

在不同歷史時期，作為政治實體的國家形式有分有合，不盡相同。但是，各個族群在不斷的交往、交流、交融過程中，認同“中國”，認同“中華”，使得“中華文明”綿延不絕，持續發展。

中華文明由“多元”向“一體”發展的總趨勢，在不同歷史階段有著不同的表現。

中華文明“多元”的特征在源頭即有體現。蘇秉琦先生首倡的“滿天星斗”起源說，已經為新中國的考古學實踐所證實，成為學界共識。夏商周時期以華夏族為核心的文化圈基本形成。國家形式是“萬邦林立”，聽命于天子。春秋戰國時期，以華夏文化圈為基礎，融合了周邊眾多族群文化，華夏文明進入古典時期。國家形式由分漸合，形成區域化的兼并。秦漢時期，在華夏文明基礎上，形成了“漢”文化圈。國家形式進入帝國階段，中華文化圈有了一個統一的、強盛的國家形式，作為民族共同體的漢族基本形成。三國、兩晉、五胡十六國、南北朝時期，統一的國家形成不復存在，各族群的交往、交流、交融處于異常復雜激烈的局面，“漢族”的族稱正式形成。“漢族”本身就是長時段歷史過程中，多族群文化交流、交融，“涵化”的結果。唐王朝時期，中華文明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公元九世紀以后，中國歷史又出現一大變局。北方民族愈益強勢，建立政權，形成了多個政權并立的局面。不同于北魏“孝帝改制”的完全“漢化”，這一時期的北方民族意識覺醒，堅持本民族的文化，但是，也認同“中國”，認同“中華文化”。以自己建立的政權為“中華正統”。這個歷史時期作為政治共同體的國家形式，處于時分時合的狀態，而做為文化共同體的“中華文明”為各個政權的族群所認同，持續發展，并融入更多新的元素。契丹人建立的遼王朝，女真人建立的金王朝，蒙古人建立的元王朝，滿洲人建立的清王朝均是如此。

北方民族文化在“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結構中的占比愈益增重。中國歷史上呈現出的政治重心逐漸北移現象，正是這一歷史時期發展趨勢的表現。

“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收官之作，也是由北方民族建立的清王朝實現的。

基于上述對中國歷史的認識，再來看“西遼河文明”在整個中華五千年文明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西遼河文明在中華文明史上的地位

1、“西遼河文明”的概念。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結構，既表現為族群文化的“多元”，又表現為區域文化的“多元”。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各族群形成大雜居、小聚居的格局。不同族群文化與所居住地區的地理環境因素結合，便形成了帶有各自特點的區域文化。這種地域性的文化區域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核心區域相對明確，邊緣相對模糊。“西遼河文明”以西遼河命名，以其核心區域位于西遼河流域。大體上包括內蒙古自治區東南部，河北省北部，遼寧省西部和北部，吉林省西部地區。西遼河文明區域并不與自然地理意義上的西遼河流域重合，文化區域邊緣超出西遼河流域。

2、“西遼河文明”的歷史地位。“西遼河文明”與中華文明共始終，在中華文明由“多元”向“一體”發展過程中，在各歷史關鍵點上均處于重要位置。

（1）“文明太陽升起的地方”。西遼河流域歷史文化的濫觴，可以追溯到舊石器時代。經考古學家們發掘的有：東烏珠穆沁旗的“金斯太遺址”，翁牛特旗的“上窯遺址”。新石器時代遺址眾多，已發現的考古學文化有：“小河西文化”、“興隆洼文化”、“趙寶溝文化”、“紅山文化”、“小河沿文化”等，基本上涵蓋了新石器時代早期、中期和晚期，形成完整的序列。通遼市境內的“南寶力皋吐遺址”和“哈民忙哈遺址”均入選當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盡管現在這些考古學文化的譜系尚未完全建立起來，還有待更多新材料的發現和進一步的深入研究，但是，僅就從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新石器時代各階段，如此序列完整的考古學文化遺址在西遼河流域集中發現，就足以令人震撼。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以充分的證據證明：長江下游、黃河中下游和西遼河流域為中華文明三大源頭。距今五千年左右，上述地區的社會發展已經進入初級文明階段。迄今為止，西遼河流域發現的考古學材料是最豐富，序列最完整的。為探尋中華文明源頭，研究人類文明因素的發生和積累，文明起源的機制，文明形成的標志等提供了迄今為止最完整的考古學依據。

西遼河流域是中華文明起源研究，也是世界人類文明起源研究的“圣地”！蘇秉琦先生謂之：“文明太陽升起的地方”。

（2）“大中華”歷史新階段的里程碑。公元907年，契丹人耶律阿保機稱帝，建立遼王朝。遼王朝全盛時期幅員萬里，“東朝高麗，西臣夏國，南子石晉而兄弟趙宋，吳越、南唐航海輸貢。”（《遼史· 地理志》）西遼河流域是契丹故壤，也是遼王朝的京畿之地。通遼市境內發現的陳國公主墓和吐爾基山神秘的彩棺墓均被評為當年的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遼王朝雄踞北方二百多年，開啟了中國歷史的新階段，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義。

在當時并立的幾個政權中，遼王朝居于主導地位。重要的是：遼王朝不滿足于北方民族政權的名份，而是以“中華正統”自居。契丹人在觀念上認同“中國”，主動融入“中華文化”，融“華”、“夷”為一體。如此一來，便打破了前此站在中原王朝角度，以萬里長城為界，“內中華而外夷狄”的格局。長城內外均為“中華”，中國歷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這個歷史發展階段的特點是：作為政治實體的國家形式處于幾個政權并立的局面，但是，又都堅持自己“中華正統”的地位；各個族群在保留自己族群文化特質的同時，又認同“中華文化”。形成了政治實體的“多元”和族群文化的“多元”共存于一個文化共同體——中華文化這個“一體”內的局面，開啟了“大中國”、“大中華”的歷史新階段。

繼起的女真人建立的金王朝認同并傳承了遼王朝“中華正統”的觀念。蒙古人在遼、金王朝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建立起統一全中國的元王朝。元朝修史，以宋、遼、金均為“正統”，元朝自己中華正統的地位當然毋庸置疑。

（3）中華文化“多元一體”的收官之作。明朝嘉靖年間，蒙古族科爾沁部從嫩江流域來到西遼河流域，成為這個地區的新主人。從此，這個廣袤的草原有了“科爾沁草原”的名稱。科爾沁部蒙古人與滿洲人聯合，“從龍佐命”，在大清王朝的建立和鞏固過程中立下了汗馬功勞。滿蒙聯姻的方略，使科爾沁部成為與大清皇室血脈相連的骨肉至親；盟旗制度的實施，使科爾沁草原成為大清王朝牢固的北疆長城。清王朝的建立，最終完成了由遼王朝開啟的“大中國”、“大中華”的歷史進程，最終形成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文化格局，奠定了今日中國的版圖。“科爾沁文化”作為“西遼河文明”的組成部分，在中華文明五千年史上添寫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科爾沁草原走出去的孝莊文皇后、僧格林沁為大清王朝建立的不朽功勛也是對中華民族的歷史貢獻。由秦朝始建、漢朝續建、明朝復建的萬里長城，原為中原王朝防止北方少數民族南下，維護“內中華而外夷狄”格局的軍事設施，至此失去它原本的功能和意義，成為整個中華民族精神的物化標志。

縱觀西遼河流域的歷史文化進程，古代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出現三個高峰期，相應的形成了三個有代表性的區域性文化，即：上古時期的“紅山文化”，中古時期的“契丹文化”，近古時期的“科爾沁文化”。這些都是發生在西遼河流域不同歷史時期的區域文化，都是西遼河流域的“斷代史”，都是“西遼河文明”的組成部分。用地域命名的“西遼河文明”是貫通古今的一個有機的整體。一部與“中華文明史”共始終，在五千年中國歷史上有著重要地位的“通史”。

張鐵男，土生土長的通遼人。和每位通遼人一樣，對生于斯、長于斯的這塊熱土懷有濃濃的鄉愁。多年來，他持之以恒地專注于鄉土歷史文化的學習和探究。由淺入深、由近及遠、由迷茫困惑而逐漸清晰，初步形成了自己對家鄉歷史文化比較系統的學術觀點。把通遼市的歷史納入“西遼河文明”體系里解讀，放到中華文明史的大背景下觀照。著有《西遼河文明論綱》《西遼河文明概說》，從較為宏觀的角度對科爾沁文化進行了一些理論性的思考。

原載：通遼日報·西遼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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