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百年考古中的三張面孔
如果沒有仰韶文化發現暨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紀念大會在三門峽市的召開。我們或許還沒有意識到，中國現代考古學已經走過了整整100年。
從1921年安特生在河南澠池仰韶村挖下第一鏟，發現與磨光了的石器共存的彩陶，并命名為仰韶文化起，到經過山西夏縣西陰村、北京西郊周口店、河南安陽殷墟、山東歷城城子崖、陜西寶雞斗雞臺等，以及新中國成立后全國各地的重大挖掘和發現，我們可以感知“中國文化西來說”對第一代考古人深深的刺激，也可以感知他們為證明“中國文化自成體系”的不懈努力，更能感受到新中國成立后幾代考古人對考古技術與考古認知的追求。
今天，我們紀念中國現代考古學一百年，站在一部更加完整、系統、科學的中華民族史的基礎上，重提民族復興，重新認識和定位中國考古學，重新思考中華民族和中國文明在人類歷史上的地位和貢獻，首先應該還原一個完整的中國考古學探索史，應該在李濟等前輩奠定的基礎上追求一個更具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更加科學、理性、系統、立體的考古學。
因此，我們將展現百年考古歷史上的三張面孔，他們的面孔，濃縮了中國的考古史。
（安特生在澠池）
第一張面孔：
安特生：拉開了中國考古學的序幕，也提出了刺痛中國學者的“中國文化西來說”
10月17日，仰韶文化發現暨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紀念大會的召開，再一次將我們的目光拉向一個外國人，即被稱為“仰韶之父”的瑞典人安特生。他在仰韶村遺址的第一次發掘，拉開了中國考古學的序幕，也標志著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誕生。他自己，也成為“仰韶之父”。
一百年前的1921年10月，安特生帶著中國農商部地質調查所的袁復禮、陳德廣等5位中國學者，以及布萊克、師坦斯基等兩位外籍博士，來到河南省澠池縣，受到了縣知事胡毓藩的親自迎接。
胡毓藩或許并不清楚，這個來自異國他鄉的“洋人”，曾是國際知名的地質學家：畢業于瑞典烏普薩拉大學地質學專業，考察過北極圈、斯彼特山地、查爾斯王島、北大西洋熊島和南極洲，以編著《南極》和《世界鐵礦資源》調查報告享譽世界；但就是這樣的一位地質學者，因為瑞典地理學家、探險家赫文?斯定發現了被人類遺忘千余年的樓蘭古城，而把考察的熱情和探險的目光投向中國。1914年5月，他接受北洋政府的邀請，就任中國農商部礦政司顧問。
他在中國的找礦工作頗有成績，還受到過袁世凱的親自接見，但因為時局后來陷入混亂，他也就閑暇下來。1917年春天，閑暇下來的安特生乘坐火車前往洛陽時，邂逅了在新安縣傳教的瑪麗亞。瑪麗亞給他提供了古生物化石方面的信息，他便萌生了為瑞典博物館采集古生物化石的想法，并獲得了瑞典王儲古斯塔夫?阿道夫的支持，便開始了大張旗鼓的化石收集工作。
1918年2月，他從在北京任教的美國化學家麥格雷戈?吉布出示的碎骨片中，發現了“北京猿人”遺址，隨后前去考察和安排人進行了試掘。雖然與“北京人頭蓋骨”失之交臂，但卻為發現“北京人”起到先導作用。
這一年，他還沒有忘記與瑪麗亞的邂逅。11月底，他去新安縣拜訪瑪麗亞，并在瑪麗亞的帶領下，冒著被土匪抓走的危險，在澠池縣北部發現了古生物化石；1920年秋天，他又派采集員劉長生到那里考察；1921年4月份，他還親自去了一趟。
10月份這一次，是他第二次來到澠池，要進行正式的挖掘。10月25日，縣知事胡毓藩指派縣政府第三科錄事王茂齋陪著他們，又叫了4名警察，護送他們乘汽車前往仰韶村，并把他們安排進村中大戶王兆祺家的閑宅中。
然后，他們便開始了挖掘前的準備：王茂齋負責聯絡應酬事宜，王兆英、張興民負責采買，王兆祺則負責組織人員的挖掘。而安特生自己，則把帶來的小帳篷搭建在發掘工地上，又架起行軍床，供考古人員休息時使用。
一切準備就緒后，10月27日，安特生指揮大家開始了發掘。這一發掘，被他曾經的中國助手、中國考古界后來的重要學者李濟，稱為是“一劃時代的科學成果”，“標志著田野考古在歐亞大陸上最古老的國家之一的中國的開始”。
就連名滿天下的胡適博士，也在其1922年4月1日的日記中，稱贊“他（安特生）的方法很精密，他的斷案也很慎重……他自己的方法，重在每一物的環境；他首先把發掘區畫出層次，每一層的出品皆分層記載；以后如發生問題，物物皆可復按”。
（工作中的安特生）
安特生的工作，配得上李濟和胡博士的稱贊。他是個認真的人，整天呆在工地上指導發掘，絕不疏忽任何一個發掘的細節，有時候甚至在工地上過夜，為的是隨時解決挖掘過程中發現的問題。
而和他一起工作的中國學者，則從他身上獲得了近代考古的知識、科學原則、理念和方法，改變了中國之前只有金石學而沒有現代意義上的考古學的現狀。
（安特生在仰韶村）
安特生的挖掘工作持續了36天，直到12月1日才結束。他們一共開挖了17個發掘點，陸續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和少量的骨器、蚌器等珍貴遺物。發掘結束后，安特生還在村民王德全家的地堰上樹立了一塊木牌，上面寫著“仰韶文化區”五個大字，以示保護。
在仰韶村發掘完回到北京之后，安特生立即組織專家、學者對所帶回來的實物進行“會診”，發現這些實物以磨制石器與彩陶共存為特征，經過系統、全面的研究、鑒定、比較、分辨和論證，按遺存深度進行逐層分析，結果一致認定了安特生的判斷：這里是中華民族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存。按照考古慣例，以首次發現地命名為“仰韶文化”，因其遺存中也多有彩陶，所以也被成為“彩陶文化”。
“仰韶文化”的發現，不僅使“中國無石器時代”的理論不攻自破，將中國史前社會發展史從文獻記載的夏商時期，向前推了至少2000年，成為研究中國早期文明化進程的承上啟下的重要支點。
1923年，安特生在發表的《中華之遠古文化》一文中，比較了仰韶文化彩陶與中亞的安諾和特里波列文化彩陶的異同，從相近似的彩陶紋飾來看，他認為仰韶文化可能是從中亞地區傳播而來的，這就是他所主張的“彩陶西來說”，也即“中國文化西來說”，這種說法也得到了不少本土學者的附和。安特生隨后又在中國西北地區進行了相關考古，試圖證明他的這種假說。
第二張面孔
李濟：從西陰村到殷墟，開啟中國現代考古力證“中國文化自成體系”
安特生的“中國文化西來說”，深深地刺痛了當時的很多中國學者，也更激發了他們通過考古資料重建中國古史的熱情。李濟，就是這些學者中的一員。
1918年李濟由清華學堂選送留學美國，5年內拿了三個學位：前兩年，在克拉克大學拿到了心理學學士、社會學碩士學位；后三年，拿下哈佛大學人類學的哲學博士——也是中國第一位人類學博士。
之所以轉向人類學，在1920年的一份自撰簡歷中，李濟道出了原委：“想把中國人的腦袋量清楚，來與世界人類的腦袋比較一下，尋出他所屬的人種在天演路上的階級出來。要是有機會，我還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墳掘墓、斷碑尋古跡，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來尋繹中國人的原始出來。”
1923年回國后，李濟在南開大學當了兩年教授。之后，清華學堂成立國學研究院，聘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為教授，李濟資歷尚淺，加上需要做田野工作，任“特約講師”，但月薪400元鷹洋、助教一人、研究室一間的“標配”，與四教授持平。
頂著人類學博士的光環，但李濟一生主要的事業卻是考古學。按照他晚年的說法，是一個偶然的機會使他“從人類學家轉為考古學家”：1926年他在山西夏縣發掘了西陰村遺址。
這一年的10月15日，他和跟隨安特生發掘仰韶文化遺址的袁復禮一起，在清華國學研究院和美國弗里爾美術館的資助下，在夏縣西陰村開始了首次發掘。
整個發掘工作由李濟主持。他們沒有將整個遺址挖開，而且只選擇一小塊面積，采用“探訪法”挖出了八個兩米見方的探坑，另有四個探坑因不完整而未編號。
李濟處理探訪，首創了以X-Y-Z來表明陶片位置的“三點記載法”，還發明了逐件登記標本的“層疊法”，即用大寫英文字母表現以每米為單位的人工層次，同時還用小寫的英文字母來表示自然層位的深度。發掘工作進行得很細致，以層位劃分為例，個別探訪由表土層往下共劃了三十三個層位。
“三點記載”、“層疊”、“探溝探坑（點線）”等這些田野考古工作方法，奠定了現代科學考古的基石，今天仍被海峽兩岸考古界沿用。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曾評價說：“這種發掘方法今天看來雖然很簡單，在六十年前卻有開天辟地的意義。”
（西陰村遺址發掘現場圖）
西陰村遺址的發掘，是中國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發掘，標志著現代考古學在中國的正式建立，也奠定了李濟作為“中國現代考古學之父”的歷史地位。
西陰村的發掘，擴大了安特生仰韶文化分布的版圖，但李濟卻對安特生的“彩陶文化西來說”表示了謹慎的懷疑：“考較現在我們所有的材料，我們還沒有得著可靠的證據，使我們斷定在中國所找的帶彩陶器確發源于西方。”
事實上，對于安特生等外國同行在中國的“光榮與夢想”，李濟的心情也是極為復雜的：“說起來中國的學者應該感覺萬分的慚愧，這些與中國古史有如此重要關系的材料，大半是外國人努力搜尋出來的……這些情形，至少我們希望，不會繼續很久。”
的確“不會繼續很久”。自1929年起，作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組長，李濟開始主導河南安陽殷墟的考古發掘，這項工作一直持續到抗日戰爭的爆發而終止。
在殷墟的發掘，不僅出土了大量引起各界關注的甲骨及其刻辭，揭示了甲骨文的奧秘，還發現了大量的建筑遺跡、墓葬、車馬坑、陪葬坑，以及青銅器、玉器、陶器、骨器等文物，進一步證明了殷墟是商朝末代王都的所在地。
李濟曾說過，殷墟發掘是“希望能把中國有文字記錄歷史的最早一段與那國際間甚注意的中國史前文化連貫起來，做一次河道工程師所稱的“合龍”工作。殷墟發掘與發現被認為是可以與特洛伊發掘坐實荷馬史詩相媲美的世界級重大考古發現，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左起：董作賓、李濟、傅斯年、梁思永1931年在安陽小屯考古時合影）
1930年，趁著殷墟發掘的間隙，李濟又去發掘了山東歷城城子崖遺址，確定并命名了以往不同于仰韶彩陶的黑陶為主要特征的史前文化——龍山文化；次年，剛從美國留學回來的梁思永在洹河南岸高樓莊村北高崗的殷墟發掘中，辨認出仰韶—龍山—殷墟遺存自下而上相互疊壓的地層關系，即考古學史上著名的后崗三疊層，確定了他們從早到晚的時間序列。
至此，中國自甲骨文記錄上溯到史前的歷史框架——仰韶、龍山和殷墟大致上貫通了。加上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等，切實地說明了中國從舊石器時代以來遺址就有人類繁衍生息，歷史相對連續，文化自成系列得到了考古的證明。
安特生的“彩陶西來說”乃至“中國文化西來說”，完全被推翻了。
第三張面孔
蘇秉琦：開啟新中國考古人才培養的“輝縣模式”，開創中國考古的“蘇秉琦時代”
蘇秉琦是河北高陽人，1934年畢業于北平師范大學歷史系。他本想畢業后在北平或老家做歷史教師，“讓國人深知民族歷史而懂得要挽救自己”，但沒想到在畢業前夕，北平師范大學校長李蒸知人善任，認為他機敏且穩重，專心且善思，更適宜做研究工作，就把他推薦給了徐旭生任所長的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
徐先生看蘇秉琦進入角色很快，對中國現代考古學“修國史”的任務也很著迷，就給他予以重壓。同年10月底，讓他與何士驥一起前往陜西寶雞斗雞臺遺址發掘溝東區。在這次發掘和研究中，他選擇以瓦鬲為切入點和重點，對墓葬和器物逐一分類，還將全部40件瓦鬲分為四種類型。
這是中國考古界第一次系統運用分型分式法，將器物按其形態差別而劃分為型、亞型和式別，這也是第一次根據遺跡、遺物的共存關系來判斷各單位的相對年代。
地層學和類型學是近代考古學的基本方法。系統的類型學方法，是瑞典人蒙特留斯在1903年建立的。蘇秉琦從中國考古的實際材料出發，正確運用和發展了這種方法論。此后的考古學研究中，皆以此為范例，形成普遍使用的“型”和“式”的概念，蘇秉琦也被公認為中國考古類型學的奠基人。
（考古所建立時的主要成員（左起：蘇秉琦、徐旭生、黃文弼、夏鼐、許道齡、陳夢家））
新中國建立后，在1950年8月1日成立了中國科學院考古所，該所以原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考古組和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的留守人員為班底，所長由文化部文物事業管理局局長鄭振鐸兼任，梁思永和夏鼐為副所長，實際負責所務。其研究人員包括蘇秉琦在內只有8個人，加上技術員和技工也才14人，實際上就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整個國家全部的考古力量。
考古所成立之初，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就是人員不足，急需培訓干部，并擴大研究隊伍。為此，考古所于1950年10月組團前往河南輝縣開展發掘工作。發掘團由夏鼐任團長、郭寶鈞為副團長，蘇秉琦為秘書長，該團的任務主要是對團李的四名年輕人安志敏、石興邦、王伯洪和王仲殊進行一對一的田野考古培訓。
從1950年冬到1952年春，發掘團先后在輝縣的五個地點進行了三次較大規模的發掘；發掘結束后編寫的《輝縣發掘報告》，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本田野發掘報告，它建立了新中國考古的范式。
在發掘和撰寫報告的過程中，四位年輕人得到了很好的訓練，后來他們都成為各自領域的領軍人物。但僅靠輝縣發掘培養的幾位年輕人還不足以緩解日益迫切的人才需求。為徹底解決國家考古人才短缺問題，北京大學在1952年至1955年間舉辦了四期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學院總數達到了369人。訓練班的核心課程是考古學、田野考古方法及實習，教員主要來自輝縣發掘團。這批訓練班成員日后大多成為全國各地考古工作的骨干力量，“輝縣模式”經由他們而深深扎根于中國考古界。
1952年，北京大學率先在全國高校中設立考古專業，輝縣發掘團的多位成員在北大承擔課程。蘇秉琦則在北大考古專業創辦伊始即兼任專業主任，直至1983年北大考古系成立后才卸任。他在北大的努力，為新中國考古專業人才的培養做出了突出的貢獻，而“輝縣模式”經由北大考古也在全國發揚光大。
蘇秉琦不僅在考古實踐、考古教育上貢獻卓著，而且在考古學思想和理論研究上也創立了考古學上許多具有指導意義的學說和考古學基礎理論。
（1977年，蘇秉琦（左）在河姆渡遺址“摸陶片”。資料圖片）
20世紀70年代以后，隨著考古工作在全國各省區的普遍開展，周鄰地區不斷有與中原發展水平相近甚至更為先進的考古發現，這使習慣于以中原為中心的傳統史學觀受到挑戰，蘇秉琦敏銳地把握住這種新形勢，及時總結，提出了中國考古學文化劃分區系類型的理論。他將將中國人口密集地區在萬年以內劃分為相對穩定的六大文化區系。該理論被認為“找到中國文明起源‘破密’鑰匙，發現了分層中華民族的形成道路，論述中國的傳統精神”。
他提出的中國國家形成和發展的模式理論，和中國文明起源的“滿天星斗說”，至今仍是開展中國文明起源研究最重要的指導思想。
20世紀90年代，蘇秉琦在開展中國文明起源研究時提出了重建中國史前史、重建中國古史框架、構建中國國史框架模式的思想，并認為他的區系理論和國家形成的三個模式能夠提供重建中國史前史的鑰匙。
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還提出了“中國考古學派”這個概念，認為應“建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考古學，應該作為我們的目標、努力方向，這是中國考古學必由之路。”
蘇秉琦的考古學理論被人認為，不僅是新中國考古學取得巨大成果的原因，而且還將成為以后考古學深化發展的指南：“在尚未出現能夠超越或取代‘蘇秉琦學術思想’的新的理論學說以前，中國考古學仍然處于‘蘇秉琦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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