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法治從這里走來? | 創立勞動感化制度,用真情和紀律教育感化犯人
創立勞動感化制度
1931年11月7日,距瑞金城東北6公里的葉坪村張燈結彩,鼓樂喧天。這一天,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葉坪村謝氏宗祠隆重召開,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僅500多平米的小小宗祠,用木板隔出了10多個房間,面積雖小,卻是第一個全國性工農民主政權的首腦機關,下設司法人民委員部等9個部和國家政治保衛局。
如此艱苦的環境下,廣大黨員干部以創造“第一等的工作”的進取精神,使得蘇區各項事業取得了極大發展。司法人民委員部實際負責人梁柏臺被譽為“人民法制和人民司法奠基人”。1932年2月的中央政府第七次常會上,他提議創辦勞動感化院,他也被認為是“中國勞動改造教育感化制度創始人”。
梁柏臺
犯人學文化、長技能
同年8月,《關于實施勞動感化院暫行章程問題》的命令規定,勞動感化院的任務是看守、教育、感化違反蘇維埃法令的一切犯人,使犯人在刑滿后不再違反蘇維埃法令。
1933年,福建、江西兩省裁判部及中央直屬縣——瑞金縣裁判部率先建立了5個勞動感化院。其中, 福建的勞動感化院規模最大,效果最明顯。時任長汀勞動感化院院長吳順民回憶,當時,福建長汀東陂江的勞動感化院共有200多名犯人。刑事犯被押去耕荒田;反革命犯實行監內勞動感化。
中央司法人民委員部在成立一年之際發表工作報告指出:“福建的勞動感化院能制造紅、綠、藍、黑等油墨,還有香糊、毛筆、墨斗、信紙、信封,并裝訂書籍、刻字等……”。作為司法人民委員部一項重要的工作,勞動感化院的創立初衷是摒棄封建社會獄政制度“懲辦主義”, 倡導“勞動改造要與教育感化相結合”;運作過程要注意處理生產與感化、勞動與教育的關系。
1933年5月,中央司法人民委員部與國民經濟部共同組織勞動感化院企業管理委員會,管理和監督生產事宜,并將工場與服刑人員居住的地方分開,以便管理和教育。感化方面,勞動感化院內設有學校,服刑人員可參加專業技能培訓和識字、政治等教育課程,還可在工作之外,到俱樂部、列寧室、圖書館參與文化活動。通過掌握生存技能、學習文化知識,服刑人員不僅具備回歸社會的謀生技能,也能從思想上徹底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寫入共和國獄政史
1934年1月,毛澤東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指出:“蘇維埃的監獄對于死刑以外的罪犯采取感化主義,即是用共產主義精神與勞動紀律去教育犯人,改變犯人犯罪的本質。”
中央蘇區勞動感化院的探索實踐時間雖短暫,但創立了與剝削階級專政國家截然不同的監所和勞動感化原則、制度,所積累的寶貴經驗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監獄制度奠定了堅實基礎。1946年,陜甘寧邊區第三屆參議會通過的《陜甘寧邊區憲法原則》,將“對犯法人采用感化主義”這一基本獄政方針, 用根本法的形式確立在共和國的獄政史上。
共和國法治 從這里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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