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成都留下的一座將軍樓

如今，在成都市人民公園附近，蜀都大道旁，有一座西洋風格，色調暗淡，窗欞斑駁，看上去已年久失修的宅邸，常年正門緊閉，無人問津。若走近觀之，那氣勢逼人，不由得讓人望而卻步，感到她定有不同尋常的來歷，更平添了幾許神秘，不然的話，何以孤零零地兀自矗立在那兒，甘愿默默無聞，守望著寂寞，從不與周邊的仿古街巷，偽造的民國大院爭寵。她就是她，無需流于平庸，無需追逐紅塵，一座承載了太多歷史華章的巴蜀將軍樓。

據老成都人回憶，這座樓建于1931年。民國年間的最早主人是原國民黨四川省主席，抗日川軍上將王纘緒，后傳給他的長子王澤浚，也是民國政府時期的行伍出身，官至中將，那時這座樓稱作王公館，門口還有駐軍把守，非公莫入。1949年以后，曾長期作為成都軍區后勤部幼兒園。筆者的大學同學董紅教授也告知，“這座樓在60年代曾是我讀書的學堂，當時名叫成都市金河小學，外墻爬滿了青藤，樓里面是紅色木地板，客廳里有壁爐，共有三層，有若干教室，還有寄宿生的寢室。外面是一個足夠大的院落，有花木樹叢，還有一個小池塘。”從這生動的描述，可見當年的那一道人文風景。雖然飄蕩著浮萍的水榭早已不存在，但我似乎還能聞到她昔日散發出的青澀芳香，揮之不去。

這里就是王纘緒一家在成都的故居。如今的年輕人可能對這段歷史十分陌生，王纘緒在現代四川歷史上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曾坐鎮一方，對四川的教育及社會發展多有貢獻。他是四川西充人，于1885年出生，1960年在成都死于至今難以言說的非命。他的幼年師從一位飽學舉人，曾考取秀才；1904年考入順慶 (今南充) 中學，與蜀中軍閥劉湘和楊森等人同窗；1906年考入四川陸軍弁目學堂，后轉入四川陸軍速成學堂炮科。畢業后從事軍政工作長達40年之久，先后任川軍和國軍的連長、營長、團長、旅長、師長、軍長、戰區副司令長官，衛戍區司令、集團軍總司令等職。由此可見，在當年四川的江湖綠林中，王纘緒的資歷確實非同一般。

抗戰初期 (1938年) 劉湘病逝，由蔣介石提名，南京民國政府行政院決議，王纘緒代理四川省主席。其時，王纘緒已率部出川抗日，遂致電蔣，懇請收回代主川政的成命，國難當頭，繼續在外抗戰。甫久，蔣致電王：“成都王主席治易兄，感電悉，情殷抗戰，具見忠懷，至深嘉佩。惟此次決定川中軍政人選，以此最為相宜。吾兄向以中央意志為意志，應即遵令就職，勿再謙辭。”據傳當年王纘緒返回四川后，在省主席任上的時間并不長，多次請纓，后來終于得到南京批復，方才再次領軍出川抗日。

王纘緒將軍，出川抗日的領軍人物

回望歷史，王纘緒曾是一位叱咤風云的川軍將領，力拒日軍于大后方四川之外，穩定了全四川的局面，確保了民國政府及陪都重慶之安定和安全。他效命沙場多年，抗戰時期，他繼任第二十九集團軍總司令，第九戰區及第六戰區副司令長官及重慶衛戍總司令，被譽為抗日名將。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由于最后死得不明不白，從未“定性”，至今仍被刻意“遺忘”和“塵封”。如今，第二次反法西斯和抗日戰爭已結束70多年了，往事并不如煙，對于這樣一位忠于并捍衛民族大義，對四川的教育與社會發展做出了貢獻的人物，有必要還原歷史真相，以慰將軍英靈，以正國人視聽。

史料記載，1938年5月8日，王纘緒通電就任四川省政府代主席職。8月1日，正式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同任四川省保安司令兼任四川肅清私存煙土督辦公署督辦，立即推出一系列新政。目的就是為了更好地支持抗戰所需之人力、物力、財力。王將軍憑他的智慧和毅力，不斷推出新政，使整個四川省出現了萬眾一心，生機勃勃的抗戰局面，從而極大地增強了民國政府在抗日主戰場上的力量。這些新政措施包括：“一、裁撤駢冗機關，節省公帑；二、整理財政，徹底清查過去賬目，嚴懲貪污；三、減征田賦，決定二十七(1938)年度減為一年二征，二十八(1939)年度減為一年一征；四、地方附加亦將嚴為規定，俾得減輕人民負擔。”除此之外，王纘緒還大力推出禁煙土(鴉片煙) 措施。其宗旨是：“肅清私土，絕毒禁種。”這些亷政與愛民之舉措與政績。即使放在今天也是十分進步和開明的。

1939年9月19日，國民政府公布：“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纘緒，志切抗戰，請纓出川，懇辭主席職務，英勇衛國，殊堪嘉尚。王纘緒應準率部馳赴前方，悉力御侮。”10月1日，王纘緒通令全川各縣縣長，指示后方防務工作要點：“一、各級地方軍事政治訓練機關，應即加緊訓練整理，用備整編補充；二、積極組訓民眾，開發生產，加強軍政聯系，以增厚抗戰力量；三、堅定必勝信念，毋為流言所惑，照常推行政令，用奠后防，藉固前線。”

10月底，王纘緒辭去省政府主席職務，繼任第二十九集團軍總司令，重返前線作總指揮。他在前沿陣地向官兵訓話：“各位官長、各位兄弟，莫要開口說四川，我們是中國人，努力抗戰不單為四川爭光，是為中華民族爭生存。第二十九集團軍是信崇三民主義、擁護總裁的革命陣營，是國家的骨干，是民族的靈魂，決不是私人的武力。我們這個團體要使上官愛護，莫使上官厭惡。要配做一個革命軍人，連營便是我們的家庭，抗戰就是我們的生活。不畏難，不怕苦，見利不先，赴義恐后，既能流汗，又能流血，忠憤耿耿，精誠團結。民族獨立的金字塔，要拿我們的骨肉去砌成。要達到這個目的，非一洗過去茍且偷生、爭奪搶劫、分歧錯雜、自私自利、虛偽奸巧、因循腐化種種惡習不可成功。”王纘緒將軍的這些擲地有聲宣示和他毅然辭官，奔赴沙場的行動，不僅在當年是民族的表率，川軍血染沙場的記錄，也完全應當彪柄于抗戰的史冊。

王纘緒將軍出征之后，數年駐守前線，指揮作戰。為抵抗日軍犯川，他的部屬主要駐守湖北省境內的宜城、襄陽、樊城、桐柏、石牌、大洪山一帶，經歷了數年浴血奮戰，堅守與阻擊日軍妄圖攻打四川。可以說，他的部隊是保證抗戰大后方存在與穩固的一座用血肉筑成的長城。那年月，守住了長江三峽的水道，就守住了進入天府之國的大門，守住了戰時中國的陪都重慶，確是“一將擋關，萬夫莫開。” 川籍民間思想家王康先生曾有云：“沒有重慶，中國早已亡國。”言之鑿鑿。從這一視角來看，王纘緒將軍帶領的川軍，在抗戰最艱苦的歲月，鎮守長江天險，發揮了極大的作用，穩定了抗戰的局面，可謂厥功至偉。

1939年冬，國軍發動冬季攻勢，第二十九集團軍參加第五戰區之冬季攻勢，拒止北進之日軍。12月中旬，于襄河東岸南下攻擊鐘祥洋梓敵人據點，占領王家店。1940年1月，日軍13師團增兵反攻，竄占長壽店、王家店，旋經友鄰部隊增兵逆襲，將王家店收復。該集團軍乘勢推進連續猛攻，敵我雙方傷亡均重，形成對峙。至3月終，冬季攻勢結束，第二十九集團軍推進鄂中京鐘公路，直入大洪山的核山寺。王纘緒將軍采取斗智斗勇的策略，與日軍爭奪青峰山，得而復失，失而復得，堅持奮戰了一年四個月，最終拖住了日軍西進，粉碎了日本作戰計劃。王纘緒將軍因此榮獲“大洪山老王推磨”之美譽，成為深受全國民眾愛戴的抗日英雄，一時轟動全國。是年5月，國民政府加授王纘緒陸軍上將銜。

王纘緒將軍英勇抗日的勛績，就連中共陣營里的朱德也表達了欽佩之情。致書王將軍稱：“吾川對國家民族，殊多貢獻。省中健兒在南北各戰場與全國友軍攜手并進，以頭顱捍衛國土，以鮮血換取民族的獨立自由，為川人增加許多光輝。西望故土，殊令人興奮鼓舞不置······在堅持抗戰到底，爭取最后勝利的任務中，今后四川將肩負更重大之責任。吾兄領袖群倫，深信必能鞏固并擴大統一戰線，組織人民，動員物資，遵照抗戰建國綱領與蔣委員長之歷次指示，為抗戰建國大業而奮斗到底。”---- 這番話語應是代表了當時中共高層的正面評價。由于王纘緒將軍戰功卓著，累獲國民政府頒發勛章嘉奨，并當選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制憲國民代表大會和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代表等諸多軍政要職。

王纘緒將軍，為國育人是先鋒

王纘緒將軍在戰場上是英勇衛國的斗士，在地方上則是勤政愛民的好官。不僅自身亷潔，關心民眾疾苦，更大力興辦學校，開啟民智。1933年，他盡其個人之力，在重慶嘉陵江畔的張家花園創辦了巴蜀學校，以實現他改變西南落后教育面貌，“創造新的教學制度，實行新的教育”之理想。他還籌資從上海購置了大量教學用具，聘用教育家周勖成擔任校長，以及孫伯才、衛楚材、盧作孚、康心如、何魯等教育專家主持教務，王纘緒任董事長。并制定“公正誠樸”的校訓，在重啟發和實踐的教育理念下，采用“手腦并用，身心互通”的方針，以“兒童本位”教育原則及“教養兼施”的教育模式，培養學生獨立自主的能力。幾年后學校由幼稚園和小學擴展辦起了初中和高中，當時在全省乃至全國已被公認為著名的學校。

（上圖：1933年，巴蜀學校大門舊址）

1936年，巴蜀學生的生活照片和學業成績曾代表中華民國參加英國倫敦國際教育博覽會，獲得嘉獎。著名教育家、作家葉圣陶曾任學校國文教員，為巴蜀學校作詞，譜寫了經典的校歌，至今仿佛還蕩漾在巴蜀學校的校園里。1937年4月，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為肯定創辦巴蜀學校題贈了“成績斐然”四個金色大字匾額，贊揚巴蜀學校辦學成績。

“七七事變”爆發后，學校即成為“戰時學校”。在整個抗戰中免費承擔起抗戰軍人子女與失落兒童就學。在抗戰之中，十周年校慶這一天，引發了近百名軍政要員及社會名流高度贊譽及肯定，他們紛紛以親筆題詞，贊許王纘緒先生開創的巴蜀學校，到場祝賀辦學成功。

當時，因媒體版面受限，《大公報》僅載題詞內容及人員就有：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財政部部長孔祥熙、司法院院長居正、軍政部部長何應欽、教育部部長陳立夫、社會部部長谷正綱、糧食部部長徐堪、交通部部長曾養甫、農林部部長沈鴻烈、中央宣部部長王世杰、軍委會第三處處長陳果夫、國民教育輔導研究委員會主任委員朱經農、法規委員會委員余井塘、重慶衛戍司令部總司令劉峙、賑濟委員會委員長許世英、重慶市黨部主任委員楊公達、社會事業專門委員會專任委員張一塵、軍事委員會第三廳廳長郭沫若、財政部金融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顧翊群、重慶市教育局局長雷嘯岑、重慶市社會局局長包華國、重慶市臨時參議會參議員溫少鶴、重慶大學理學院院長何魯、重慶市臨時參議會副議長李奎安、重慶巨商湯壺嶠以及黃炎培和郭松年先生等文武百官，可見影響之大。

與此同時，孔祥熙、何應欽等民國大佬帶頭出資并發起《為王纘緒先生持教精神的集資活動》，并制定修建王纘緒先生興學紀念堂，以志景仰。

（上圖：巴蜀學校教學樓，由王纘緒將軍創建。）

事后，由校董王纘緒將軍執意將這筆巨款用作被日本炸毀學校的修復工程，未能實現眾官所愿。但卻體現了王纘緒將軍的高風亮節。由此可見，一所私立學校，會有如此百官重視，在中國歷史上純屬絕有，非同尋常，這無疑是體現了王纘緒將軍的愛國情懷與憂國憂民的民族精神，以及創辦了成功的巴蜀學校和辦學成績。

（上圖：1947年（民國1936年）巴蜀中學川陜級學生畢業合影，前排中坐者為王纘緒校長。）

王纘緒將軍，一生功德留在了四川

王纘緒將軍之于四川，早年還有不少建樹。例如1924年初，楊森率部攻入成都，任王纘緒兼成都市政公所督辦。王纘緒將軍就任后即著手拓寬春熙路、修葺少城公園；在城區大街辟設汽車站，建造公共廁所；推進義務教育，創辦補習學校，令各界學子入學；在少城公園內建起萬人公共體育場，并舉辦了全省學校第一次運動會。王纘緒因業績昭著，激發民眾曾在少城公園以樹碑刻記下了他的功德。

那一年，北京臨時政府還任命王纘緒為陸軍第十六師師長，駐防資中、內江、隆昌、榮昌等地，逾3年之久。當年的師部設資中，王纘緒大力推行民國的新文化運動。將“勸學所”改為“教育局”，統一管理全縣公、私立學校；在重龍山下東岳廟內設立縣立小學，聘請接受過新式教育的青年知識分子前來任教；又將北門外農業學校改為職業學校，在校內設立民生工廠，以半工半讀促使貧窮子弟入學就讀；次年，王纘緒報請省政府，將資州中學升格為“省立第六中學”。他個人出資在上海購置儀器和書籍，還聘請了周能泮擔任校長，以及畢業于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央大學及美國、日本、英國留學回國的學生擔任教師。范長江、曹荻秋、廖昂等民國才俊即是這所學校的畢業生。王纘緒在駐守期內還將縣政府閑余的西倉房改造成了“通俗圖書館”，并藏書達一萬多冊；還將當地重建了“重龍公園”，新建了聽泉樓和江天閣，在永慶寺陳列圖書和文物，供市民觀賞；另外在資中建3個公共體育場。

1926年，為資中川主宮成立了“資(中) 內(江)”馬路局，聘請留學法國土木工程師何慶延任坐辦，集得股款20萬元，建成全長60公里、寬5米的資中至內江公路，是他創下成渝公路首通車路段。王纘緒還用“駐軍護商款”修善西門外大堤，并在馬路局設立“蒙溪河浚導處”，解除多年洪災。

此時，王纘緒以身兼軍職繼續創辦了巴蜀幼稚園和重慶《巴蜀日報》。1929年11月21，《巴蜀日報》首日發刊。社址曾在商業場西三街26號(后遷入楊柳街72號)，每天出版兩大張，“消息力求翔實敏活，持論一本公平直正。”除新聞外，還有副刊。聘用報社總編輯黃綬(元賁)，編輯有江凝九、蔣閬仙、何劍華、鄧宰平，主筆王國源、江子愚、羅一龍，經理郭松年。該報出版四年零三個月，至1934年過年停刊。

1930年5月8日，國民政府任王纘緒為財政部四川鹽運使兼四川鹽運緝私局長。而鹽商界內確有約定俗成之潛規則“對新上任的運使例有一筆饋贈”，王纘緒用這筆資金 (十萬銀元) 購得張家花園舊址，并實施了創辦巴蜀學校計劃。而劉湘被王纘緒投身教育所感動，曾捐助修建園舍。王纘緒為之曾在巴蜀學校內，指一園舍取名為“湘院”。這讓我想起了民國時期的楊森、盧作孚、劉文彩等眾多軍政大員，蜀中有識之士捐資教育，興辦學校，為國家培養人才，傳為世紀佳話，永存民間記憶。

（上圖：王纘緒創辦的巴蜀學校舊址）

1933年2月，王纘緒繼創辦重慶私立巴蜀小學校正式開學。他經好友黃炎培介紹延聘周勖成、孫伯才、衛楚材等教育專家主持校務，并將張家花園之街房地產租金全部交給校方作為辦學經費。學校教學儀器、教具、動植物標本、掛圖及史地圖籍，以及校圖書館上萬冊圖書，王纘緒另行籌款從上海購置。因此，學校的師資與設備堪稱全川乃至西南首屈一指。巴蜀學校秉承了王纘緒意旨以“公、正、誠、樸”為校訓，堅持“手腦并用”教育目標及“兒童本位”教育原則和“教養兼施”的教育模式。創辦下了當時中國現代教育理論在西南地區的成功實踐典范。為國家和社會培養了數以千計莘莘學子，造就出無數知名英才。巴蜀學校曾代表中國參加英國倫敦舉辦的國際教育博覽會并榮獲獎勵，享譽全球。

王纘緒將軍熱愛鄉里。當年西充經常遭遇災害，以致“民食艱難，餓殍日多，草根樹皮掘食殆盡。”王纘緒“每接鄉訊，深惻于懷。雖以恭桑之誼勉竭綿薄，略謀賑濟，而杯水車薪，終苦無所裨益。”1927年10月22日，會同鮮英等22人發起對川北旱災給予賑濟。1937年3月2日，王纘緒親筆致函建設廳長盧作孚，請求他“設法為敝縣安置泥石工五千人，移民就食，以工代賑。”凡有西充人上門求他，都予以“打點”。特別是災荒年，每到部隊開飯時，總有不少人找來說自己是西充人，王纘緒說：“是西充人就拿碗添飯。”有時人多了碗不夠，部下向王總司令報告，他說“沒得碗就用瓢。”在西充，“拿碗添飯”這句話在坊間流傳至今。

1949年，民國政府機構陸續遷往臺灣。王纘緒婉拒了當時蔣中正總統請其赴臺之邀，12月7日，王纘緒被任命為西南第一路游擊總司令；14日，他授意新編44軍代理軍長周青廷發出起義通電；24日胡宗南所派成都城防部隊撤離成都，王纘緒以成都市治安保衛總司令部名義接管成都。第二天12月25日，與中共談判達成了“和平解放”成都的協議，從而避免了一場使百姓生靈涂炭的戰爭。那一天，由王纘緒出面，在成都召開各界各人民團體會議，正式宣布四川和平解放。

幾天之后，1949年12月31日，賀龍率部進入成都。王纘緒發布公告，解除成都市治安保衛總司令部職銜，全部武器移交給賀龍為首的成都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他掌控的軍隊同時接受賀龍的整編。因此可以說，他是成都“和平解放”的關鍵人物，應不為過。從那時起，王將軍也就成了“起義將領”。在新生政權治下，歷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川西文物委員會副主任、四川省文史館館員等“民主人士”職銜。

1950年12月24日，王纘緒將創辦十八年的重慶私立巴蜀學校和西充學校無償捐獻給國家。為此，鄧小平曾指示“一切不變，只許辦好，不許辦壞。”1952年10月10日，王纘緒將其畢生收藏珍貴文物全部捐獻，由西南博物院收藏。僅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保存文物中，王纘緒捐獻的國家一、二級書畫藏品達167件。其實，王纘緒的個人生活中常與文墨書香為伍，他愛好書法、詩詞和收藏。早年他加入過上海“海上亭云書畫社”，曾有部分詩詞、題字傳世，其中有資中永慶寺牌匾“令我見佛”、資中銀山鎮題“古銀山縣”、重慶巴蜀學校“誘誨堂”、“棫園”等。他與文化名人交往甚密，如梁漱溟、黃賓虹、黃炎培、齊白石等。王纘緒說話幽默風趣，外號“笑和尚”。文友們稱贊他“私德尚好，煙酒賭均不沾，自奉亦簡”。應是恰如其分的評價。

（上圖：王纘緒將軍在四川西充的故居，如今已破敗不堪，無人問津。）

王纘緒將軍，丹心何處惹塵埃

時光流逝，到了1957年，又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右運動”不期而至，王纘緒看到他身邊的好友都陸續被打成了“右派”。例如臺盟中央主席謝雪紅、起義將領龍云、民盟中央章乃器、羅隆基、民主人士鮮英、以及連曾動員他起義的中共黨員、四川省政府參事室主任高興亞也被打成“右派”。面對如此荒誕的情形，他無法理解，于是寫出了幾篇反思文章，希望帶到境外發表。

當年，王纘緒赴港就醫申請已得到批準，擇日請假前往香港。不料此事被他的秘書陳子莊告發。陳子莊為了求榮，遂向“組織”匯報此行。于是便有了在深圳羅湖橋邊境布控，待王纘緒過境之時，將其扣住，押回成都的故事演繹。當年的《四川日報》曾配抓捕圖片，以通欄標題發布新聞：“反革命份子王纘緒偷越國境被抓捕”，一時轟動海內外。如今想起來，實在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一段巴蜀舊事。

（上圖：王纘緒將軍攝于1954年）

抗日英雄王纘緒在成都看守所被關押期間，既不提審，也不定罪，據說奉上面指示，“終生羈押，關死了事。”與此同時，他的個人歷史檔案也被修訂，不再記錄他曾領軍出川，對日作戰的經歷和率軍起義事實，將其打入“另冊”，與偷兒私娼同類。還記得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筆者有幸應邀參加了《成都大辭典》的編委會兼職工作，擔任“政史篇”分主編，與聘請的四位四川文史館專家討論詞條時，他們建議王纘緒的詞條最好從略，因為官方尚未“定性”他的“歷史問題”。從此以后，在官修的巴蜀“正史”里，王纘緒將軍的一頁也就不存在，或一筆帶過，似乎從未有過此人，令人嘆為觀止。那年月，剛直不阿的王纘緒將軍被羈押在成都，與世隔絕3年之久。他于1960年，因絕食抗議，餓死于四川省公安廳看守所內。一代抗日英雄赍志以歿，享年75歲。他的生命就此嘎然而止。

更令人欷歔不已的是，王纘緒將軍一人之災禍株連家族。曾與他并肩出川抗戰八年的長子、國軍中將王澤浚 (第四十四軍軍長)，在國共內戰的徐州會戰中，因頭部受重傷被俘，后以“戰犯”之罪名被關押在撫順監獄，前后24年之久，是那年月僅有的幾位未被特赦的國民黨高級官員，“文革”中被活活打死于獄中。王將軍之孫王復加先生曾是北京人民出版社總編審，后因家族背景，被打成右派22年，下放勞改。王復加之女王宇知，迫于政治壓力，怕不能升學，甚至不敢姓王。為了能讀書與生存，已改名隨母姓鄭。作為王纘緒將軍的后人，方才有了如今的口述歷史篇章，是以為志。

尾聲

關于這座將軍樓的老故事實在太多，泣血如歌，充滿了悲壯而又凄絕的色彩，如今尚存于民間的記憶里。過來人和親歷者的口述無疑增添了敘事話語的歷史真實性與可信度。成都金河路柿子巷一處小院里居住著一位80歲多的姜大爺，他回憶道，上世紀50年代之后，這里就被斷斷續續地被征用為成都軍區機關幼兒園，“我家娃兒在這里念過幼兒園，他現在都快要60歲了。”這位老伯與將軍樓為鄰，伴隨了他的一生，應是信史，見證了大半個世紀以來老成都的變遷，再現了這一座將軍樓的歷史宿命。

如今，世界各國大都市里皆有各種公立和私立的博物館，展現本埠的歷史文化，或可參照。其實，這座將軍樓也完全應該修葺，辟為四川抗戰紀念博物館，與附近路口的劉開渠所作川軍抗戰士兵紀念雕像，街對面的努力餐，人民公園里的保路紀念碑，遙相呼應，形成這一帶街區的抗戰歷史文化展覽群落。

如今，這一座樓旁已成建筑工地，不到幾米遠，已深挖地基，又起高樓。令人感到困惑的是，以成都之大，為何不能把這一老成都僅存的抗戰將軍樓及周圍的環境保存下來？綠化后建成一處紀念公園？難道今天的城區里連一塊為歷史存照的凈土也不能保留下來？皇城被毀了，御河被毀了，貢院被毀了，皇城大門前鎮城的一對碩大的石獅被毀了，那是三千年建城歷史的縮影，老成都能展示給世人看的，最有歷史文化內涵的建筑，最引以自豪的家當幾乎都被毀完了，讓位于當代城市經濟的發展，中飽那些大小開發商的腰包？實在是敗家子行為，何以向子孫后代交代？何以向華夏歷史交代？老成都啊，你留下了這座將軍樓，也給我們留下了太多的滄桑與思考。

2018年9月16日修訂于加拿大溫哥華楓林谷

作者簡介：桑宜川，加拿大華裔學者，加拿大楓葉出版社社長。原四川師範大學外語係七七級畢業，曾在四川大學外語學院教書多年，後赴澳大利亞留學。移民加拿大後，以治學為生，研究興趣廣泛，現為加拿大多家華文報刊專欄作家。近年來與國內數所大學開展學術交流，常回國講課，並受聘為客座教授。

責任編輯 月亮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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