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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開國之王原來是“古成都人”系列之八:“五丁開山”迎難而上

        “五丁開山”迎難而上

        到開明五世時,刪去“中原人”妄稱的“帝號”。

        祭祀到禮儀,都進行大張旗鼓的“變臉”。

        盛世強君。從開明六世到開明十二世,一直處于內憂外患的戰爭陰影、對外擴張的理想中,秦國蜀國對于漢中要塞的爭奪,更是一場緊張而持久的拉鋸戰,雙方屯積重兵,你爭我奪。

        既有軍事攻伐,也有商旅往來。

        交好,戰爭間隙的曖昧時光。

        同床異夢,各懷鬼胎。蜀國與秦國兩國邊境相對平靜。不僅戰事稀少,還有使臣往來,互有饋贈,但又都希望對方在與對手的交鋒中受損,以便漁翁得利,使自己成為“天下霸主”。

        “據有巴蜀之地”。

        到了前377年,蜀國從漢水南下伐楚。

        盡管吳起雖死,“變法” 卻已深入楚國的五臟六腑。雖然蜀軍以 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路高歌,占領茲方。茲方距楚都江陵湖北荊州),還有400多公里,楚人就已經“為捍關以拒之”。

        捍關,在今天今湖北十堰房縣一帶。

        東征受挫,不得不退兵。  

        非常滿足。在對秦國、楚國的軍事行動中,開明王一度戰果輝煌。

        同期中原,刀光劍影,硝煙彌漫。

        變法圖強。中續百家爭鳴,后啟大秦帝國,“凡有血氣,必有爭心”的大爭時代。

        各路諸侯,粉墨登場。

        扯起大旗,圈占土地。

        壯大軍隊,網羅人才。

        為了在史無前例的戰爭中獲得勝利,軍營與軍營間、帳篷與帳篷中,出沒著許多足智多謀的人。他們,頭戴方巾,身穿布服,轉動著三寸不爛之舌,以足夠的耐心、堅韌不拔的精神,向不同的主子推售自己的強國計謀,試圖實現人生價值,也讓社會認同自己的價值。

        痛則思變。在前361年,秦國走上“變法”強國之路。

        “孤秦”圖強。“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并。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七國諸侯,唯有秦國在黃河與崤山以西,經濟、文明程度,較河東山東六國低得多。

        排斥在“中國”以外,被當作“夷狄”。

        在人才引進中,主要接納來自東方的改革家、軍事家與外交家。

        所有著名丞相,幾乎都從秦國以外聘來。

        衛鞅入秦,年方“而立”,卻已洞悉宮廷鉆營術。首先,結交秦孝公寵信的宦官,走后門得以見王,然后,依次拿出稱帝、稱王、稱霸三種政治設計。秦孝公特別鐘情“強國之術”。

        “卒用鞅法”。

        司馬遷記載,商鞅變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說”。

        文化獨特。融合西戎,注入草原文化,百姓“淳樸忠厚”,尚武團結,“秦中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與法家文化,一拍即合。

        秦文公為融入中原文明,摘掉戎人的帽子,學習周朝禮制,安撫周朝遺民。

        商鞅變法,首重取信于民。

        信者,誠也。《論語》開篇,記載孔子與弟子的語錄,出現六個“信”字,特別強調“信近于義”,無論人際關系,還是國際關系,相互信任是交友結盟、治民睦鄰的第一要義。

        成功訣竅。不是法治理論的首倡者,卻是法治實踐的表率。法是制度的總稱,變法,就是變革傳統政治體制,因此法又一立,就不容動搖退縮,“雖乘輿亦不得違法而任喜怒”。

        商鞅變法,絕非取消身份、等級與相應特權,而是將血統貴族體制,改造成早在秦孝公父祖輩,已在局部實施的軍功貴族體制。取消的貴族特權,只是打破憑借“龍生龍、鳳生鳳”的血親關系,就生而富貴的寄生性世襲特權,代以軍功“明尊卑爵秩等級”的特權體制。

        變法初令,似屬創新,實為復古。

        在《史記》中,司馬遷不辭辛苦地追尋秦始皇祖先的發跡史。原是替周天子養馬的家臣,靠牲畜繁殖,對付西戎有軍功,拜爵封侯。商鞅以“法”,幫助秦孝公重振秦穆公霸業的光榮。

        法治思想與政治文化融合的典范。

        土地國有,始于秦朝

        中國最早的“土地國有+集體固定耕作”。

        國家租給農民耕種。《商君書》記載:“訾粟而稅。”

        訾,量;稅,地租。國家根據田畝總收入,收取租金。

        堵死農戰以外的任何出路,勤勉地安心農耕。《商君書》介紹:“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別則國安不殆。民不賤農,則勉農而不偷。國家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

        “明法度,定律令”。

        以法為治,以吏為師。

        整個社會形成“貪狼強力”的風俗。

        虎狼之師。以“耕戰”為核心,戰術不擇手段,破壞周朝的“戰爭法”“戰爭公約”,狼性在戰爭中放大,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沒有任何借口,斷絕生路,只能激發狼性。

        張儀、司馬錯,狼性文化的典型代表人物……

        戰國七雄,從前656年到前357年,在160場國際大戰中,秦國只發動過11場。但是,從前356年的“商鞅變法”到前221年,在96場國際大戰中,秦國發動了52場,取勝48場。

        楚國,秦國“變法”前的30多年,就任用吳起,進行“變法”。已為“只是近黃昏”的楚國,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軍舍林中,馬飲于大河”,再次成為決定群侯爭霸格局的超級大國。

        經典戰役“圍魏救趙”,吹響了楚人復興的號角。 

        洪流之勢。“變法”使兩國強盛。

        固步自封。版圖龐大,給“古成都人”帶來心理上的優越感。

        唇亡齒寒?“變法”已經卓見成效的楚國,要拿古蜀國試刀。大軍揮師西進,占據鄰居——巴國的大片領土。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還是沒有讓“古成都人”在富裕、安逸的夢中蘇醒。

        樹敵兩面。軍事上,秦國、楚國對古蜀國,都占據“地利”。

        秦國對成都平原,一直有強烈的占有欲。采取硬攻,只能事倍功半。想發起戰事,首要打通進山道路,秦惠王使用一條妙計后,又 精心設計了金錢、美人之計,仍然無濟于事……

        交通便利。縱橫交錯的道路,從成都平原腹心,向四面八方延伸,唯有出川之道,異常艱難。東川路、巴嶺路,通向偏遠蠻荒的東南方,東北方向連接著先進發達的中原文明。

        為了秦蜀兩國的經濟交流,古蜀國 開辟古金牛道,連接褒斜道。

        褒斜道,古代穿越秦嶺的一條谷道。

        沿漢水支流褒水(褒河)兩條河谷而成。斜峪口,在陜西眉縣之南,褒谷口,在漢中褒城以北,故名褒斜道。古代由長安去漢中,先入斜谷,后入褒谷,也稱斜谷道。全程249公里。

        經行路線大致為:自古長安經戶縣,折西過周至、眉縣,由斜谷口入秦嶺,沿斜水東側南行,經鸚鵡嘴、下寺灣,越老爺嶺入桃川谷,西過靈丹廟、杜家坪,登五里坡,進入褒水上源之一的紅巖河上游(今太白縣城所在地嘴頭鎮),再折向西南行,經兩河口關山街、古跡街、西江口鎮、孔雀臺、馬道鎮、褒姒鋪,穿石門或越七盤嶺,出褒谷口,經褒城,到達漢中。

        棧道南端叫小石門,北端叫大石門。

        漢中盆地北望關中,南通巴蜀。

        歷來為兵家所重。蜀道的核心地帶,秦人入蜀,蜀人入關的必經之所;連綿無盡的山地中,一小塊被漢江澆灌的沃土,讓漢中成為微型的“成都平原”“天府之國”。

        既是舉兵入關的“咽喉要地”,還是屯兵休養的“后方糧倉”。

        張良劉邦入漢時,指出平原廣闊,利于農植,可休養生息,為楚漢爭霸保存實力。蕭何也以為,“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可“養其民以至賢人,收用己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

        韓信與漢高祖君臣在漢中相會,指出“楚必亡、漢必興”的道理。

        南鄭之爭,戰略上與三國曹劉之爭,沒有太大區別。

        淵源可追溯到前1046年,杜宇參加武王伐紂的戰爭。

        《華陽國志》引《蜀志》稱,其始通于三皇。

        “褒斜之道,《禹貢》發之,而漢始成之”。《讀史方輿紀要》記載。

        《禹貢》記載,大禹治水既排洪行潦,治理水患,又建立水陸交通線路。

        導山導河。“岷山導江,東別為沱”。

        發源于岷山的岷江,流入成都平原后南,向川南的宜賓,匯入長江

        “江沱”的進水口,在今都江堰南馬爾墩。首受岷江后,東行經徐埝河故道,東注于毗河,向東直入金堂峽,匯入沱江。沱江盡管源于龍門山,水源的相當大一部分來自岷江,自西向東,流過成都平原、龍泉山地,東南于瀘州,注入長江。

        潛水,“一在巴郡宕渠縣,一在廣漢郡葭萌縣”,即今嘉陵江支流渠江與在今廣元境內流入嘉陵江的支流。大禹時期在四川盆地的治水活動,主要集中在岷江、沱江與嘉陵江流域。

        創造岷江上游治水使用的榪槎。

        還留下“以德治人”的傳統。

        龍門山,因大禹“鑿龍門,鑄九鼎,治水患”得名。

        主峰九頂山,也稱九鼎山

        岷江、沱江,成都平原的母親河。

        三星堆、金沙遺址的母親河。

        古金牛道在成都平原所經過路段,正是岷江、沱江流域。向北,進入綿陽、廣元地區后,主要穿越的就是嘉陵江流域,甚至,大段大段地直接利用嘉陵江河谷,為主要路線的通道

        今嘉陵江上游諸水,是時連通今漢江。

        山海經》記載:“又西三百二十里,曰嶓冢之山,漢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沔。”嶓冢之山,《禹貢》中的“嶓冢”。沔(水),上古時對古漢水上游河段,甚至整個漢水的別稱。

        由來已久。《禹貢》記敘虞夏時期,大禹帶領古羌部落聯盟到中原地區,通過這條“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嘉陵江),逾于沔(漢水),入于渭(渭河),亂于河(黃河)”的水陸交通線路,先乘船順桓水而下,然后,轉入今陜西寧強陽平關附近,至四川廣元白龍江口的嘉陵江河段,經過古漢水上游,再進入渭河水路、黃河干流。至少在夏商之際,就已初步形成。

        陳倉道”的前身,被秦以降所稱“故道”。

        故道,老路、舊道之意。

        古金牛道一線,跨越岷江、沱江水系,沿著嘉陵江河谷北上,同步形成。

        一條南北向的文化交流渠道,圍繞民族族群遷徙的“藏羌彝走廊”網狀交通線。天成的古嘉陵河谷走道,連接成都平原與漢水上游地區的通道,后世所稱的金牛道是網狀路線之一。

        大禹與古羌人,最早開辟這條道路。

        河兩岸的巖壁上,鑿有一條難容雙腳的鳥道。

        在險峻處,排列著鉆鑿的小石窟。

        打通從蜀至秦的信道。古蜀國動用上萬的“古成都人”,采用“沿溪河成路,嶺橫越埡,陡峻盤旋,險絕而棧”的方法, 以血肉之軀犯險,遇山則火燒水激打洞,逢澗就鑿洞插木成棧,每條古道的開通,都是壯士喋血澆筑而成的天路,每一次的跋涉,都是驚心動魄的歷險。

        以開明十二世麾下的“五丁”為基本單位,組織的一支精銳“特種工程兵”,攻堅克難,幾乎承擔了古蜀王國所有的艱巨勞役,逢山開道,遇水搭橋,擔土運石,伐木聚沙。

        經褒水、嘉陵江,鑿通龍門山脈與秦嶺山脈。

        南段起點,成都金牛大道的營門口。

        北段起點,陜西寧強金牛峽谷。

        工程艱險,耗費巨大。

        從北至南,陜西境內有金牛峽、五丁關、西秦第一關等;經黃壩驛入蜀,有七盤關、清風峽朝天關、明月峽、石柜閣、葭萌關、劍門關等。一路雄關據扼,惡水咆哮,千難萬險,盡在李白《蜀道難》中所寫:“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后天梯石棧相鉤連。”

        長城精神在“圍”“堵”,以大圍墻姿態,拒絕外人進入自己的“家園”。

        “修路拆墻”。“五丁精神”相反,象征延伸、溝通與發展,有了解外面、走出去的內涵。互聯互通,修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也讓別人也有路可走,實際倡導了“一帶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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