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安徽藏書：兩次戰亂毀了大批珍貴藏書?

位于安慶的藏書樓曾是辛亥革命在安徽的起源地，但是在太平天國戰亂和抗日戰爭中，安徽多年的珍貴藏書化為烏有。安徽皖江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張建初做客“新安百姓講堂”，為合肥市民講述清末安徽藏書歷經的繁榮和衰敗。

藏書樓是公共圖書館源頭

清末的安徽省會還在安慶，當地的藏書活動很活躍。“1903年，陳獨秀曾在安慶大拐角頭的藏書樓舉辦演說會。這個藏書樓前身是敬敷書院藏書樓，始建于1875年，它也是安徽院校圖書館的先河。”

張建初介紹，安徽藏書樓建設的提倡者是時任安徽布政使的孫衣言。“他的倡議發出后立刻得到廣泛響應，共獲贈史籍善本千余部，后來，敬敷書院改設求是學堂，藏書樓格局依舊。”1902年，求是學堂遷梓潼閣新址，原藏書樓舊址，社會各界建議由學務公所牽頭，設立公共性質的藏書樓。

安徽藏書樓建成后，原求是學堂的藏書，基本都移藏于此。“安徽藏書樓是安徽公共圖書館的源頭，同時也是辛亥革命在安徽的源頭。”繼陳獨秀藏書樓演說后，宣統年間，丁同宣等一批志士，又借藏書樓進行革命演說。后來，丁同宣被官府抓捕，安徽藏書樓也因此遭到查封。

皖江藏書大家是名富商

說到安徽最有名氣的藏書者，首推晚清老省城安慶一個叫徐寬的富商。

“徐寬早先讀書不多，后家境漸富，受家塾吳宗寬的影響，不僅喜愛讀書而且對藏書也產生濃厚興趣。”不過，徐寬購書屬于典型土豪性格，前后多次去湖南長沙，一擲千金，購置各類古籍萬余冊，其中大多都是長沙岳麓書院的刻本。

“徐寬家住安慶小南門外，內中專門修建有藏書樓，取名‘徐氏濯江書樓’。”不僅藏書樓取名雅，徐寬藏書也非常講究，全部用木箱盛裝，箱蓋上刻有藏書之名，又涂以紅漆起到醒目作用。而且，徐寬藏書的扉頁，均蓋有“徐氏濯江書樓藏書”長方形篆體印章。“可惜的是，抗戰時期，日軍將小南門外的民宅全部拆毀，徐氏濯江書樓以及藏書，也在此浩劫中被毀一空。”

此外，“合肥李氏慎余堂”主人李國模也是晚清著名的藏書者。“李國模是李鴻章的侄孫，當時住任家坡太史第。他一生喜愛藏書，尤其以搜羅明版白紙精刻本而著稱，其中包括世德堂刻《二十二子》、新安吳榮刻《漢魏叢書》等，在安徽是數一數二的藏書大家。”“慎余堂”就是李國模為藏書而建的藏書樓，里面所藏古籍，書品寬大，品相多在八成以上，書上鈐有“合肥李氏慎余堂藏書”印記。

但是，安慶淪陷后，李氏舉家跑反，只留一老傭人代為照管。老傭人嗜好鴉片，后在鴉片床上結識了做銀器的金大順。兩人商量后合伙開起舊書店，不到半年，便將慎余堂收集多年的藏書，盜賣得干干凈凈。

“這件事當時鬧得風聲很大，上海、南京等地的買家都聞風而來，其中南京買家陳先道，據說是專門替汪偽政權的內務部長陳群來收購的。”

振風塔為何稱做文獻塔

抗戰爆發，安慶淪陷，安徽當時的藏書遭到毀滅性打擊，眾多藏書家的收藏遭到不同程度的洗劫。

“其中以收藏方志著稱的江右白，匆匆逃離安慶時，將藏書寄存于浙江會館，后不知去向；曾任安徽大學校長的劉文典，抗戰初期將北京的藏書運至安慶，存放在城郊農戶家中，后也被翻出來，通過潘翰章書店賣出……”張建初說，當時同安嶺的幾家書店，如潘翰章、大興書店、潘孟蓮等，藏書家數十年花費的心血，賤賣到成捆論斤的地步。

“藏書家珍藏的許多珍本秘籍，均為日軍在安慶派出的機構秘密收走。當時清水部隊就在孝肅路《皖鐸報》社設有收購點，專門收購線裝古籍。”經歷太平天國戰亂和抗日戰爭兩次洗劫，安徽老省城的藏書之夢，從此化為烏有。

在安徽歷史上，迎江寺保護藏書的故事值得后人記住。1938年，安慶淪陷前夕，當時的安徽省立圖書館與通志館，將包括《安徽通志》在內的古籍史料，運至桐城花山中方寺，以期躲過戰亂洗劫。1942年，日軍在桐城境內四處掃蕩，中方寺命運不保。“迎江寺住持本僧得知此事，挺身而出，乘夜色帶數十位僧人，劃船走石塘湖轉康熙河，秘密把這批文史資料偷運回迎江寺，藏于振風塔第三層，并將外墻及門洞封死，致使這批資料得以完整保存。”解放后，安徽省政府通令表彰，稱振風塔為“文獻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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