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度浙江考古重要發現推薦項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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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衢江區古越文化園及濱江公路建設，經國家文物局批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19年 11月起對位于云溪鄉孟姜村的三座土墩墓進行考古發掘。
截止到目前，主要發掘了位于沿江公路北的一號墩與公路南的二號墩及三號墩，發掘總面積約2500平方米。一號墩外圍雖遭農業活動破壞，整體保存基本完好，平面到達墓坑開口層位，并基本揭露出一號墩的“人字形”槨室，為探究南方地區“人字形”木槨的起源提供了線索。
孟姜一號墩航拍平面圖
孟姜一號墩“人字形”木槨
二號墩因濱江公路建設，墩體西部與北部被嚴重破壞，僅南部與東部保存基本完整，鵝卵石床懸掛在北部斷面上，有近現代盜洞12個，其中一個置于石床外，其余直至石床面。現存土墩平面呈不規則圓形，隆起呈“饅頭”形狀，該墓雖被破壞嚴重，但仍發現有較豐富的隨葬器物，有原始瓷器、玉石器等58件（組）。
孟姜二號墩底部平面
孟姜二號墩出土玉器情況
孟姜二號墩出土陶網墜情況
三號墩是這批土墩墓中墩體保存較為完好的一座土墩，墩體大致呈正圓形，氣勢宏偉。目前發現墩體上有近現代盜洞及擾坑15個，三號墩墓坑內雖被盜擾破壞嚴重，但我們仍發現了較豐富的隨葬品同時在墓坑底部發現有多處玉石器及原始瓷器堆放點，這一批原始瓷器質量好，器形豐富，組合明確，對于研究越文化的器用制度，禮儀規范，喪葬形式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孟姜三號墩航拍平面圖
孟姜三號墩東部器物區
孟姜三號墩原始瓷器出土情況
孟姜村土墩墓發掘是繼2018年衢江區廟山尖土墩墓發掘后對該區域所做的又一項重大考古發掘。目前所發現的幾座土墩墓，無論是從墓葬結構、規模還是隨葬品的種類、數量上來看，都是西周時期越墓中等級較高的墓葬，證明了衢江地區是西周早中期越文化的一個區域中心，也是越文化的一個重要源頭，證實了史書中所記載的“姑蔑”并非空穴來風。(供稿：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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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寧波北侖區黃山路西延（富春江路-小浹江路）工程建設，經浙江省文物局和國家文物局批準，寧波市文化遺產管理研究院聯合廈門大學、北侖區文物保護管理所，于2020年6月至10月，對位于北侖區新碶街道永久村盧鄭自然村西側、平風嶺隧道南側的四顧山遺址進行發掘，總發掘面積1000平方米，發掘過程中共揭露出東周至明清時期遺跡100余處，出土完整和可修復文物標本近300件。
四顧山遺址發掘區航拍
四顧山遺址東周時期遺存豐富，文化堆積較厚，遺跡類型多樣。共發現并清理沉淀池1處、儲泥池1處、水井1口、燒坑2座、煉爐1座、灰坑10余個，以及由排列較為有序的柱洞圍合而成的房址1座和零散柱洞數十個。在東周時期地層之上，還見有宋元至明清時期的文化堆積，包括少量的灰坑、灰溝、柱洞、墓葬等遺跡，表明當時這里是一處重要的生產生活場所。
沉淀池（H20）
疑似動物足印的坑洞
儲泥池（H16）
煉爐（L1）
四顧山遺址出土東周遺物較為豐富，以陶器和原始瓷器為主。陶器可分為印紋硬陶、夾砂陶和泥質陶，其中印紋硬陶數量最多，紋飾多為米字紋、方格紋、回字交叉紋，可辨器物部位主要有口沿和器底，可辨器形主要有罐、甕等；夾砂陶多為素面泥質紅陶，可辨器形主要為鼎，鼎足較為常見；泥質陶多為素面的灰陶和紅陶，數量較少，可辨器形以盆、缽為主。原始瓷器包括碗、杯、盅、盤等器形。此外，還見有青銅鏟、青銅箭鏃、青銅魚鉤、鐵錛等金屬器以及石錘、石錛、石球等石器和少量竹木器。
H20內出土的竹籃
原始瓷盤
陶缽
石箭鏃
青銅魚鉤
綜上發現而言，四顧山遺址是一處保存較好、以東周遺存為主的中小型文化遺址。發掘區內所見東周時期遺跡的功能、性質大多與制陶（瓷）、冶煉等手工業活動相關，一些排列較為規整、可能屬于房址的柱洞群，不排除是工棚一類的簡易建筑。目前，考古發掘單位已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北京科技大學等科研機構開展合作，對采樣遺存進行科技檢測與研究，以便為遺址性質的準確判定提供更多佐證。（供稿：寧波市文化遺產管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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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五福土墩墓考古發掘
安吉五福土墩墓群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安吉縣天子湖鎮工業園區北側N12地塊。 2020年 4月，為配合安吉天子湖工業園區招商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安吉縣博物館，對安吉五福土墩墓群進行了考古發掘。 9月至 12月， 2020年度浙江省田野考古培訓班在五福考古工地舉辦，來自全省 14家基層文博單位的學員一并參與了發掘工作。
發掘區航拍
經調查，工業園區N12 地塊內共發現土墩16個，以墩徑15米左右的土墩較多見，地表饅頭狀封土均較明顯，大部分土墩早年被盜掘。發掘統一按照十字象限法進行布方，并按自東向西、自北向南的順序逐個編號，依次發掘。五福土墩墓群從分布上看可劃分為東西兩區，其中東區有土墩7個，西區有土墩9個。絕大多數土墩存在一墩多墓的埋葬形式。截止11月底，共發掘土墩14 個，發現墓葬54座，出土器物共計352件。
D12西漢土坑合葬墓
D4航拍圖
西漢墓隨葬器物組合
發掘結果表明，五福土墩墓群以中小型漢墓為主，除發掘區最東側兩個土墩為東漢墓外，其余均為西漢墓。各墩墓葬的位置一般位于土墩中間，形制以長方形豎穴土壙墓為主，多見雙墓并穴合葬現象，葬具以一棺一槨為主，槨下普遍橫向鋪設兩條枕木。隨葬器物以高溫釉陶器為主，另配以少量印紋硬陶器、泥質陶器、銅器、玉器、漆器和琉璃器等；器物組合有鼎、盒、壺、鈁、瓿、罍。另外，還清理西漢凸字形豎穴土壙墓2座，葬具為雙棺一槨。東漢墓葬3 座，均為長方形券頂磚室墓，葬具及骸骨朽蝕無存。
東漢時期土墩磚室墓
部分土墩邊緣還發現了一些宋、明、清時期的磚室墓，或為單體墓葬，或為雙墓并穴合葬墓。這些晚期墓葬在營建時利用了漢代土墩墓的封土，開口層位多在表土之下；墓室普遍較小，往往僅能容身；隨葬器物有陶器、瓷器、銅錢、銅鏡、玉器、金銀器，等等。
明代雙穴合葬墓
晚期墓葬隨葬器物組合
發掘結果表明，安吉五福土墩墓自西漢早期開始營建使用，按自西向東的順序開始埋葬，一直延續到東漢早中期，葬俗崇尚合葬和禮制，是一處規劃整齊、風格統一、時代有序的漢代平民墓群。安吉五福土墩墓考古發掘為我們研究漢代鄣郡（丹陽郡）城鄉分布格局、土墩墓葬制等提供了豐富的考古學資料。（供稿：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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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址地處余姚市梨洲街道花園新村，北臨明清時期的余姚南城巽水門。2020年7月上旬至11月底，在經過了前期勘探并報請國家文物局批復同意后，寧波市文化遺產管理研究院聯合余姚市文物保護管理所對該遺址進行了2000平方米的考古發掘（圖一）。發掘工作嚴格遵守《田野考古工作規程》（2009版）的技術要求，并積極開展遺址微環境、動植物遺存、木材種屬等多學科研究。
圖一 發掘區全景（下為北）
發掘表明，遺址原始地貌北高南低，北側為受潮汐活動影響而形成的黃沙土高地，南側為寬廣的水域。上世紀80年代的花園新村建設對六朝及晚期地層造成了嚴重破壞。發掘工作主要清理出兩漢時期的臨河護岸和木構設施多組（圖二、三）。護岸皆由木樁構筑，木樁下端削尖，大多自開口層位下打入生土0.8米左右。1號護岸由南北兩組木樁構成，全長約12米。木樁內側（近岸端）置橫木或橫向疊置竹竿，竹竿內側再以縱向的竹子加固。推測1號護岸的兩組木樁之上可能搭建有木板形成棧道，木樁內側橫置的橫木或竹竿起著擋土的功用。2號護岸東西長28.1米，中部還見有伸向南側水域中的兩排木樁，推測為供舟船停靠的棧橋式碼頭。
圖二 1號、2號護岸（自西向東）
圖三 4號木構設施（上為北）
發掘工作共出土各類遺物300余件。陶器以泥質黑、灰陶器為主，主要器型有罐、盆、缽等生活類器皿（圖四）。青瓷器集中出土于擾土層，可辨器型有六朝時期的盞、碗等（圖五）。銅器有兩漢時期各類銅錢（圖六）、銅削、銅環等。木器有盆、梳篦、簡牘及建筑材料。此外還出土有大量的磚、瓦類建筑構件。草鞋（圖七）、繩索等編織物以及骨器也有零星出土。
圖四 泥質陶罐、盆、缽
圖五 湘陰窯碗
圖六 漢代銅錢
圖七 草鞋
簡牘類文書是本次考古發掘的一項重大收獲，發掘過程中出土了封檢、木觚及雙面墨書的木板各一件（圖八、九、一〇）。木觚出土于河道堆積中，全長46厘米，正面六棱五行，朱漆墨書，初步釋讀可知文書內容與民間宗教活動相關。
圖八 封檢
圖九 木觚
圖一〇 木板墨書紅外照
花園新村漢六朝遺址具有鮮明的瀕水特征，是浙江地區漢代基層聚落考古的重大收獲，對于全面認識本地區漢文化具有重要意義。遺址出土的木觚文書，是研究東漢早中期東南地區民間信仰的重要材料，也是余姚作為“文獻名邦”的實證。遺址瀕臨明清時期的余姚南城，與東漢晚期以來的余姚縣城隔江相望，可以說是余姚南北雙城的雛形，對研究余姚古代城市發展也具有重要價值。 （供稿：寧波市文化遺產管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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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杭李家塘遺址考古發掘
李家塘遺址位于杭州市余杭區倉前街道李家塘村，為配合杭州西站樞紐J-R21-13地塊建設，經國家文物局批準{考執字（2019）第（909）號、考執字（2020）第（431）號}，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其進行考古發掘，共發掘面積3000平方米，取得重要收獲。
遺址的堆積主體為④層及④層下遺跡。④層下發現有房址、灰坑、池、窯、墓葬、灰溝、井、缸等大量遺跡現象，還發現一處古河道G11，其內遺物最多。古河道G11整體形狀近似“L”形，寬約430-450厘米、深約100-140厘米，上寬狹窄截面近似梯形，兩側發現16根護岸木樁。推測為G11應為古河道，用于運輸。本次發掘揭露出12處房址以及大量零散的柱洞，幾乎遍布整個發掘區域。房址中的柱洞的形狀不同，有圓有方。口徑、深度不一，大多口徑約15厘米-70厘米，深度約10厘米-70厘米，柱洞內土色為灰黑色，土質疏松，包含物有炭粒、燒土顆粒等，出土有陶片、瓷片、瓦片等，柱洞分布密集，推測這些建筑基址均為干欄式建筑基址殘跡。根據出土的蓮花紋瓦當和規格為長36.5、寬28.5厘米的板瓦等遺物判斷這些建筑的規模應該均較大。
④層出土遺物主要有瓷器、板瓦、瓦當、石器、青銅殘件、銅錢等，其中瓷器占絕大多數，窯口有德清窯、越窯、洪州窯、越州窯、長沙窯等，主要的器形有碗、盤、罐、壺、盞、水盂、缽、高足盤、燈、器蓋、研磨器等，這組遺物的時代為東晉南朝至隋唐時期。
發掘結果表明李家塘遺址是一處結構較為明確的聚落遺址，密集的房址和大量不同窯口遺物的出土表明該聚落具有一定規模，可能是當時的集鎮。
余杭李家塘遺址是杭州市內正式發掘的為數不多的東晉南朝至隋唐時期的聚落遺址，該遺址的發現為深入研究浙江東晉南朝至隋唐時期的聚落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余杭李家塘遺址出土瓷器為研究各大南方窯口3-9世紀的窯業面貌及瓷器貿易情況提供了新的研究材料。
余杭李家塘遺址的發掘為探討東晉南朝至唐代杭州城市的發展提供了彌足珍貴的資料，通過豐富多樣的遺物和大量建筑等生活遺跡可以管窺這一時期杭州的發展進程。（供稿：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F1
F12
G11
H1
H31
J3
Y1
Y3
缸3
全景（自東南向西北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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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吳越國衣錦城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臨安區錦城街道，城址平面總體呈不規則形，面積約0.47平方公里。據文獻記載，唐昭宗龍紀元年（889），錢镠始筑營壘于臨安茅山（今太廟山）；大順元年（890），敕額“安眾營”；光化二年（899），敕升安眾營為衣錦營；天復元年（901），升衣錦營為衣錦城；天佑四年（907），升衣錦城為衣錦軍。吳越國納土歸宋后的太平興國四年（979），改衣錦軍為順化軍，次年廢，并恢復臨安縣名。
2019～2020年，在原城南小學區塊，發掘揭示衣錦城南城墻、南城門及城內建筑遺跡等。南城墻為近東西向，揭露長149米，由城墻和城墻基礎兩部分組成。城墻底部寬8.23米，殘高0～0.75米，南壁殘存長方磚錯縫疊砌包邊。城墻基礎底部寬25.70米，南側用鵝卵石、北側用青磚包邊，中間全部用沙、石、土夯筑。城門位于東西向南城墻的中部，城樓臺基南北寬17.40米，東西殘長10.5米。城樓北側尚可見通城門的道路殘跡，3條道路緊鄰，寬4.57～5.9米不等。除南城墻、城門及道路外，還在北側發現有院落、水井、排水溝等遺跡。院落布局嚴整，并規劃有完善的排水系統。
而且，通過近年來的考古調查及勘探，基本明確了該城址城墻、城門、護城河及城內道路等框架性遺存和部分重要建置的分布情況。
衣錦城是五代吳越國一座極為重要的城市，是“一軍十三州”中衣錦軍軍治所在，也是吳越國王錢镠的葬地。考古工作表明，衣錦城是晚唐五代時期錢镠新建的第一座城，揭示的一門三道、整齊有序的院落格局、完善的排水系統等既是吳越國王城規劃體系的再現，也是我國古代南方山水城市規劃的重要例證，一系列建筑遺跡及其構筑材料的發現，是對久負盛名的吳越國營造技藝的一次集中反映，而且從城到陵的變革使之成為我國古代城市與陵墓發展史上“城-陵”體系的一個特例，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 （供稿：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衣錦城南城墻遺址及城內建筑全景（上為北）
南城墻南壁包邊磚（上為西）
大型排水溝遺跡（南城墻遺址，左為北）
南城墻北側城內建筑遺跡（上為北）
南城墻北側城內建筑遺跡-門址（上為北）
南城墻北側城內建筑遺跡-水井（上為南）
鴟吻（衣錦城南城墻遺址出土）
蓮花紋瓦當（衣錦城南城墻遺址出土）
越窯青瓷執壺（衣錦城南城墻遺址出土）
越窯青瓷碗（衣錦城南城墻遺址出土1)
……… 未完待續 ………
編輯：毛毛 審核：劉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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