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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電影中“走出去”的分裂期院多重歷史語境下的身份焦慮時期

        中國紀錄影像的生產與傳播同自身風云多變的歷史進程有著內在的邏輯關聯。首先,1905-1921年間,民族電影的發展呼喚民族資本的發展。1905年,任慶泰通過對京劇名家譚鑫培主演京劇《定軍山》的客觀記錄制成了我國第一部電影(電影《定軍山》是否存在、是否為中國第一部電影,2000年后在學術上存有爭議且未有定論,此處仍按照程季華主編的《中國電影發展史》為依據展開論述)。

        據單萬里所著的《中國紀錄電影史》記載,1910-1913年間,我國制作的多部紀錄電影大都是國人借助殖民者的設備及資金完成的,其間少有民族資本的介入。那個時期的中國紀錄電影缺少獨立完成影片攝制的能力和體制,仍處于“師夷長技”的起步期,紀錄影像“走出去”尚處于呼喚民族資本和民族主體的孕育階段。

        其次,1921-1945年間,新聞紀錄電影和抗戰紀錄電影迅速發展。1921年后,我國電影制作的主體建設逐步成形,民族資本和意識逐步融入影片制作中來。這一時期有兩種力量在中國本土制作影片。一種是以黎民偉為代表的本土力量。黎民偉提出“電影救國”口號,他所拍攝的影片曾被布拉斯基帶到美國進行放映。這是中國第一部進行國際化傳播的電影。另一種是以蘇聯史涅伊吉諾夫為代表的國際力量。

        史涅伊吉諾夫于1925年來到中國拍攝并編輯完成紀錄影片《偉大的飛行與中國的國內戰爭》。通過這一紀錄影像,中國的戰爭形勢迅速被國際知曉。抗戰期間,中國電影制片廠攝制的影片《抗戰特輯》在英國利物浦上映,這是中國紀錄影像第一次有意識地走上“海外路線”并進行“國際宣傳”。該片上映后,英國觀眾自發組織捐款3萬余英鎊支持中國抗戰大業,這是中國紀錄片第一次自主且成功地“走出去”的成績。1939年,電影評論家夏衍發表了《中國電影到海外去》的文章,這標志著中國的電影實踐與批評均具備了“走出去”的意識。由此,中國紀錄片的國際傳播理念與實踐逐步確立。

        再次,1945-1949年間,偽滿映畫協會的倒閉與人民電影的興起。1937年,日本在偽滿首府長春建立所謂的“株式會社滿洲映畫協會”,并在長春動工建立自稱是遠東最大的電影制片廠。截至1945年,偽滿映畫協會在東北拍攝紀錄片達200余部,這些紀錄片是腳踩中國大地的日本人為自己侵華行徑充當“喇叭手”而攝制的。

        外加日本在東北實行的一系列文化進攻舉措,使國人處于自我文化焦慮與民族身份認同的雙重困境。抗戰勝利后的1946年4月,正式接管偽滿映畫協會,并在晉察冀解放區相繼組建石家莊電影制片廠和北京電影制片廠。至此,始于1938年延安電影團的人民電影正式興起。在人民電影的鼓舞下,我國的民族意識和自我認同重新得到確認。人民電影的興起為中國人向國際持續發聲奠定堅實根基,為新中國紀錄片“走出去”提供了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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