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通黨組織的革命實踐和經驗（下）
□翟昭明
昭通地處川、滇、黔、康（西康省，今四川轄區）四省的“腹心”地帶，是中原文化傳入云南的樞紐，同時，昭通也是多民族地區，彝、苗、回是三大主體少數民族，國民黨云南統治集團首腦人物龍云、盧漢等云南上層和滇軍將領中昭通人居多。因此，昭通黨組織認真貫徹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
1.通過統戰工作，掩護黨的活動，開展群眾運動和武裝斗爭。1938年底，在昭通黨組織的影響下，昭通中學進步教師呂耘藝領導了因國民黨高等法院昭通第二分院檢察官王德元、推事官楊藻無理逮捕學生王成才，開展的一場聲勢浩大、范圍廣泛的“打法官”運動，獲得勝利。1944年，曾先后在昭通中學、昭通國立西南師范學校任教的教師陳家珪（女），因生活困難等原因服毒自殺，引起義憤。在中共昭通縣工委領導下，由學生自治會出面，聯合各校師生2000余人舉行追悼會，抬棺游行，揭露國民黨不關心教職員工死活的面目。3月，中共云南省工委通過上層民主人士安恩溥，將瀘西中共黨員張穆天（張瑤階）轉移介紹到威信縣政府任職隱蔽。1945年12月1日，昆明爆發“一二·一”學生運動，昭通各中學罷課聲援，集會、游行、募捐持續一個多月，昭通中學校長張孝機，昭通縣中校長包鳴泉和各校的老師、校外的名醫王肇勛等都給予支持。1947年至1949年，中共鎮（雄）彝（良）威（信）支部、巧家縣包谷垴的中共組織、中共永善支部，通過統戰關系，派黨員打入國民黨鄉政府和西革，爭取和掌握了地方武裝。1949年10月，中共滇東北地委派黨員陸宗棠到貴州威寧縣做彝族上層人士盧嵩嵐、王士榮、安正昌、姬興周等的工作，組織發展了少數民族占47.34%游擊團革命武裝790余人，其中排級以上干部少數民族占91.39%。1949年12月，中共鹽大縣工委將大關柿子壩反蔣武裝張麗美部100多人改編為鹽大游擊隊。
2.通過統戰工作，團結教育各階層人士，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貢獻。在中國共產黨大力倡導并促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昭通人民和全國人民一道同仇敵愾，英勇斗爭。為抗擊侵華日軍，昭通、巧家、彝良、鹽津、綏江等縣成立了抗敵后援會，各縣積極籌款、籌糧、籌集兵員、購買國債，踴躍出工出力修建昭通機場、入川驛道及運送軍用物資；僅參加滇軍60軍、58軍和新三軍的昭通勞苦大眾子弟就有31365人，他們在臺兒莊戰役、長沙會戰、中條山戰役及滇南、滇西等抗戰中屢立戰功，血灑疆場。據不完全統計，昭通縣為支援抗戰，捐獻國幣2142620元，捐舊幣14000元；1943年，昭通全區合計制作勞軍鞋襪14398雙支援前線，捐贈馬匹380匹。
3.通過統戰工作，分化敵壘，爭取進步，孤立和打擊國民黨反動勢力。1945年，在中共云南省工委領導下，李德仁、李長猛、孫志能、呂茂林等昭通籍黨員，通過統戰人士張守玉（女）、昭通旅昆同鄉會以及滇軍獨立旅（后改編為24師）軍需主任胡載之等各條渠道，做滇軍獨立旅旅長龍繩祖和副旅長隴生文的思想工作。通過講形勢、曉大義、明利害、指前途，揭露蔣介石陰謀，受到感召的龍繩祖不接受蔣介石要該部開赴前線打內戰的命令，解散了這支隊伍。中共會（澤）巧（家）中心縣委通過統戰關系，批準打入國民黨巧家縣肇勛鎮擔任鎮長、副鎮長的中共黨員許先覺、李曾林帶領的地方武裝改番號為“西南人民革命軍尹武縱隊”第3支隊，增派中共黨員費躍等加強控制和領導。中共滇東北地委和6支隊黨委、中共巧家縣委、西昌專區的中共組織，先后派出黨員楊世清、徐昭蒼、黃炎、鄒若孟等，通過統戰關系對西革司令龍繩曾及其下屬做爭取、策反工作。西革部分人員識破龍繩曾假革命的實質，在民盟的具體組織下，政工人員及二、四團千余人，于1949年11月舉行起義，經過整訓，精簡到500余人，改編為邊縱第6支隊突擊大隊。1949年11月底，邊縱第6支隊黨委派26團政工隊長李湘和國民黨昭通專員兼東昭警備司令安純三談判，做爭取工作在全國革命形勢推動下，安純三被迫于12月4日宣布起義，脫離蔣介石政權。
4.通過統戰，占領輿論陣地，表達人民呼聲。1943年底，省工委通過有統戰關系的云南日報社社長張克誠推薦中共黨員馬若璞（馬仲明）到云南日報社昭通分社，主辦《云南日報·昭通版》，并安排一批中共黨員和進步青年到報社工作。報紙辦了近兩年時間，經常發布新華社消息，揭露國民黨反動派迫害人民的罪行，支持學生愛國民主運動。1949年5月，中共滇東特支通過統戰關系，派黨員陸宗棠打入國民黨第一區（昭通）保安司令部任政工處主任，一面做安純三的爭取工作，一面接任滇東日報社社長，聘請中共滇東特支委員呂茂林擔任總編輯，安純三為發行人。報紙的內容是新華社發布的消息、社論、短評等，利用國民黨的物力、財力，宣傳共產黨的政策主張。報紙只辦了一個多月就被迫停刊。1949年12月，中共昭通縣工委決定趁國民黨昭通專員安純三宣布起義的有利時機，重新恢復《滇東日報》的出版工作，派人同安純三談判，取得同意，將《滇東日報》改為《滇東民報》，以昭通中學名義主辦，由昭通中學進步教師呂耘藝、伍正之分別擔任社長、總編輯，中共黨員張鳳吉、李元炳、劉順良、曹鐸光任編輯，經費由安純三負責撥給。報紙辦了近三個月，主要報道解放軍進軍的勝利消息，轉載《新華日報》社論，出迎軍專刊。
（四）昭通黨組織加強人民政權建設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組織在威信、鎮雄、彝良、巧家四縣和魯甸縣桃源建立了人民政權，主要蘇維埃人民政府和解放委員會等形式。
1.威信、鎮雄、彝良三縣人民政權的興起
威信、鎮雄、彝良三縣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革命老區。1935年2月10日，中共川南特委和中國工農紅軍川南游擊縱隊在威信扎西成立。“特委”在威信水田寨、鎮雄欄馬坎召開的會議認為：滇東北較之川南及黔西北更便于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應首先在威信、鎮雄、彝良建立根據地，逐步赤化農村，建立工農政權。
“特委”“縱隊”及其領導下的紅軍云南游擊支隊，派出黨員、干部在威信創建了蘇維埃人民政權，包括鏵咀、長官司、羅布、水田、麟鳳、安尾壩、半河、石坎、院子、郭家墳10個鄉的“革命委員會”；成立滇東北特區，由紅軍云南游擊支隊政委陳華久擔任特區書記，支隊長殷祿才擔任特區區長，負責威信、鎮雄、彝良及川滇黔邊區的政權建設；采取“拉出去，打進來”的辦法，改造國民黨基層政權，將威信縣政府、部分鄉和鎮雄縣轄的23個區鄉鎮改造成“白皮紅心”政權或“兩面政府”。
蘇維埃人民政權建立后，數千名勞苦大眾紛紛起來參加農會、赤衛隊等群眾組織，抗租抗稅，打土豪，分田地，沒收地霸浮財；不僅為紅軍游擊隊提供長期堅持斗爭所需的數百萬斤糧食、數千頭牲畜，以及大量布匹、食鹽、鞋襪、電池等日用品；還為紅軍游擊隊提供情報，保護傷病員、帶路渡船，將“縱隊”干部鄺善云、陳興才等安排送到延安。為保證人民政權行使工作職責，支持人民的革命斗爭，紅軍游擊隊經常出動武裝，堅決打擊頑固不化的國民黨基層政權。1937年1月，“縱隊”最后幾名領導人犧牲、主體活動停止后，“縱隊”播下的革命火種紅軍云南游擊支隊在威信、鎮雄、彝良等川滇黔邊區堅持革命斗爭直到1947年3月。
2.巧家縣人民政權的建立發展
巧家縣是解放戰爭時期的革命老區，人民政權建設是隨著滇東北地區革命斗爭形勢的發展而逐步建立起來的。到解放戰爭后期，巧家的人民政權建設得到較快發展，一般以“兩面政府”或“白皮紅心”政權的形式出現；在具備條件的地方，則采取解放委員會公開建立人民政權的形式。
1948年8月后，在中共組織的領導下，中共黨員李開國、許先覺、雷光清分別打入國民黨巧家南星鎮、肇勛鎮、營興鎮擔任鎮長，在南星、肇勛、營興鎮建立了“兩面政府”，在崇階鎮建立“白皮紅心”政權。1949年6月，會巧邊區解放委員會成立，隸屬中共會澤縣委，由汪洋任主席、趙仁甫任副主席。巧家縣的義俠、自強等均建立了鄉解放委員會。蒙姑、包谷垴分別成立臨時鄉政委員會，主任委員都是中共黨員。同時，在巧家縣城工作的縣委副書記楊霖和黨員梁智、鄭家煃等與隱蔽在巧家的西康省會理縣黨員胥印侯通過各種社會關系，推薦黨的統戰對象、開明人士袁昌華任巧家縣“解放委員會”主席，梁智任縣治安中隊中隊長，中共組織實際掌握了“巧家縣解放委員會”。中共巧家地方組織在全縣10多個鄉鎮公開或半公開建立了人民政權。
（五）昭通黨組織十分重視群眾運動工作
1927年春，在昆明云南高等師范學校讀書的中共黨員王啟瑞和在東陸大學讀書的中共黨員浦光宗，組織昭通旅省學會（后改為新昭通努力團）學習馬列主義，出版《新昭通》刊物寄發昭通。在其影響下，昭通中學的進步學生查宗藩、費炳等組織進步學生秘密學習革命知識，張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等標語，進行革命宣傳活動。1927年冬，經中共黨員馬逸飛介紹，中共云南省特委委員、省婦運負責人吳澄，省婦運委員、中共昆明市委委員、共青團昆明市委書記趙琴仙與鹽津小學教師、馬逸飛之妹馬冰清建立書信聯系。馬冰清根據吳澄、趙琴仙指示，按照郵寄來的《婦女協會章程》，于1928年4月在鹽津成立云南省婦女解放協會鹽津分會，發展會員達60多人。在城里，婦協組織群眾集會，聲討封建社會對婦女的殘害；在農村，發動組織農民反抗地主的壓迫剝削，使得鹽津成了昭通的又一個學生運動的中心。革命形勢已適合團組織的發展，省臨委及時派黨員趙思孝回家鄉鹽津縣開展工作，首先介紹馬冰清加入共青團，馬冰清又介紹婦協會員馬華英、王作霖、趙仁壽加入團組織。1928年10月，昭通歷史上第一個共青團組織——鹽津縣團支部宣告成立，馬冰清任團支部書記，馬華英、王作霖任委員。因身份暴露，中共川南特委把參加2月南溪春荒暴動失敗的黨員李漢儒從四川宜賓轉移到鹽津縣，以小學教師的公開身份，在學生中傳播馬列主義和愛國主義思想，組織學生演出《五卅慘案》《孔雀東南飛》等，開展革命活動。馬冰清與李漢儒發起組織的革命活動相呼應。李漢儒通過對農民群眾宣傳教育、串連發動運動。1930年春，在鹽津縣大河壩召開千余人的群眾大會，向國民黨政府請愿，反對國民黨的煙畝捐及其他苛捐雜稅。在會上，國民黨縣長萬景增不接受群眾提出的要求，被群眾用石塊砸跑。
在學生運動高漲的同時，中共昭通支部加強了對農民運動和城市貧民的組織領導。1929年2月，查宗藩、費炳分別在昭通縣城西郊石頭塘、南郊望海樓召開農民聯合會成立大會和“農聯”骨干會議，由浦光宗傳達省臨委用密信傳來的中央八七會議精神和省臨委《關于加強農村工作的決議》；他們經常深入村寨串聯貧苦農民，舉行“團結起來廢除地主剝削制度，使農民吃飽飯、穿暖衣、過上好日子”的宣傳活動，建立了農村工作據點，發展會員300余人。中共昭通支部還組織領導了昭通縣城數百挑水夫的加薪斗爭。
七七事變后，在全國抗日形勢推動下，中共黨員李子堅、進步知識分子呂耘藝來到昭通，中共黨員任燦光到巧家蒙姑。他們利用“合法”身份，積極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在其宣傳教育影響下，昭通學生運動蓬勃發展，愛國師生走出課堂，上街游行，高呼“打倒帝國主義”“將抗戰進行到底”“全面抗戰，舉國同仇”“收復失地，還我河山”等口號，排演抗日劇目、高唱抗日歌曲，利用各種形式宣傳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舉行了聲勢浩大的“討汪大會”、慶祝柏林解放大會等活動。
抗日戰爭勝利后，蔣介石采用反革命的兩面手段，一面和談，一面積極準備發動內戰。其間，昆明爆發了“反內戰，爭民主”的一二·一學生愛國民主運動，昭通中學學生自治會在中共昭通地方組織領導下，聯合各校召開聲援大會，為死難烈士舉行追悼會。1946年初，中共昭通地方組織為了團結教育和組織群眾，廣泛團結學生以及社會青年，在昭通中學和昭通女子中學組織各種進步社團，如“星云社”“悠幽社”“培青園”“訥言社”“星尾社”“新星社”“大家唱歌詠隊”等，閱讀馬列、毛澤東著作和革命進步書刊，和國民黨、“三青團”進行斗爭。
1950年初，昭通中學的進步團體和頑固勢力又開展了一場爭奪學生代表會、學生自治會領導權的激烈斗爭。《滇東民報》在新聞欄和海報欄揭露昭通中學少數頑固勢力的陰謀，并選出學生代表和頑固勢力進行辯論，頑固勢力代表在昭通中學會場內外布置兇徒30余人，用鐵釬、鐵錘、木棒等兇器，毆打進步學生代表、《滇東民報》報社工作人員、中共黨員劉順良和民青會員劉智祥等5人，造成一·一七事件。在中共昭通縣工委領導下，要求法院“公開審判兇手，保障人身安全”，得到昭通各界人士的同情支持，法院被迫開庭對兇手進行公審。
昭通的每次群眾運動，都涌現了大批積極分子，為發展壯大黨的組織、開展武裝斗爭創造了條件。
（六）昭通黨組織堅持走革命知識分子和工農相結合的道路
昭通廣大的人民群眾，都生活在遠離城市的邊遠山區，而邊遠山區又是國民黨統治的薄弱環節，極有利于發動群眾開展革命斗爭。中共昭通地方組織在革命斗爭實踐中，逐步認識并緊緊抓住這一特點，堅持革命知識分子同工農相結合，通過革命知識分子的先鋒和橋梁作用，把城市民主運動和農村革命斗爭結合起來。在革命實踐中樹立起共產主義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知識分子，自覺投身革命，獻身黨和人民的事業，許多知識分子成長為具有較高馬列主義理論水平和豐富領導經驗的革命者或黨的領導干部。在昭通各級黨組織和游擊隊領導成員中，90%以上是經過斗爭鍛煉的知識分子，他們是馬列主義在昭通的傳播者和宣傳者，起到了黨和人民聯系的橋梁紐帶作用。革命知識分子只要與國家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就能在黨和人民的事業中實現人生的價值。
昭通城市民主運動是黨培養鍛煉革命知識分子的熔爐，為黨培養了大批骨干力量。經過城市民主運動鍛煉的昭通黨員和革命知識分子，陸續分散到昭通及周邊農村，建立了星羅棋布的工作據點，為昭通武裝斗爭的發動做準備。同時，昭通農村的武裝斗爭也成為昭通城市民主運動的堅強后盾。農村武裝斗爭的勝利發展，極大地鼓舞了昭通人民，特別是城市人民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決心和信心。昭通各地農村武裝斗爭發展后建立的游擊根據地，也使昭通城市民主運動有了可靠的堅強依托，不少在外地城市已經或可能暴露的黨員和進步知識分子通過黨的交通線安全轉移到昭通農村進行隱蔽，開展革命工作。
四、昭通革命斗爭是昭通歷史上的一部英雄史詩
1982年2月6日，中共中央在中共云南省委關于解決云南地下黨、邊縱歷史遺留問題報告的批示中指出：“云南地下黨和‘邊縱’在遠離中央的邊疆多民族地區，艱苦奮斗，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績，為解放云南作了貢獻。”這是對中共昭通地方組織22年的工作作出的一個實事求是的歷史評價。
歷史表明，中共昭通地方組織22年的革命斗爭歷史，是把馬列主義普遍真理結合昭通實際、進行艱苦探索和實踐的歷史。中共昭通地方組織認真貫徹執行中共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在中共云南省委、中共桂黔邊工委、中共滇東北地委領導下，對黨的建設、統一戰線、武裝斗爭中的許多重要問題，諸如在黨組織活動長期處于秘密地下狀態下，如何組織發動群眾，怎樣建設堅強戰斗的黨組織；在昭通地方實力派和國民黨中央統治集團之間、各民族之間、各地方統治集團與昭通地方以及中央統治集團之間都存在著錯綜復雜的矛盾的條件下，怎樣有效地開展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在遠離黨中央、省委的多民族地區，如何審時度勢，掌握時機，配合全局，開展武裝斗爭等都進行探索和實踐。在這漫長過程中，有過勝利的喜悅，有過失敗的教訓，甚至付出沉重的代價，但中共昭通地方組織領導各族人民取得了革命的最后勝利，也取得了寶貴的經驗。
歷史表明，22年的革命斗爭歷史，是中國共產黨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英勇頑強、前赴后繼的歷史。在這22年中，中共昭通地方組織在艱巨復雜、血雨腥風的背景下，帶領昭通各族人民，經歷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遭受的挫折；經歷了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威脅；經歷了解放戰爭時期城市民主運動中反動派的騷擾和農村游擊戰爭的嚴酷考驗，最終實現了人民翻身解放，譜寫了百年來昭通各族人民無數次革命斗爭中最輝煌的詩篇。
歷史還表明，中共昭通地方組織22年的斗爭歷史，是無數共產黨人和革命分子不忘初心、不忘來時的路、堅持理想信念、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歷史。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犧牲的梁元斌、白宗華、劉平楷、李國柱、楊偉賢、王興書等一大批英烈，和紅軍長征過昭通組建的紅軍游擊武裝指戰員曹德欽、徐策、龍厚生、曾春鑒、陳華久等，他們鐵骨錚錚、堅貞不屈、不怕犧牲的精神驚天地、泣鬼神；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一批又一批的共產黨員深入到山區、少數民族地區和群眾同甘苦、共患難，宣傳共產黨的方針政策和翻身求解放的道理，在人民群眾中樹立了共產黨人的光輝形象。在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武裝斗爭中，羅炳輝、羅占云、孫承光、殷祿才、蔣永尊、傅發焜、馬金碧、茍悅彬等一大批昭通各族人民的優秀兒女英勇犧牲。來自全國各地、五湖四海的革命分子和南下野戰軍干部李鋒剛、郝世貴、曹瑜瑛、陸宗棠等數百名指戰員血灑昭通，鐫刻下永不磨滅的英雄群雕。
歷史還表明，中共昭通地方組織22年的斗爭歷史，是各族人民廣泛參與、黨和人民水乳交融、血肉相連的革命斗爭史。在這22年里，中共昭通地方組織無論是在黨員人數極少的黨組織成立初期，還是黨員發展到幾百人的解放戰爭末期；無論是在遭受挫折或失敗的革命低潮時期，還是在不斷取得勝利的革命高潮時期，黨組織和各族人民總是患難與共、唇齒相依。在黨領導的昭通城市民主運動中，正是人民群眾的廣泛參加，才匯聚成了沖破反動派阻攔的波瀾壯闊的洪流。在黨領導的昭通人民武裝斗爭中，正因為有各族人民的支持和參與，才組成了有多個民族參加的人民武裝隊伍，才使反動派最終陷入使之覆滅的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才有昭通各族人民徹底翻身解放的偉大勝利。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營養劑，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繼續推向前進的必修課。歷史屬于過去，然而其留下的經驗教訓卻屬于現在和未來，中共昭通地方組織22年的革命斗爭留給我們的是一份極其寶貴的精神財富，值得我們珍惜，值得我們研究，更值得我們學習借鑒。
（作者單位：中共昭通市委黨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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