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那些“之最”的紅軍墓（之二）

革命的勝利是無數先烈以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我們重走長征路，一路上看到長征遺留在當地最多的，就是那些令人肅然起敬的紅軍墓，而且，每一座紅軍墓都伴有一個紅軍的故事。

（續）

最感謝鄉親們勘定的紅軍烈士墓——雞公坡紅軍七十五烈士散墓

最讓我們要感謝鄉親們的一處紅軍烈士散墓所在地，是在湖南省邵陽市綏寧縣瓦屋塘鄉皮葉村外的雞公坡戰場遺址，得知這一帶散布著紅二軍團75名紅軍烈士的墓。

（雞公坡戰場，有75處紅軍無名烈士墓）

之所以讓我們要感謝鄉親們，是當地（瓦屋塘鄉）的民間力量完成了這75處紅軍烈士墓的勘察和標記，并且立有一座石碑，碑上面前后分別鐫刻著“紅軍長征雞公坡戰役示意圖”“雞公坡紅軍七十五烈士墓址概況”，詳盡地標示出了雞公坡戰斗中犧牲的75名紅軍烈士各埋葬地點。村民還特別告訴我們，其中犧牲的一位女紅軍是賀龍的姐姐（當然，這還需要考證）。這是我們走過的所有長征路上，唯一的把大面積分布的紅軍烈士散墓完整標記出來的地方。

（“雞公坡紅軍七十五烈士墓址概況”碑刻）

最慘烈犧牲的紅軍殉難處——新圩酒海井紅軍烈士殉難處

雖然嚴格地說，這處地點不是“紅軍墓”，但100多名紅軍傷員葬身于此，我們還是要提及這處酒海井，而且，這是我們看到的最令人心悸的紅軍烈士殉難處。

1934年11月在突破湘江的血戰中，紅三軍團六師十八團擔負阻擊桂軍的任務，在廣西灌陽縣新圩激戰數日，終因敵我力量懸殊，紅軍傷亡嚴重，被迫后撤，中午在陳家背一帶被敵包圍，大部分壯烈犧牲，而在新圩下立灣村的臨時戰地救護所里有100多名紅軍重傷員來不及撤離和轉移，被桂軍和民團用棕繩捆住手和腳，殘忍地丟進了連通地下暗河的酒海井（一口直徑約2米的溶洞）中。

（100多名紅軍重傷員葬身的酒海井）

酒海井下的地下暗河一直無人探尋。上個世紀80年代，灌陽縣遭遇大旱，政府派人抽取酒海井的地下河水，當時就抽出了許多犧牲紅軍的白骨，還有捆綁紅軍的繩索。令人悲憤！

灌陽縣將酒海井用漢白玉欄桿圍起來，立碑“新圩酒海井紅軍烈士殉難處”，并于2003年12月在井口旁立起了紅軍烈士紀念碑。

紀念碑的基座上有碑文：1934年10月，中央紅軍8萬多人，從江西瑞金、于都和福建長汀、寧化等地出發，開始了舉世聞名的長征。在突破國民黨反動派設置的三道封鎖線后，經湖南道縣永安關、雷口關進入灌陽，擬在全州、興安間渡過湘江，繼續西進。國民黨反動派利用湘江天然屏障，集中30萬兵力，妄圖聚殲紅軍于湘江東岸的灌陽、全州、興安等地區。1934年11月27日到30日，為掩護中央紅軍搶渡湘江，中央軍委炮兵營、紅五師第十四、十五團及紅六師第十八團，先后受命在新圩至排埠江一帶，阻擊國民黨軍兩個師及一個獨立團的瘋狂進攻，浴血奮戰四天三夜，完成了阻擊任務。因形勢緊迫，紅軍撤退時來不及將傷病員安全轉移，國民黨反動派伙同當地土豪劣紳，將紅軍設在新圩下立灣村祠堂的臨時救護所里的一百多位傷病員捆綁后，殘忍地丟進酒海井這個深不可測的地下河里，最后全部壯烈犧牲。為緬懷先烈，告慰英靈，教育后人，特立此碑。安息吧，英勇的烈士們！

2017年傳來消息，新圩酒海井紅軍烈士殉難處得到了擴修建。

在長征途中犧牲的紅軍最高職務領導人鄧萍同志之墓

在長征途中犧牲的紅軍最高職務的領導人是鄧萍（鄧平），時任紅三軍團參謀長，犧牲時年僅27歲。在紅軍第二次攻占遵義城戰斗中，1935年2月27日晨，時任紅十一團政委的張愛萍帶著團參謀長藍國清，陪同鄧萍抵近敵前沿觀察，三人隱蔽在距護城河50米遠一個小土坡的草叢里，尋找部隊攻城的運動路線，以便夜幕降臨時發起總攻。通信員從后面摸上來，向鄧萍報告后就趁著薄暮飛身跑回，這一下暴露了三個人的位置，敵人一排槍彈掃過來，鄧萍中彈犧牲！張愛萍回憶說：“那是九響棒棒（一種步槍，俗稱九響槍），從前額打進，后腦殼出來，血濺了我一身……他是黃埔六期的。”

新中國成立后，彭德懷和中央軍委很關心尋找鄧萍同志遺體埋葬處，最后找到了埋葬處、辨認了遺體，于1959年在遵義紅軍山上建成墓室，鄧萍遺骸遷葬于此。

在鄧萍墓的東邊立著石刻像，再現了鄧萍中彈后倒在張愛萍身邊的悲壯一刻。

瞻仰人數最多的紅軍烈士墓——遵義紅軍衛生員龍思泉墳

在遵義紅軍山上，還有一座值得書寫的紅軍墳墓——青石砌起的圓形的紅軍墳，墳中的紅軍烈士是衛生員龍思泉。

（遵義紅軍衛生員龍思泉墳）

紅軍衛生員龍思泉留下了一個頗具傳奇色彩的“紅軍菩薩”的故事——紅軍占領遵義后，南關鎮桑木埡村駐著一個連，連隊的衛生員不滿20歲，但他熱心為駐地群眾服務，由于醫德好、醫術高，經衛生員診治的病人無不手到病除。這一消息很快風傳開去，周圍數十里的農民紛紛前往求醫、討藥，一時間把他忙得不亦樂乎。一天傍晚，一個孩子哭著跑來請他到遠離駐地10多里的地方為其病重的父母看病。衛生員不顧數天來的疲勞，冒雨趕去，連夜給孩子的父母醫治，直到天明。待他返回駐地后，卻發現營地內已是人去屋空。原來就在他為患者治病的夜里，連隊接到命令連夜出發了，只留下連長托房東轉交給他的字條。見到連長的指示，衛生員立即向連隊出發的方向急追而去，沒想到臨走時卻被前來感恩的群眾簇擁著，這送雞蛋，那送米粑，十分難舍。就在這時，追趕的敵人已到，不幸落入敵手的衛生員被槍殺于桑木埡場口。

當地老百姓為了報答他生前為民除病的恩情，將其遺體就地安埋在路旁。因不知其籍貫和名字，群眾就稱之為“紅軍墳”，那些被衛生員治好的鄉親稱這位烈士是“紅軍菩薩”，一些無錢醫病的鄉親也紛紛把治病希望寄托在“紅軍墳”上，前來燒香禱告。紅軍走后，敵人多次想把“紅軍墳”挖掉。為了保護“紅軍墳”，鄉親們想了很多辦法，常常是敵人白天把墳鏟平后，到了晚上，鄉親們又把墳墓堆起來了，然后放言說，紅軍墳會長，永遠挖不掉。

直到20世紀90年代，經解放軍第三軍醫大學原校長鐘有煌同志到遵義進行考證后證實，這個紅軍衛生員正是他當年所在的紅三軍團五師十三團二營的衛生員，名叫龍思泉，廣西人。修建遵義紅軍烈士陵園時，遵義市人民政府特將紅軍衛生員的遺骸遷葬至此。

解放軍第三軍醫大學特此立碑，上書《“紅軍墳”紀念銅像簡介》：1935年1月，紅軍長征到達遵義，有位年輕的紅軍衛生員，待老百姓如親人，醫術精湛，藥到病除。紅軍衛生員如“神醫”的故事在當地百姓中廣為傳頌。一天夜晚，他翻山越嶺為患傷寒的鄉親治病，第二天回來時，部隊已緊急轉移，他在追趕部隊途中，不幸被敵人殺害。鄉親們冒著被殺頭的危險悄悄掩埋了他的遺體，因不知這位紅軍小戰士的姓名，只好在墓碑上刻了“紅軍墳”三個字，后來人民親切地稱他為“小紅”，還把他做為紅軍“菩薩”來祭拜。敵人聞訊后曾多次毀墳，群眾自發與敵人斗智斗勇保護了墳墓。1953年“紅軍墳”遷入紅軍山烈士陵園，并根據流傳中美麗善良的女紅軍衛生員形象塑了銅像。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軍醫大學原校長鐘有煌1965年帶領學員從重慶野營拉練到遵義，聽到“紅軍墳”的來歷后，憶及當年他在紅三軍團五師十三團任軍醫，當該團撤離遵義開始“四渡赤水”時，二營衛生員龍思泉因外出為群眾看病沒能隨部隊轉移，一直下落不明。鐘有煌懷著對戰友的深切思念，在遵義市有關部門的協助下，經多方反復考證，最終確認“紅軍墳”里長眠的正是他的戰友——龍思泉，男，中共黨員，廣西百色人，自幼隨父習醫，1929年參加百色起義，后隨紅軍長征到達遵義，1935年1月19日犧牲時年僅18歲。“紅軍墳”是軍民魚水情的象征，龍思泉是紅色軍醫的杰出代表。在龍思泉犧牲79周年紀念日重塑此銅像，并在墳前立碑記名再現史實，旨在告慰革命先烈，傳承紅軍精神，昭示激勵后人。

在龍思泉紅軍墳前立著的是一尊女性紅軍衛生員銅像。為什么男衛生員卻用女性形象來表現？一說是由于后人傳頌有誤，人們以為“紅軍墳”中的“紅軍菩薩”是一位女性，因此為其塑了一座女紅軍的塑像；另一說，是女性更能夠體現出“菩薩”的形象。這尊銅像非常吸引人，表現了紅軍女衛生員給骨瘦如柴的窮人孩子喂藥治病的情景。因為一直受到人民的愛戴和敬仰，銅像上總是掛滿了紅布帶和紅領巾，而她的綁腿和布鞋則被來此“祈福”的人們摸得锃亮，顯出了銅本色。

得到供奉最多的紅軍墓——紅軍老祖墓

陜西安康市旬陽縣紅軍鄉原名叫做豐積鄉，新中國成立后，改名叫做紅軍人民公社、紅軍鄉，緣于此地有一座“紅軍老祖墓”。紅軍鄉由此成為全國唯一被命名為“紅軍”的行政鄉鎮。

紅軍鄉位于陜南安康市旬陽縣東北部與湖北省鄖西縣接壤的潘家河上游，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紅三軍、紅四方面軍、紅二十五軍、紅七十四師，以及解放戰爭時期李先念率領的中原突圍部隊、晉冀魯豫野戰軍四縱十二旅等在這里八進八出，浴血奮戰，留下許許多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紅軍老祖墓在旬陽紅軍紀念園內的九龍山下碾子溝，墓中安葬著紅七十四師的兩位“紅軍老祖”（紅軍烈士）——第六路游擊師特務隊指導員高中寬、二班尚班長。

紅七十四師是中共鄂豫陜省委及紅二十五軍于1935年10月組建的。中共陜南特委及紅七十四師與第六路游擊師會合，在尋找第五、七路游擊師途中，經過鄖西縣廟川郭家溝時被國民黨軍隊一個連和鄖西縣三區隊鄉練發覺，尾追至九龍山佛爺廟后山梁與第六路游擊師特務隊指導員高中寬帶領的二班14名戰士發生激戰。紅軍斃敵2人、傷敵數人，但高指導員和尚班長也在戰斗中不幸犧牲（有說是兩人被敵圍困后跳崖）。在當地農民幫助下，紅軍烈士的遺體被掩埋于碾子溝。紅軍和當地老百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特別是高指導員懂醫術，他為當地老百姓問診治病，還曾經用嘴為一位老人吸淤排毒，深得百姓敬重，被尊稱為“醫官”。第二年春節，曾協助紅軍掩埋烈士的曹有伸等人自發行動，為烈士壘起墳臺，還把自己兒子“拜寄”給兩位紅軍烈士，更名為“紅孩兒”，稱兩烈士為“紅爺爺”，在家里堂屋供奉紅軍烈士牌位，每逢年節如同祭祖一般去紅軍墓上燒香掛紙，培土栽樹。自此，民間開始就有了“紅軍老祖”的傳說，認為“老祖”能夠賜福保平安、驅邪避災。

百姓祭奠“紅軍老祖”的事越來越流傳，導致國民黨地方政府在1939年張貼布告予以禁止，但收效甚微。林家坪的林振榮長腿瘡，久治不愈，祈求“紅軍老祖”果然不治得愈！為還愿報恩，他于1946年農歷八月聯合幾戶村民，以“紅軍老祖香火會”的名義為紅軍烈士修葺墳丘，構筑拜臺，立“民國得道八路軍故醫官之墓”墓碑。從此，“紅軍老祖顯應”越傳越遠，前來紅軍墓燒香許愿、祈求保佑的人，遠至幾百里外的鄂豫陜三省民眾。

有些神奇的是，國民黨當局曾三次派人前來毀紅軍老祖墓，不料，第一次因帶隊頭目突然肚子痛，毀墓未遂，第二次因頭痛……，第三次因腿痛……，結果3次毀墓未逞。紅軍老祖墓始終得群眾信仰！

如今，紅軍老祖墓前常年香火、供奉不斷。墓的周邊擴建成了紅軍紀念園，包括景區牌樓大門、紀念碑、多組浮雕、紀念館、展覽館、紀念亭、群雕像、老祖墓、祭祀廣場、紀念墻等。展覽館設有4個專題展室，收集了紅軍標語、革命歌謠、紅軍遺物等彌足珍貴的百余件革命文物。

海拔最高的紅軍墓——亞口夏山紅軍烈士墓

亞口夏山亦稱亞可夏山、雅克夏山，也稱為長坂山。

1952年7月，奉命前往黑水剿匪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西線部隊輕騎兵師一三七團到這里，在營地附近發現了12具遺骨，頭北腳南，排列整齊，而且從骨架旁還找到皮帶環、銅扣之類的軍用品，據說還有木質墓碑，上寫“一九三五年紅軍烈士之墓”。經過縝密的分析研究，他們一致認為這是17年前長征時紅軍戰士的遺骨。曾三度翻越此山的一四一團團長唐成海判斷這12名戰士是個建制班，夜宿雅克夏雪山，因低溫、缺氧窒息而犧牲。于是解放軍收殮遺骸，造墳立碑，敬獻花圈，舉行了一個莊重而簡單的祭奠儀式。戰士們在烈士墓前肅立宣誓：不消滅黑水叛匪，不解放黑水各族人民永不收兵。1982年，有關部門撥款由紅原縣人民政府重建烈士墓。關于犧牲的紅軍所隸屬部隊，不同的展示資料有不同了——一說是紅四方面軍的，另一說是紅五軍（原紅一方面軍的）的。

沿S209省道行進，就看見在路右邊有“亞口夏山紅軍烈士墓”黑色石碑，位于后面一點的是“紅軍烈士墓”磚砌水泥碑。石碑背面的《紅軍烈士墓簡介》：“紅軍烈士墓位于紅原縣南部的亞口夏山山口上，海拔為4800米，距離刷經寺鎮北13公里。該墓是為了紀念1936年長征時在此犧牲的紅軍指戰員而建，是我國海拔最高的紅軍烈士墓。1980年經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注：紅軍烈士墓由此進溝13km。”從這個簡介的內容得知，犧牲在此的紅軍烈士是1936年再次北上的部隊中的。

（S209省道旁的亞口夏山紅軍烈士墓石碑）

碑文指出了，亞口夏山紅軍烈士墓不在S209省道路邊，要走墓碑后面的小路上山，走13公里山路才能到達海拔4800米處的紅軍烈士墓，擔心體力有限及有高原反應的可能，我們沒有上山。借用了紀念館里的紅軍烈士墓照片。

（亞口夏山山口紅軍烈士墓）

附：海拔最高的紅軍烈士墓在哪里？（夏羌涅阿埡口紅軍烈士墓）

絕大多數史料都認為亞口夏山紅軍烈士墓是我國海拔最高的紅軍烈士墓，但甘孜新聞網上的文章指出：“如今在黨嶺山夏羌涅阿埡口，還保存著一座沒有墓碑的紅軍墳，來此的人若無指點，會以為那是瑪尼堆，但它卻是中國海拔最高的紅軍墳！”丹巴縣黨嶺山的夏羌涅阿埡口海拔4810米，略超過亞口夏山山口的海拔4800米。

到夏羌涅阿埡口也是沒有公路，只能步行，以我們的能力，也是難以到達的，借用步行旅游者在夏羌涅阿埡口拍攝的照片，看得出來，埡口遍地碎石，難以判別出紅軍墳。

（站在夏羌涅阿埡口上遠眺）

這個夏羌涅阿埡口，就是當年紅四方面軍和紅軍總部翻越黨嶺山時達到的最高海拔處。黨嶺山是折多山脈的主峰，海拔5596米，上下山路程約200里。站在山腳，當地最低氣溫在攝氏零下30度左右，最高溫度也在零度之下。1936年2月中旬，紅軍翻越了黨嶺山，同時創造了紅軍在最寒冷的季節、爬得最高、路程最遠的一次翻越雪山紀錄。

徐向前回憶：從丹巴至道孚，橫亙著大雪山脈中段的折多山，頂天矗立，海拔五千多米。山上積雪終年，空氣稀薄，風暴、雪崩不斷，在附近老百姓的心目中，就象一道噬人生命的鬼門關。好在劉伯承、李先念帶領前鋒部隊開路，已經翻過這座雪山，為后續部隊提供了經驗。我們住在丹巴的一個村子里，又向藏民作了調查。他們說：翻越黨嶺山，必須趕在中午十二點鐘以前。每天下午要起風暴，人到那里，就別想活命。我們令部隊充分做好征服大雪山的準備工作。規定每人帶足三天以上的干糧；備有兩雙草鞋和一副鐵腳碼子；盡量籌集御寒取暖的衣被、毛皮、辣椒、生姜、青稞酒、干柴；每個班、排配有刨冰攀崖用的鐵鍬、繩索等。各級政治機關大力進行思想動員，號召發揚不怕艱難困苦和團結友愛的精神，萬眾一心，向雪山進軍。

朱德總司令年已50，他和戰士們一道翻越了黨嶺山。徐向前回憶：為了保證朱總司令的安全，令部隊給他準備好坐騎、擔架，他都讓給傷病員用。

說到紅軍翻越雪山，我們就想起小時候看過的“一本黨證”的故事：翻越雪山時，因為嚴寒、饑餓、缺氧，紅軍在雪山上傷亡很大，常常有人倒斃在雪路旁。有個倒斃的紅軍戰士，他僵硬的身體已被雪掩埋，可是他的手臂卻高高地伸出雪地外，在他的手中緊緊地捏著一本黨證。戰友將他的黨證從凍硬的手指間抽出，翻開來看，在黨證本子中夾著一塊銀元！這是他在生命最后一刻要做的事——交最后一次黨費！這座雪山就是黨嶺山，這位黨員的名字叫做劉志海。

最年輕的紅軍烈士的墓群——七里崗紅軍烈士墓群

河南方城縣獨樹鎮鎮西的七里崗是“紅二十五軍獨樹鎮戰斗遺址”，在S103省道路邊豎立著刺刀狀的紀念碑（雄視穹蒼，寓“血戰”之意）。紀念碑一面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題字“紅二十五軍獨樹鎮戰斗遺址”，另一面是原紅二十五軍軍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程子華題字“烈士精神不死”。紀念碑下，是整齊排列的紅軍烈士墓，墓碑上大多無名。因為紅二十五軍北上的隊伍是“兒童軍”“娃娃軍”，他們大多是遠征到四川的紅四方面軍指戰員留在家鄉的子弟，戰士們“差不多沒有年逾18歲以上的戰斗員”（1936年《共產國際》刊物語）因此，犧牲于這里的烈士們年齡多在13歲至18歲。

獨樹鎮戰斗是紅二十五軍在戰略轉移途中一次極為險惡的戰斗。紅二十五軍在地形平坦和氣候惡劣的條件下，遭敵“追剿縱隊”的前堵后追，能否突出重圍，不僅是戰略轉移成敗的關鍵，而且關系到全軍的生死存亡。當時紅二十五軍準備在七里崗越過許（昌）南（陽）公路，進入伏牛山。由于氣候惡劣，能見度低，紅軍先頭部隊沒有發現公路旁預伏的敵人，而優勢兵力的敵人發起突襲時，年輕的紅二十五軍戰士們穿著單薄，手都凍僵了，一時連槍栓都拉不開，不能有效地反擊敵人，處境十分被動。危急時刻，從后面跑步趕到陣前的軍政委吳煥先一面指揮二二五團沖到前面反擊，一面高聲呼喊：“同志們，就地臥倒，堅決頂住敵人！”在吳煥先的指揮下，指戰員迅速趴在泥地里，利用地形地物進行反擊。敵人仍氣勢洶洶地撲過來，吳煥先手持大刀指揮紅軍從雪地上躍起，勇猛地沖上去，與敵人展開白刃格斗，殺聲連天，震撼山崗。當戰斗激烈進行時，副軍長徐海東帶領第二梯隊（二二三團）跑步趕到，立即投入戰斗。經過一番惡戰，我軍終于把正面進攻的敵人壓了下去，趁機占領了公路兩側的有利地形。在打退敵人多次進攻后，紅軍趁夜色繞道，越過了許南公路，于拂曉抵達伏牛山東麓，突破了敵人的合圍。

紅二十五軍《血戰獨樹鎮碑記》節選：1934年11月26日午后一時，紅二十五軍抵達獨樹鎮七里崗，突遭埋伏于此的敵第四十軍一一五旅和騎兵團猛烈攻擊。是日，雨雪交加，能見度低，先頭團發現敵人較遲，加上戰士們衣衫單薄，手腳凍僵，以至于陷入被動境地。危急時刻，吳煥先手持大刀，率隊沖入敵陣，展開白刃肉搏，全體將士浴血奮戰，殊死拼殺，戰斗空前慘烈。軍政治部宣傳科長劉華清英勇苦戰，身負重傷。正當拼殺激烈之際，徐海東率后衛部隊迅速趕到，立即向敵發起沖擊，經一番惡戰，終于打退敵人進攻，扭轉危局。入夜，紅二十五軍乘敵空隙突出重圍，挺進伏牛山。激戰中，近百名將士英勇獻身，二百余人身負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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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時分，祭奠先祖也不要忘記先烈。我們記敘這些“之最”的紅軍墓／紅軍陵園的圖文，僅僅是對無數紅軍先烈的微不足道的記載。即使如此，我們還是想盡我們微薄之力，以我們所能給出的圖文，向那些必須緬懷的紅軍英烈們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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