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詔鐵柱文化流變探析
南詔鐵柱文化流變探析
李曉玲大理大學民族文化研究院
摘 要：南詔鐵柱是唐南詔時期宗教信仰的有力佐證，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南詔鐵柱文化隨著時代的發展也發生了流變，而歷來對南詔鐵柱的研究局限于對其淵源的探討，而忽視其傳承中流變的動態考察。通過對唐至清代南詔鐵柱文化流變的分析探討，旨在挖掘和弘揚南詔鐵柱文化的內涵。
關鍵詞：南詔鐵柱；文化傳承；流變研究
南詔鐵柱，古稱“崖川鐵柱、天尊柱、建寧鐵柱”，是唐懿宗咸通十三年（872年）南詔第十一代國王蒙世隆所建造，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是研究南詔歷史、宗教、民俗和冶金技術的珍貴文物。1988年1月國務院公布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南詔鐵柱文化傳承千年沿傳至今，隨著時代的發展其內涵也發生了流變。本文就對唐至清代南詔鐵柱文化傳承中內涵的流變進行探討。
一、南詔鐵柱緣何立于彌渡
南詔鐵柱緣何立于彌渡，本文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因素。
（一）政治因素
彌渡古稱白崖，即古勃弄川地也。漢末張仁果據白崖，號白國（白子國），至唐貞觀中張仁果之三十二世孫張樂進求封為酋長，領大將軍、云南國詔， [1]白崖城成為白子國的王城；南詔時期，白崖賧是南詔“六賧”之一，白崖賧也是南詔親貴的主要居住之地，《蠻書》就載：“白崖城在勃弄川，……清平官已下，官給分田，悉在。南詔親屬亦住此城傍。” [2]該城建筑規模宏偉，是南詔國時期的重要城池。
（二）經濟因素
彌渡壩子由于水熱條件好，唐初已是洱海區域較為富庶之地。《新唐書》就載：“弄棟西有大勃弄、小勃弄二川蠻，其西與黃瓜、葉榆、西洱河接，其眾完富與蜀埒。” [3]“勃弄川”即今彌渡壩子，這也為后來南詔鐵柱的鑄造提供了經濟支撐。
（三）地理因素
彌渡史稱“六詔咽喉”，有“清溪路、開南古道、彌蒙古道”穿過其境。從龍尾城經定西嶺至白崖賧（今彌渡紅巖一帶）過云南驛為古清溪路；白崖經迷渡（今彌渡）、密祉再到定邊（今南澗）至景東為開南古道；彌渡往西至巍山，往東至云南驛為古彌蒙古道。白崖城也成為扼守在定西嶺下的一座重要城池，是南詔時期的“東大門”，而南詔鐵柱就矗立在素有“十賧沃壤，南詔咽喉”之譽的彌城西五里之廟前村。
（四）工藝因素
彌渡地區有較高的冶煉鑄造技術。1996彌渡紅巖鎮東福村合家山石棺墓中出土了戰國時期的“青銅斧、銅鋤”及一些青銅器小飾品，說明彌渡早在戰國時期就進入了青銅文化時期。1978年在彌渡苴力鎮三岔路村也出土了戰國時期的“銅鼓”，被鑒定為國家一級文物。這些都為唐代南詔蒙世隆時期鐵柱的鑄造奠定了基礎。另《云南省彌渡縣地名志》亦載“……鐵柱坪村，也因南詔鐵柱在此鑄成，故名。” [4]
二、歷代南詔鐵柱文化傳承流變
唐初至清代南詔鐵柱文化傳承內涵也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流變。
（一）唐代鐵柱文化
南詔鐵柱柱身刻有“維建極十三年歲次壬辰四月庚子朔十四日癸丑建立”二十二字題記，清阮福《滇南古金石錄》跋云：“……較崇圣寺鐘年月款字稍小，而體絕類，當屬一人手筆。” [5]南詔蒙舜化貞中興二年（898）《南詔圖傳》也繪制了唐初張樂進求等九人祭柱的場景。《南詔圖傳》分“圖卷”和“文字卷”。“圖卷”為“觀音七化”和“祭柱禪位”，凸顯“王權神授”，有強烈的原始宗教和佛教色彩。每一個畫面右側都配以榜題，祭柱圖中的榜題是“張氏國史云南大將軍張樂盡求、西洱河右將軍楊農棟、左將軍張矣牟棟、巍峰刺史蒙羅晟、大部落主段宇棟、趙覽宇、施棟望、李史頂、王青細等九人共祭鐵柱時。” [6]其中張、楊、段、趙、施、李、王均為白蠻大姓，而唯蒙羅晟別種也。畫面描繪的是六詔時期部落聯盟首領張樂進求帶領諸部落祭柱的場景，說明唐初鐵柱是聯盟首領祭祀的重要禮器。“文字卷”也描述了《鐵柱記》中張樂盡求等九人一同祭柱的場景，并把觀音幻化的第一化故事不加標明的歸入其后，表明“蒙氏祖先受命于天和神，因而立國。”
（二）元代南詔鐵柱文化傳承
元郭松年《大理行記》載：“白崖甸西南有古廟，中有鐵柱，高七尺五寸，徑二尺八寸，乃昔時蒙氏十一主景莊王所造。……土人歲歲貼金其上，號天尊柱，四時享祀，有禱必應。或以為武侯所立，非也。” [7]郭松年曾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到大德四年（1300）游歷白崖、趙州等地，而《大理行記》也成為研究南詔大理國歷史文化的重要資料之一。從“白崖甸西南有古廟，中有鐵柱”的記述來看，至少說明在大理國時期已建有鐵柱廟。《大理行記》也詳細記述了土人（白人）對南詔鐵柱的崇拜，并考證鐵柱乃昔時蒙氏十一世主景莊王所造，而非武侯所立。元李京《云南志略·諸夷風俗》也載：“故中慶、威楚、大理、永昌皆僰人，今轉為白人矣。” [8]可知元代彌渡壩區以白族為主，并在南詔鐵柱的祭柱中仍占主導地位。但元代對南詔鐵柱的祭柱主體已經流變為以“土人”（白族）為主的民間祭柱活動，每年“春夏秋冬”四時祭祀，并在鐵柱上貼黃紙祈福祈愿，祈求蕎麥豐收、人畜平安、家業順遂。
（三）明代南詔鐵柱文化傳承
明景泰《圖經志書·大理府·趙州·古跡》，正德《云南志·大理府·古跡》均將“南詔鐵柱”記為“鐵柱”，且引用元代郭松年《大理行記》所記，可知編纂者認同郭松年對鐵柱的看法；而明天順五年（1461）白族學者楊森所纂的《故安人車氏墓銘》則主張為蜀漢武侯建鐵柱之說。自此后的明代諸學者均持此觀點。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白族學者李元陽纂的《大理府志》將“南詔鐵柱”記為“孔明鐵柱” [9]；天啟《滇志》也記為“孔明鐵柱，在趙州南百里，地名白崖。” [10]都認同蜀漢武侯建鐵柱之說的觀點。而至明萬歷間李元陽纂《云南通志》時，又將名稱記為“鐵柱”，但所記述內容與（嘉靖）《大理府志》大略一致，只是用詞稍有改動。從明代文獻記述來看，都普遍認為鐵柱乃是諸葛武侯南征后所立的紀功之柱，這種對鐵柱立柱之說的態度也反映了部分成為中原王朝統治階級的士紳群體對白國譜系的回避 [11]。
明代祭柱的主體也有所變化。明天順五年（1461）白族學者楊森纂《故安人車氏墓銘》載：“趙州白崖鐵柱邑金牌楊氏，自蜀漢武侯建鐵柱，封張氏為酋長，以楊氏為武將，宰守斯土。迄蒙段繼立，楊氏韜略傳家。元世祖駕至大理，賜楊氏明珠、虎頭、金牌，掌僰爨軍。” [12]車氏為元梁王之后，而鐵柱邑楊氏為白蠻大姓，自蜀漢以來歷代顯貴，至明代仍擔任要職。車楊聯姻后，以白族取名風俗取名為車觀音金，說明至少到明天順間白崖鐵柱周邊村落仍有白蠻大姓（楊姓）的居住。嘉靖《大理府志》卷二《地理志》也載：“白崖迷渡，聚落如一小縣，去州治甚遠，其人好田，然山禁弗嚴，有棄木。”至明嘉靖年間，隨著大量漢族移民屯田，彌渡白崖的村落人口激增，多以耕田為業，故此時土著（白人）因融入漢族之中而逐漸減少。到明萬歷四年（1576），據李元陽纂的《云南通志》卷十二《祠祀志·大理府》載：“鐵柱廟，在州南百里白崖川。武侯擒孟獲，立柱紀功，后人建廟。蒙化、景東、洱海、趙州等處軍民咸祀之。” [13]明洪武以來，彌渡壩區成為大理衛、洱海衛、蒙化衛和景東衛的軍民屯守的重要地帶，到了明萬歷年間“蒙化、景東、洱海、趙州”等處遷移而來的漢族軍屯、民屯戶和土著成為南詔鐵柱祭柱的主要群體。
（四）清代南詔鐵柱文化傳承
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黃元治七律詩《過鐵柱觀》云：“鐵柱題非紀漢年，白王重鑄亦偽傳。改元建極從蒙詔，入寇酋隆死蜀川。野老只知諸葛跡，淫祀未付祝融煙。”黃元治時任大理府知府，其認為“鐵柱為蒙氏十一世主景莊王所鑄造”；清道光八年（1828）阮福的《滇南古金石錄》跋也云：“此柱所鐫文不言武侯，亦不言重鑄，豈細奴邏所鑄已壞、而世隆別立此柱耶？滇中金石文字，元以后者頗多，而宋以前絕少，此柱文出于唐時，最為稀有，故手摹而列之于右。”說明清代學者已普遍認為“鐵柱為蒙氏十一世主景莊王所鑄造”。
清代祭柱的主體，據清康熙《大理府志》卷十二《風俗》載：“趙州……類多漢人。”說明至清初趙州（彌渡屬）之地多為漢人；康熙《大理府志》卷三《祠祀》“鐵柱廟”也載“遠近蠻民至今奔祀” [14]，說明清康熙間南詔鐵柱祭柱的主體演變成了離鐵柱廟較近的山區土民（以彝族為主）和較遠的蒙化、洱海、趙州等處軍民；清中期以后，據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彌渡人師范的《建寧雜詩》云：“白爨遺蹤已就湮，青山無語對紅塵。他年果作先賢傳，何處能尋土著人。” [15]表明至清乾隆時期彌渡壩區土著（白人）已經很少，而今天的彌渡壩子也多以漢族為主。所以，有學者提出了明清以來彌渡白族逐漸“農村白變漢”的觀點。
三、結語
南詔鐵柱文化具有深厚的歷史底蘊，且有廣泛的影響力。新時代的博大包容也賦予了南詔鐵柱文化新的時代內涵，所表現出來的向上向善、歌頌團結和平的景象，體現的是各民族和諧共融共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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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阮福撰.滇南古金石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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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郭松年撰，王叔武校注.大理行記校注[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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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楊世鈺主編.大理叢書·方志篇 卷四[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113+142+307.
[14]楊銳明等選注.歷代白族作家叢書·師范卷[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115.
[15]楊美芳.白族古碑《故安人車氏墓銘》的研究[C].王偉，大理民族文化研究論叢·第6輯，民族出版社，2017：201.
作者簡介：李曉玲（1990—），女，漢族，云南大理人，大理大學民族文化研究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南詔大理國歷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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