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黍的起源與早期南傳

提及我國的農業地理格局，很多人的第一反應大概都會是南稻北麥。與之直接相關的，便是飲食結構方面，我們普遍認為，南方人以稻米為主食，北方人則偏好各類面食。然而，麥類作物原產于西亞，這種為我們所熟悉的農業地理格局，大體是漢代以后才逐漸形成的，完全的確立甚至可能晚至隋唐時期，是由種植制度、作物加工工具、食物種類等多種變化共同促成的。在此之前的數千年間，起源于我國北方的粟和黍一直是本地的主要糧食作物。南稻北粟是中國本土作物的原始分布格局。

正如秦嶺—淮河并非真的涇渭分明地分出了兩個自然地理區域一樣，農作物和飲食習慣的分布也并不是可以截然分開的。歷史上乃至近現代的南方地區，小麥的種植都相當廣泛，而米飯與面食也早已在南北分立的二元格局之下，滲入到對方的分布范圍之內。同樣，近年的植物考古研究也證明，新石器時代南稻北粟的作物格局，形成不久便逐漸被突破，起源于北方地區的粟黍曾經由不同通道傳入南方地區，并被廣泛種植利用。

粟黍起源與分布

基于上述手段，已有十余處新石器時代早中期遺址開展了針對性的研究工作，其中較為重要者包括內蒙古赤峰興隆溝，北京房山東胡林，河北武安磁山，山東濟南張馬屯、月莊和西河，河南新鄭唐戶，陜西臨潼白家村，甘肅秦安大地灣等。這些遺址年代最早者可到距今9000年，但大部分的年代大約在距今8000—7500年前后。

根據這些證據，我們基本可以確認，至少在距今8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時代中期，粟作農業已經在包括內蒙古東部、華北、山東、中原、關中和隴西的這一廣大地域內普遍出現。大地灣、興隆溝等遺址出土人骨和狗骨的穩定同位素分析結果表明，粟黍在當時已經成為部分地區的主要食物資源。

囿于材料和研究手段的局限，目前對于粟黍馴化的具體過程仍缺乏了解。結合各方面的考古證據，北方地區粟黍的馴化、農業在生業經濟中主體地位的確立，似乎是與定居的出現密切相關，而且是在很短的時間內迅速完成的一次系統性轉變。上述提及的近十處遺址，大體上框定了我國北方最初的農業區范圍，其后隨著仰韶文化早中期的農業擴張和區域間交流，北方地區適合作物種植的大部分區域至晚在距今6000年前后都完成了農業化過程。

中部路線

大體與粟作農業在北方地區的擴張同時，南北方農業區的交流也已經開始。湖南澧縣城頭山是南方地區最早發現新石器時代粟作農業直接證據的遺址，年代大約為距今5800年前后。其后，兩湖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中，普遍發現了粟類遺存，有力地證明了稻粟混作的作物結構至少自距今5800年開始在當地出現，并一直得以延續。

結合距今6000多年的稻作遺存在中原和關中地區出現的相關證據，經由南陽盆地貫通的交流通道應當是南北方作物早期傳播的重要線路之一。不過，這條線路是否繼續向南影響到湖南南部，因為缺乏證據尚不清楚，但其未能突破南嶺影響到兩廣地區，則基本是可以肯定的。

西部通道

從甘肅南部經由川西進入云南的這條通道，是粟作農業傳播的另一條重要線路。2000—2006年，位于岷江上游地區的茂縣營盤山遺址的發掘表明，馬家窯文化人群在距今6000—5500年向南擴張到了川西北地區，該遺址出土的大量粟黍是農業向西南地區傳播初期的直接證據。不過，后續的研究表明，這條通道所影響的四川、云南等地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除了來自甘肅的粟黍之外，普遍見有稻作遺存。這也就意味著這里的早期農業存在著另一個來源，長江中游是可能的區域之一，漢水上游的陜南地區的可能性也不容忽視。

無論源自何處，稻粟黍混作是西南地區早期作物結構的重要特征，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根據鹽源皈家堡、賓川白羊村等遺址的研究結果，這一組合大致在距今5000年前后傳播到了川西南地區，稍晚在距今4600年前后甚至更早，已到達了滇西洱海地區。此外，四川盆地和西藏南部地區早期農業的出現，均是這一通道支線的影響結果，東南亞大陸農業的出現也可能與這一通道有關。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與前面提及的中部線路是兩個農業體系的新石器人群之間的相互交流不同，這條西部通道所影響的區域原本沒有任何新石器人群。因此，這里的農業傳播過程是伴隨著整個新石器生活方式和技術體系的傳播共同完成的，既是當地的農業化過程，也是新石器化過程，人群遷徙可能是這一過程實現的重要方式。

東南傳播

粟黍向東南地區的傳播問題，某種程度上受到我國南方地區是單純的稻作農業區這一觀念的影響，加之這些地區植物考古研究的長期缺乏，一直未能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與這一方向上農業傳播相關的考古發現，最初來自臺南地區的南關里東遺址。該遺址在2002年開始的考古發掘中出土了數量較多的作物遺存，包括稻粟黍三種。

由于臨近的福建等地一直被認為是單純的稻作農業區，研究者將尋找臺灣早期農業來源的目光投向了其他地區。根據各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作物組合，同時結合山東和南關里東都出現有拔牙現象的證據，有學者提出，臺灣地區早期農業的出現應當源自山東地區沿海路的傳播。直到近年，隨著福建明溪南山、霞浦黃瓜山、屏風山等一系列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較為系統的植物考古研究工作的開展，這一觀點才逐漸被重新審視。

根據現有證據，農業大約在距今5000年前后傳入福建地區，作物組合包括稻、粟、黍三種，這種作物結構一直在本地得到延續，在距今4500年前后傳播到臺灣地區，進而到達菲律賓的呂宋島等地。福建這一作物組合的直接來源應當是臨近的江西地區，進一步追溯的話，有湖北和安徽兩個可能的源頭。

關于這一路線的具體傳播過程，目前仍有很多問題，均有待于江西、安徽等地新石器時代遺址系統的植物考古研究工作才能逐步解決。不過，從江西新干牛城、廣東五華縣獅雄山等商周秦漢時期遺址的線索來看，這些地區確有可能在很長時期內保持了稻粟黍的作物結構，而且經由湖北、安徽傳入江西的粟黍不僅進入了福建，可能還向南到達了廣東。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這一傳播線路涉及的福建、廣東、臺灣等地，在此之前已經居住著能夠制作陶器和磨制石器，但過著漁獵采集生活的新石器人群，這一農業傳播過程是這些地區的生業經濟的轉變過程。在農業化的同時，當地的文化面貌、生活習俗乃至人群結構也都受到了明顯的影響，這一點與前述兩條線路又有所不同。

綜觀上述三條主要傳播路線和涉及的區域，不難看出，唯有長江下游的環太湖地區在新石器時代始終保持著單一的稻作農業經濟。新石器時代晚期，我國南方的其他農業區，均在稻作之外種植一定比例的粟黍。這種現象的出現，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可能與這些地區的地形條件有關。我國南方地區山地、丘陵所占比例很大，在人類改造地形的能力和灌溉技術等有限的情況下，這些區域并不能實現大規模的稻作農業生產，而粟黍的引入則能利用很多無法種植水稻的田地，從而保證足夠的糧食供給。此外，當時南方很多地區的稻作農業，到底是水稻還是旱稻實際上也是存在疑問的，這些都需要今后更為深入和廣泛的研究來解決。

（作者：鄧振華，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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