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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新林:中國考古視野中的鳥居龍藏

        鳥居龍藏(Torii Ryuzo)是日本名人類學家、考古學家。他一生擅長田野調查,著作頗豐,享譽中外。鳥居龍藏對亞洲人類學的影響可謂彌久深遠,但是在中國,他更為人所熟知的學術研究是在考古學領域。

        鳥居龍藏于1870年(日本明治三年)4月出生于日本阿波國(四國)德島市。他小學二年級輟學,自修小學和中學課程 。16歲參加東京人類學會。18歲初識日本人類學界泰斗坪井正五郎,并得到坪井鼓勵,同年創立德島人類學調查同仁會(德島人類學會前身)。 1893年,在坪井正五郎幫助下,23歲的鳥居龍藏成為東京帝國大學(東京大學前身)理學大學人類學教研室標本整理員,并聽課學習 。兩年之后,羽翼漸豐的鳥居龍藏,開始了中國考古調查之旅,從此與中國結下不解之緣。

        一、鳥居龍藏的中國田野調查和研究

        鳥居龍藏在中國進行數十次人類學和考古學田野調查。他在中國臺灣云南貴州四川西南地區 的人類學田野調查,取得了豐碩成果,得到很高的贊譽 。他在中國東北地區、朝鮮半島和東部西伯利亞的田野調查,兼顧人類學和考古學兩方面。他每到一地都做著人類學和民族學資料(包括當地人體質、語言、風俗習慣等)的采集,但是更主要的工作是作考古資料的調查和搜集。本文側重鳥居龍藏在中國考古田野調查方面的內容 ,按時代順序,概述如下。

        (一)1895年7月,鳥居龍藏受東京人類學會派遣,開始在中國遼東半島進行人類學和考古學的調查工作。這是日本學者在中國最早進行的考古田野調查 。在1895年7月至1896年1月,鳥居龍藏調查了柳樹屯(今大連)、金州、旅順、普蘭店、復州熊岳城、蓋平、海城析木城、大石橋遼陽等地的史前時代遺址和歷史時期遺址。這次調查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確認遼東半島存在熊岳城、貔子窩等石器時代遺址。其中在雄岳城采集到石矛頭,被視為中國東北地區發現最早的石器。在析木城發現獨特的所謂史前時代“石棚”遺跡(實際上屬于青銅時代),也是重要的發現(圖一)。此外,還發現高句麗古城和熊岳城墓磚(后來改定為漢代磚) ,以及復州永豐寺塔、析木城古塔鐵塔金塔、銀塔)、海城東門的波斯薩珊朝獵獅式臺石等。

        圖一 析木城石棚(引自《考古學上より見たゐ遼の 文化圖譜》)

        (二)1905年8月,受東京帝國大學人類學教研室指派,鳥居龍藏再進遼東半島做考古調查 。復查大連、旅順、普蘭店、奉天(今沈陽)、遼陽等地遺跡。此次在普蘭店鍋底山采集到新石器時代的石器和陶器,其是一批重要資料。因此,鳥居龍藏興奮地指出,這是“滿洲石器時代史上最該大書特寫的東西。”他詳細調查了后金都城—興京(原稱赫圖阿拉)和興京陵(即清永陵),認為永陵與奉天北陵東陵不同,留有滿族固有特點。他還調查輯安(今集安)高句麗墓群,附近佛寺和著名的好大王碑等。在遼陽盜掘數座漢墓,得到陶器、銅鏡和裝飾品等。

        (三)1907年6月至1908年12月,鳥居龍藏與妻子鳥居君子、女兒幸子一起調查喀喇沁旗赤峰市、翁牛特旗巴林旗(今巴林左旗巴林右旗)、阿魯科爾沁旗西烏珠穆沁旗等地和外蒙古部分地區;后又從北京,經張家口,到達多倫淖爾和元上都遺址克什克騰旗,再到巴林旗、敖漢、奈曼、朝陽錦州等地,最后到達北京。這次調查,一方面鳥居龍藏首次發現赤峰紅山后等重要史前時代遺存 。另一方面鳥居龍藏開始廣泛涉及歷史考古領域,特別是遼代和元代城址和墓地,重點調查了遼上京城址(圖二)、遼中京城址、元代張應瑞家族墓地、元上都城址和元魯王城址,以及朝陽、錦州的遼塔等。

        圖二 遼上京皇城東門遺址(引自《考古學上より見たゐ遼の 文化圖譜》)

        (四)1909年3月至5月,鳥居龍藏專程調查旅順老鐵山磚墓和貝殼墓,出土有陶器、銅錢、金屬器和裝飾品等,認為其與遼陽漢墓有相同性質。他盜掘老鐵山上的圓錐形石堆之塚(即積石冢),出土石短劍和陶器等。同時在旅順發現漢代土城牧羊城,還發現了諸多石器時代遺跡。此外還在熊岳城發掘漢代遺跡,在遼陽發掘漢墓等,獲得石棺、磚棺、石槨等;在撫順還準備發掘金代陶窯址。

        (五)1911年,受朝鮮總督府委托,鳥居龍藏調查朝鮮咸鏡道 。1912年2月調查中國延吉等地。在圖們江發現石器時代遺跡,并在龍井研究高句麗墓群,在局子街觀看銅佛寺古碑。在琿春調查古城,考察薩滿儀式祭具等。

        (六)1912年10月—1913年2月,受朝鮮總督府委托,鳥居龍藏在調查朝鮮半島同時,調查了中國東北地區旅順、鐵嶺開原長春海龍通化、集安、桓仁等地。在鐵嶺帽子山一帶調查堡寨遺跡和鐵嶺佛塔。在海龍調查輝發山城,首次發現女真文石碑。

        (七)1919年6-12月,鳥居龍藏調查東部西伯利亞地區的同時,繼續調查中國東北地區滿洲里、海拉爾鄂倫春齊齊哈爾哈爾濱黑河、璦琿等地 。這次調查更多是人類學的考察,其中在海拉爾調查清初古城址。

        (八)1927年8-10月,鳥居龍藏在中國東北地區再次做調查,主要在有撫順、沈陽、鞍山、長春、寧安阿城洮南通遼、鄭家屯、四平鳳城、海城和大連。調查內容主要有:一是第一次關注鞍山左近出土的畫像石等內容,并認為海城“所謂波斯薩珊朝獵獅刻石”可能與畫像石題材相似;二是詳細調查寧安渤海上京城址,記錄了渤海寺院(興隆寺)內著名的石燈幢;三是詳細調查阿什城(今哈爾濱阿城區)的金上京城址,采集到遺物,他注意到金上京城西門外的封土丘可能是墳墓(現在推測是完顏阿骨打陵遺址),是較為重要的認識;四是調查洮南古城并繪制城址平面草圖,采集到鬼瓦(獸面瓦當)和小銅人等遺物,認為此城屬于遼金時期;五是對通遼附近的喇嘛廟——莫林廟的考察;六是對四平八面城的調查;七是盜掘鞍山漢墓,并對墓葬進行描述,這是東北地區第一次清理漢代石板墓;八是復查析木城和普蘭店的石棚遺跡,以及析木城附近三座磚塔(遼塔)等。

        (九)1928年4-7月,鳥居龍藏帶著妻子君子和女兒幸子,先對東部西伯利亞進行調查,考察了明代永寧寺碑等。隨后對長春、沈陽、四平、阿城、吉林敦化、鞍山等進行考察,最后到達大連。這次主要考察了金上京遺址、敦化高句麗遺址,以及對鞍山苗圃墓地進行調查和盜掘。

        (十)1930年8-12月,鳥居龍藏和妻子一起調查遼陽、金州、開原、鐵嶺、通遼、開魯、阿魯科爾沁旗、巴林右旗(大板、黑山遺址、慶州城遺址、慶陵遺址)、巴林左旗祖州城遺址、遼上京遺址(林東)等地,再從通遼、經四平、海城、鞍山調查后,回到大連。這期間,最為重要的事件,是鳥居龍藏在中國軍閥湯佐榮大規模盜掘遼慶陵后,較早實地調查了遼慶陵,收集了部分隨葬品和建筑構件等,對慶東陵玄宮內壁畫進行攝影繪圖(圖三),發現人物像旁的題記等。

        圖三 鳥居龍藏之女綠子在遼慶東陵內繪圖(引自《考古學上より見たゐ遼の 文化圖譜》)

        (十一)1931年8-10月,鳥居龍藏帶著妻子鳥居君子和兒子鳥居龍次郎對遼東半島旅順、沈陽、遼陽和大連進行調查。其中重點是考察遼陽的遼東京遺址。

        (十二)1932年7-9月,鳥居龍藏帶著女兒鳥居子和兒子鳥居龍次郎調查大連、沈陽、遼陽、四平、鳳城、安東等地,其間還調查了朝鮮半島的高麗開京城和慶州、大邱等地。

        (十三)1933年8-12月,鳥居龍藏再次對遼文化進行專題調查,從大連起,經沈陽、錦州、義縣、朝陽、承德平泉、喀喇沁清代王府、遼中京城址、寧城、赤峰、林西遼慶州城址、遼慶陵遺址等地,其中重點是詳細調查遼慶陵遺址。

        (十四)1935年11-12月,鳥居龍藏帶領妻子君子,兒子龍次郎和女兒幸子調查大連、鞍山、沈陽、北鎮山海關天津薊縣通州和北京。這次調查的重點是薊縣獨樂寺、北京天寧寺、通州燃燈塔、北鎮雙塔等遼代寺院和佛塔。此外還踏查了北鎮東丹王陵遺址等。

        (十五)1939-1941年,作為燕京大學教授,鳥居龍藏帶領家人再次對東北地區和大同地區等進行多次考古調查。他復查了遼東半島的石棚等遺跡以及鞍山畫像石墓和金上京城址等;還對北魏下花園石窟云岡石窟等進行調查和研究。

        二、中國考古視野中的鳥居龍藏

        鳥居龍藏從1895年第一次踏入中國東北地區,到1951年從北京回到日本,他與中國考古學結緣57年之久。鳥居龍藏在中國的工作一直備受中國學者關注 。

        1895年鳥居龍藏對中國遼東半島的調查,雖然沒有明確的考古意識,但應該是中國境內最早的考古調查工作之一 。這在中國考古學史上無疑是十分重要的事件。我們從上文所述鳥居龍藏田野調查的半世紀歷程中,可以根據其研究的重心,將其工作分為兩大階段。

        第一階段:從1895年至1926年前后。這一階段,田野調查的重點是史前考古。

        鳥居龍藏在1926年以前,在中國北方地區的考古田野調查更多關注石器時代的遺跡和遺物。每到一處有新發現,新驚喜。1910年,他將前三次調查資料寫成《南滿洲調查報告》 出版,得到學界的首肯。中國學者安志敏認為其是“中國考古學最初之權威著作,亦為中國考古學之基礎”。

        雖然鳥居龍藏田野調查的方法未必和現在考古學一致,但是他不辭辛苦,目標明確,搜集了很多重要的史前考古資料。以這些資料為研究對象,鳥居龍藏完成博士論文《滿蒙的史前時代》,因此他獲得了東京帝國大學文學博士學位。著名學者白鳥庫吉對《滿蒙的史前時代》給予很高的評價 。他指出“位于興安嶺以東的滿、鮮、蒙之地,古來形成一個重要的區域,但很久以來沒有引起學者的注意。直到最近幾年,我們日本學者才著手研究,成績相當可觀而令人振奮,但是其地的史前史完全是一片荒蕪的狀態。本論文作者多年來在其地區踏查摸索,所獲的考古學資料,種類極多而且內容豐富,值得我們學界稱贊,可以說這篇論文奠定了滿蒙地區先史考古學的基礎。”毫無疑問,這篇博士論文也奠定了鳥居龍藏在日本作為考古學家的地位。

        第二階段:從1927年至1951年。這一階段,田野調查的重心為歷史考古學。

        鳥居龍藏特立獨行,喜歡學術自由,不喜歡被“官學”約束。1924年他辭去東京帝國大學的教職。同年以自己家庭成員為主,創辦“鳥居人類學研究所”,開始獨立的考古田野調查工作。1922~1933年間,他被聘為私立國學院大學教授。1928年,鳥居龍藏出任私立上智大學文學院院長,并成為參與創建的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評議員和研究員。他在東方文化學院設立的研究課題先后有三個:一是“史前時代的滿蒙與契丹人的文化”;二是“關于遼代都城中京、東京與高麗朝”;三是“關于遼代都城南京與西京” 。由此可見,其開始還兼顧史前時代和契丹文化的研究。從第二個課題開始,主攻遼代都城。從發表的資料看,1927年以后的田野調查,鳥居龍藏確實更多關注歷史考古學的內容,特別是契丹遼代考古遺存。

        1930年夏,遼慶陵之東陵和西陵被大規模盜掘。除了被盜掘大量隨葬器物外,遼圣宗、仁德皇后、欽愛皇后,遼道宗、宣懿皇后等漢文哀冊5合,契丹文哀冊2合被盜出,也被運至承德存放 。1930年10月,鳥居龍藏得知消息后,迅速趕到遼慶陵遺址考察,采集一些散落的建筑構件和木器等遺物,并拍攝東陵內壁畫,還介紹漢文和契丹文哀冊等,發表在《國華》上 。這篇文章引起了包括日本學術界在內的國際漢學界對遼慶陵的高度關注。1933年10月,鳥居龍藏再次考察遼慶陵遺址 。鳥居龍藏在遼慶陵遺址獲得了很多珍貴的資料,但大多沒有發表。

        1935年4月,鳥居龍藏在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演講時談到:“我過去已經花了三十年在研究契丹(遼)的文化。我的契丹研究主要的是立足于歷史考古學上的研究,不是過去的學者所作的文獻研究。”這段話似乎說明,鳥居龍藏從1906年考察遼上京、遼中京以后,他的田野調查除了重視石器時代的遺存外,一直在關注契丹(遼)文化的內容。同時鳥居也在對同行強調的是,他對契丹遼文化的研究,是考古的,而不是文獻的。

        鳥居龍藏對契丹遼代考古研究原來是有規劃的。本來他要編寫36冊的鴻篇巨著——《考古學上所見遼文化》 。具體內容包括:1-3.上京佛塔;4(原稿缺);5 -7.慶州城;8.石棺與銅鋺;9.祖州之石室;1 0.(原稿缺);11.上京城外邊墻;12-14.朝陽佛塔;15.上京附近寺院;16.圖譜說明;17.慶民之墓;18.東京城;19.佛塔;20.上京城;21.畫像石;22.遼代研究調査記;23.古城;24- 28.中京;29-32.陵墓;3 3- 34(原稿缺);35.關于東北的巨石遺跡;36.山東省考古學調査(1925年)。

        從所羅列的書目看,顯得有點雜亂無序,沒有分類,似乎還沒有確定內容。中國東北的巨石遺跡和山東考古調查的內容,與遼文化似乎關系不大。從出版的四冊《考古學上より見たゐ遼の文化圖譜》 情況看,鳥居龍藏從脫離東京帝國大學,任職到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開始,其主要精力無疑放在了契丹遼文化的田野調查和資料整理上面。

        為編寫《考古學上所見遼文化》作儲備,鳥居龍藏發表了一組關于遼代考古遺存的研究文章 。鳥居不僅對遼上京和遼中京都有專門論述(圖四),而且還發表了對金上京城遺址和相關遺存的重要認識 。

        圖四 鳥居龍藏論文手稿(引自《鳥居龍藏——世界に廣がる知の遺產》)

        鳥居龍藏《遼代畫像石》 一書的出版,是他在遼代考古研究方面的又一個貢獻。書中介紹了鞍山汪家峪、羊耳峪和遼陽金廠等畫像石墓的重要資料。鳥居龍藏旁征博引,對畫像石內容和題材進行了大膽論述,其中論及契丹習俗和孝子故事等內容,時至今日仍有影響,但將畫像石內容和佛教、景教、西游記、文姬歸漢等相聯系,是明顯不合適的。此書的資料性遠勝于其研究觀點。

        三、余論

        盡管現在看來,鳥居龍藏的史前時代研究和遼代考古研究都有很多需要糾正的地方,但是,毫無疑問,在20世紀前半葉,鳥居龍藏在中國考古田野調查和研究領域是十分重要的人物。他對中國考古學的萌芽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中國考古視野中,他在東北地區史前時代考古學和遼金考古學兩個方面,有著諸多的首創發現資料和研究之功,是一名做出了重要成績的著名考古學家。鳥居龍藏在中國的考古田野調查,都是在日本侵華期間完成的,田野調查工作也是在日本軍人的庇護下進行的,但是從現有的資料可以看出,鳥居龍藏是一個能夠堅持學術純粹性的學者,不媚權威,敢于挑戰“官學”教授的觀點,能夠根據考古資料盡量得出實事求是的認識,這是值得尊敬的。鳥居龍藏在燕京大學期間,不與日本軍方合作,堅持學術獨立,展現出一名學者的優良品質。因此,他在日本也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

        筆者從2001年開始對內蒙古巴林左旗遼上京遺址和遼祖陵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和研究。從此也與遼代考古結下不解之緣,對鳥居龍藏的關注也越來越多。我對鳥居龍藏不為利誘,執著的學術追求,不辭辛苦,常年堅持田野調查的學術精神心存深深的敬意,其故鄉德島一直心存向往。從2010年以來,承蒙友人日本東北學院大學佐川正敏教授和大谷大學武田和哉助教授的熱情幫助,筆者有幸3次到鳥居龍藏紀念博物館參觀研學,曾得到大原賢二館長、高島芳弘館長等關照,我能夠看到庫房內很多珍貴的中國文物(圖五)。其中可準確識別的有一些遼慶陵遺物,十分精美。更多的中國文物需要仔細的對比分析,才能判斷其所屬文化類型。據說筆者只是看到了冰山一角,可以想象整理鳥居龍藏的收藏文物是一項十分困難且異常辛苦的工作。我衷心希望,中日學者能夠創造機會,優勢互補,開展合作整理和研究,盡早將鳥居龍藏在中國田野調查中所獲的遺物進行全面系統的整理,并逐步公布于世,完成鳥居龍藏未竟的工作,以饗學術界,告慰鳥居龍藏的在天之靈。這將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情。

        圖五 遼慶陵遺址采集建筑構件(引自《鳥居龍藏——世界に廣がる知の遺產》)

        (附記:為行文方便,本文對著名前輩學者都直呼其名,敬請海涵。本文初稿完成于2010年底,年初我有幸第一次參觀鳥居龍藏紀念博物館有感而發。2015年是鳥居龍藏先生到中國進行考古調查120周年,修定此稿。2016年2月應日本德島縣立鳥居龍藏紀念博物館邀請,參加紀念鳥居龍藏先生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曾宣讀此文。征得日方同意,本次以中文刊發,略做修改。)

        (本文電子版由作者提供 作者單位:董新林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北方文物》2017年第1期 此處省略注釋,完整版請點擊左下方“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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