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考古：讓大遺址煥發時代生機
寶墩古城出土的盤口圈足尊
東華門遺址出土的蜀王府龍紋瓷盤
商業街古蜀船棺合葬墓出土的虎形器
商業街古蜀船棺合葬墓出土的漆床
寶墩古城出土的碳化稻谷
在中國5000多年的文明長河中，留下了一大批規模宏大、影響深遠的文化遺存，它們構成了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史跡主體，也是今日我們感知文明、賡續文脈的橋梁和紐帶。它們，便是大遺址。
近日，國家文物局印發《大遺址保護利用“十四五”專項規劃》，對大遺址的保護利用提出了明確目標——中國特色大遺址保護利用理論制度體系更加健全，在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促進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彰顯更加重要的作用。
大遺址需要以考古為支撐，堅持保護第一、合理利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數十年如一日，參與寶墩、金沙、商業街船棺合葬墓等大遺址考古發掘以及保護研究。考古人以鮮活的材料補齊了歷史缺環、豐富了成都的文化底蘊，推動大遺址華麗轉身，成為成都厚重的文化新名片。
堅持考古支撐
不斷廓清大遺址價值內涵
成都，是長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中華文明重要發源地之一。豐富的大遺址資源，真實記錄著成都歷史文化和社會發展的脈絡，勾勒出不一樣的文化肌理。幾十年來，納入成都市大遺址名錄的已有28處39個遺址點。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古蜀文化遺址群、宋元遺址群、酒坊遺址等大遺址，展示著成都的深厚文化積淀。
成都大遺址的深厚底蘊，皆由考古揭示。作為大遺址保護必要的基礎工作，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對大遺址的考古發掘，刷新著成都的歷史，不斷廓清大遺址的價值內涵。
“如寶墩古城的發現，就對探索成都平原新石器時代文化、建立四川地區從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的文化序列起到了關鍵性作用，填補了古蜀文化研究中的空白。”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顏勁松介紹。
20世紀80年代，正是成都市博物館考古隊（現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前身）在新津調查時發現了土埂和磨制石器，由此在上世紀90年代開展了更詳盡的考古工作，一舉確認寶墩遺址是一座距今約4500年的史前古城，面積僅次于良渚古城、石峁古城、陶寺古城，是中國四大史前古城之一。隨著近年來考古發掘持續進行，考古人員對寶墩文化的形成、變遷、生業形態、社會結構及文明化進程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認為，中華文明的起源和早期發展階段，華夏大地到處都進行著文明的孕育，恰如“滿天星斗”。寶墩古城的發現，實證了4000多年前的成都平原也已進入“文明的前夜”，在長江上游的文明起源與發展過程中具有主導與領先地位。
在更多配合基本建設的搶救性發掘中，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也不斷揭示著成都的深遠歷史。
成都金沙遺址證明了成都金沙區域早在3000多年以前，就是一處重要的古蜀都邑。考古出土的太陽神鳥金箔，成為中國文化遺產的標志。
商業街船棺合葬墓，是目前發現的古蜀最高等級墓葬，可能是蜀王的家族墓地。規模宏大、格局規整的船棺，讓人得以窺見2000多年前古蜀先民的獨特葬俗。出土漆木器是戰國漆器中罕見之精品。出土了迄今為止全國唯一一組先秦時期床帳實物，經考古人員精心修復后得以面世。
2007年至2013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對金堂懷安軍古城遺址進行了5次發掘。出土了豐富的實物資料，展示出這一時期四川地區城市建設的規劃智慧和繁榮發展。
2012年，在配合成都市體育中心基本建設的搶救性發掘中，發現了隋唐時期的“城市中央公園”摩訶池以及明蜀王府的“左花園”，成都這座2300年來城址未變的古都，再增豐富多維的實物資料。這處遺址的發掘，被意大利考古學者稱贊為成都的巨大財富。他們認為東華門遺址未來經過打造后，可以像羅馬城中的歷史遺存一樣，不僅成為著名的歷史遺跡，更成為城市景觀和人們生活的一部分。
考古對于大遺址保護利用的價值，由此可見一斑。
堅持發掘與研究并重
補齊缺環 讓成都歷史更加豐滿
考古，是對歷史的叩問和追尋。在數十年如一日的考古發掘中，成都考古人肩負起重塑歷史缺環的使命，讓大遺址承載的成都歷史更加豐滿。
再說寶墩遺址，今年上半年的一個考古新發現引起了公眾關注。考古人員發現了成都平原最早的水稻田遺跡，為了解成都平原史前水稻種植以及長江上游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珍貴信息。
事實上，最近幾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開展的動植物考古等多學科研究，不斷還原著古蜀文明最年輕階段的生動面貌。通過植物考古，人們發現，在寶墩時期，水稻已是主要農作物；通過動物考古，得以發現寶墩先民已開始馴化和飼養家豬、狗等家畜。如果說以前古蜀文明在人們心目中是一段久遠而縹緲的歷史，如今，這段歷史正通過考古之手變得更加可知可感。
通過持續的考古發掘及研究，學界認為，寶墩積累的挖壕筑城、治水、水稻栽培、家畜養殖等經驗，為寶墩文化晚期和三星堆文化時期發展提供了技術支撐。寶墩遺址是成都平原邁進文明門檻和長江上游文明起源的歷史見證，也是研究古蜀文明和中華文明的重要基石。在近日發布的國家文物局《大遺址保護利用“十四五”專項規劃》中，以寶墩遺址為代表的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名列其中。
對金沙遺址的探尋，考古人也從未停止。近20年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已摸清金沙遺址區內的文化遺存分布點達120余處，金沙遺址博物館周圍5平方公里以內，都是金沙遺址區域。它是成都平原商周時期非常重要的聚落，文化內涵豐富、聚落結構復雜、時代特征突出。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教授郭偉民認為，正是考古人員持之以恒的發掘及研究，讓“金沙遺址撐起了成都歷史文化之魂，對于新時代城市文化建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看似枯燥的文物保護和學術研究，不斷引起公眾強烈的興趣。成都東華門遺址2019年發布動物考古成果。考古人員根據遺址出土的動物骨骼，分析出蜀王府愛吃雞、鵝、豬肉以及兔肉。除了養貓、狗和各種鳥類作為寵物外，還會豢養豪豬、果子貍、熊。沒想到嚴肅的研究成果也能引來公眾關注，人們感嘆，“成都人愛吃兔子原來由來已久”……
在成都，有一個現象特別值得關注。天府廣場發現石犀、新川創新科技園發現漢代崖墓群、寶墩古城發現長江上游最早的水稻田……每一次考古發掘都能登上網絡熱搜，在朋友圈更是廣為傳播。這一現象的背后，恰是考古不斷展示的歷史真相，增強了人們的文化自信。這，也是考古的使命和責任。
促進保護利用
考古人初心不改上下求索
大遺址，是實證中國百萬年人類史、一萬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核心文物資源。對大遺址的保護利用，除了可以生動地向世人展示中華文明的燦爛以及對人類文明的貢獻，還能帶動文化產業發展，是推動文旅融合發展的重要著力點。
21世紀以來，隨著一大批大遺址被發掘，成都越發重視對遺址的保護和利用。如何讓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活起來”，成都考古人探索出了不同的道路——
推動遺址公園建設。近年來頗受關注的邛窯遺址公園，早在2013年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按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的理念與標準，編制了《邛窯遺址考古工作規劃》，多處窯包作為“文化之根”進行本體保護。2018年，邛窯遺址公園開園，很快成為成渝潮流新地標。
據顏勁松介紹，“考古遺址公園立足于遺址及其周邊環境的保護、展示與利用，兼顧科研、教育、游覽、休閑等多項功能，可以有效緩解文化遺產保護與城市化進程之間的矛盾，帶動相關產業發展，進一步改善人居環境，擴展和豐富城市文化內涵，非常值得積極探索。”
建設大遺址考古工作站。在寶墩，大遺址考古工作站已經正式落成。它是集考古修復、整理研究、展示利用、文物庫房等多功能于一體的公眾考古示范基地。未來，寶墩古城遺址將打造成為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的示范性保護及展示基地，成為傳播成都歷史文化的重要窗口，確保文物價值及社會價值的傳承延續與發揚。
打造遺址博物館。一些文博領域的“大咖”在參觀了成都水井坊博物館后，紛紛點贊。它的考古發掘和遺址保護規劃，正是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兄弟單位進行。水井街酒坊被國家文物局認定為我國發現的古代釀酒和酒肆的唯一實例，其史學價值高。為了對遺址進行長期有效地保護，同時可持續保護并傳承傳統釀酒技藝，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西安建筑科技大學耗時兩年推出了遺址保護規劃，以此為基礎建設的遺址博物館，集文物陳列、非物質文化
遺產演示場所等為一體，真正做到了讓文化遺產“活”起來。如今，這座大遺址已經融入整個水井坊歷史街區中，成為成都重要的文化窗口。
以考古發掘為依托，人們欣喜地看到，成都把大遺址文化元素植入公園城市內涵，把大遺址文化景觀融入公園城市生態空間，以大遺址保護利用促進公園城市創新發展——
在黃龍溪，明代墓群作為大遺址文化景觀被列入黃龍溪“十古”景點之一，成為游客參觀的打卡地。
在十陵青龍湖濕地公園，明蜀王陵墓葬群形成了一處王陵墓葬群勝跡，豐厚了公園的文化內涵。
城市綠道與大遺址融合，既保護和再現了遺址，又美化和優化了城市環境……
“文化遺產是成都建設世界文化名城的重要根基與文脈所在。做好考古發掘與大遺址保護利用工作，是成都建設世界文化名城和公園城市的基礎環節，對于展示成都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實現歷史文化遺產全民共享具有重要意義，也是建設可持續發展的世界城市的必然選擇。”顏勁松表示，將成都大遺址保護利用、展示與城市建設、生態環境相融合，不僅是一項重大的文化工程，也是一項具有長遠意義的民生工程。
未來，我們還將看到大遺址保護的更多成功案例。顏勁松介紹，成都東華門遺址片區的打造，將在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等傳統保護利用方式的基礎上，深入落實四川省與意大利考古和文化遺產保護利用合作計劃，按照世界級文化遺產的標準進行打造。成都考古，將繼續為成都貢獻閃亮的文化新名片。
成都考古之最
長江上游最早的史前城址群
1995年起陸續確認寶墩文化時期的8座古城，建立起成都平原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體系，確立了成都平原對于探索長江上游文明起源的重要地位。
長江上游最早的水稻田
2020年至2021年在寶墩遺址發現，是長江上游首次發現4500年前的水稻田，對了解長江上游史前人類生活狀態具有重要意義。
長江上游最早的象牙權杖
2013年發現于溫江紅橋村一座寶墩文化時期的墓葬中，長約1.04米，距今4000多年。
東周時期規模最大的船棺合葬墓
2000年在成都商業街發現。現場出土了精美漆器，將成都作為我國著名漆器生產中心的歷史向前推移了三四百年。
世界最早的提花織機
2013年，在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4臺提花織機模型，是世界上發現最早的提花織機模型。
國內最早最完整的人體經穴漆俑
在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是迄今為止我國發現的最完整的經穴人體醫學模型。
國內體系最完整、內容最豐富的古代醫簡
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醫簡920支，讓久已失傳的醫學典籍在千年之后重現于世。
國內最豐富的南朝佛教造像
2014年至2016年，在成都下同仁路和實業街一帶發掘清理出500多件精美佛教造像，年代集中在南北朝時期，彌足珍貴。
2005年，邛崍市啤酒廠擴建，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對龍興寺遺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
西南地區發現的最精美伎樂俑組合
2010年在成都市龍泉驛區發現后蜀趙廷隱墓，共出土樂舞俑36件、樂俑28件、舞俑8件，是迄今在西南地區發現的最精美伎樂俑組合。
轉載自：九派新聞
發布時間: 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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