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見《華人姓氏源流全書》第一部華夏姓氏文化通論第三章華夏文化的肇始之地
本書(上下卷原書名《華夏姓氏源流考記》)曾被國家新聞出版署譽為重要歷史文獻。上個世紀初版,十七年前的2003年修訂。現在由“搜狐”網獨家連載電子版本。
本書由“華夏姓氏文化通論” 、“斑斕多彩的姓氏天空”和“中原移民史實考記”三大部分構成,是任見先生的重要著作,是姓氏文化和移民文化研究領域的重大成果。
本書以翔實的考據、科學的論證、精彩的思辨和斐然的文采闡述了中國古代姓氏的發生和發展,分析了華夏先民自黃河流域向各地播散的歷史事實,考辨了古代中原人口遷入和移出的歷史脈絡。
從某種意義而言,本書幾乎可以稱作中華民族的族譜,而著者豐富的學識,優美、犀利的文風,深入淺出的全面解析,將讀者領進神奇的文化之旅,思想之旅,因而這部規模宏大的文化研究著作又同時予人以閱讀的享受。
本書再版于2003年,此后2012年和2017年分別有修訂版。此為免除插圖本,但原書插圖的位置和圖片名稱,新的出版物還是做了標示,可供參閱。
任見《華人姓氏源流全書》 第一部 華夏姓氏文化通論第三章 華夏文化的肇始之地
一
河洛文化是中原文化的主要組成部分,是植根于河洛地區的一種地域性文化。
河洛,是黃河與洛水的簡稱,河洛地區一般指洛河流域和黃河中游地區。
關于河洛地區的界定,有的研究者認為,以洛水和嵩山為中心,包括汝水、潁水上游地區,它北起中條山,南達伏牛山,東至京廣鐵路,西至潼關,與今河南省的西部和中部地區大體相當。
所謂河洛文化,即指這一地區的文化。
文化是指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
中原文化深沉厚重,河洛文化博大精深。中原文化和河洛文化豐富多彩,廣及諸多領域。
河洛文化的時間跨度很大。其上限可上溯到傳說中的伏羲時期,其下限則一直到今天。
但是歷史發展到近代,由于交通的發達,人們頻繁播遷雜居,西方文化的影響,各個地域的文化特點日益消泯,因而考察河洛文化的源流,一般以鴉片戰爭爆發的一八四零年為下限。
作為中國古代重要的地域文化,河洛文化曾對中國文化的發展產生過極其重要的影響。
二
一個時期以來,“文化研究”漸漸“發熱”,各種文化都被發掘和研究起來,精華研究與糟粕翻曬并行。關于中原文化和河洛文化的研究,大部分學者秉持了科學的觀點,取得了翔實有據和較為系統的成果。
要明確河洛文化在中原文化乃至華夏文化中的地位,必須弄清楚河洛文化與中原文化、炎黃文化的關系。
炎黃文化,指的是遠古傳說時代黃河流域的文化,而中原文化指的是中原地區的文化。
狹義地看,中原文化至少是河南的地區文化。廣義來說,中原地區指以今河南為中心,包括河北、山東、陜西部分地區,亦即炎黃文化區域的中心地帶。
在古代,中原地區的東部由于水患等自然條件的局限,遠沒有中原地區的西部——河洛地區更適宜人居,于是,在相當漫長的遠古歷史時期,河洛地區的文明發展是領先的,因而河洛文化不僅是中原文化的組成部分,而且是中原文化的主流所在。
這個觀點,古代先賢在他們的著述中業已明確指出。
《尚書》謂之:堯沉璧于洛,玄龜負書,背中赤文朱字;舜禮壇于河畔,黃龍負圖出水。《史記·封禪書》稱:“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
中華民族亦稱華夏民族。對于“華夏”一詞來源的考證,學術界已有定論,“華”和“ 夏”實際上都是氏族部落名稱,即“華胥”部落與“夏”部落,亦是地名、國名,“華”與“夏”均在河洛地區。
三
無疑,河洛文明是華夏文明的重要源泉之一,而且長期處于領先的地位。
說它是源泉,因為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搖籃,是中華民族重要的發祥地,河洛文化歷史悠久,影響深遠。
從裴里崗文化到仰韶文化,到龍山文化,到二里頭文化,從七八千年前至今,一直延續不斷,前后相接,形成一個連綿不斷的文化發展鏈。
正是這樣的一個長期發展的文化,哺育了中華民族的祖先,影響了世世代代的炎黃子孫。
說它處于領先地區,或者說它是個中心之一,是因為河洛地區是中央地區,四通八達,中岳嵩山就在附近,遠古以來一直是華夏先輩活動的中心地區,也是政治中心。
位于洛陽偃師的二里頭遺址考古有一個重大發現,發現了宮殿遺址,而這個宮殿遺址是四千年前后政權中心的所在地。
四千年前后是什么時代呢,正好是伏羲到炎黃活動的時代。
炎黃之后,夏商周活動的中心,也都在這個地方。
公元前七百七十年,周平王東遷洛邑。在這塊“天中之地”上,東周諸王經營了長達五百一十五年的輝煌歲月,留下了影響至今的厚重文化。
二零零二年底,洛陽市在進行東周王城文化廣場建設時,在廣場工地一萬六千平方米的鉆探面積內,發現了三百九十七座東周時期的墓葬和十八座車馬坑。在其中一座面積最大的車馬坑內,還出土了由六匹馬駕馭的“天子之乘”。
“天子駕六”大型車馬陪葬坑,原地原址已修建遺址型博物館。
車馬坑規模大,車子類型多,擺放整齊,氣勢宏偉,是當今世界獨一無二的“駕六”遺存。
“天子駕六”與“天子九鼎”一樣,是神圣不可僭越的。
先秦時期,馬車不僅是代步與炫耀身份的工具,更是戰爭中最主要的“攻守之具”。
戰國以后,戰爭由過去的“中原逐鹿”擴大到北方山地和江南水鄉地區,戰車才逐漸失去了以往的重要地位。
漢代以后,曾盛極三代的戰車終于退出了歷史舞臺。但“駕六”作為一種禮制并沒有退出歷史。曹操經不怎么當家的皇帝恩準,才敢享受“駕六”待遇;陪葬于唐太宗身邊的“昭陵六駿”,更是名揚四海。
所以,河洛文化作為中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但不是一般性的,而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是重要源泉之一。
很長時期之內,河洛是政治的中心和文化的中心,對中華民族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河洛文化作為中心文化,對周圍有吸引作用和輻射作用。它既有強大的吸收、包容、凝聚的力量,把周圍的文化收納過來,同時,也有輻射作用,把自己的文化傳播出去,滲透出去,影響周圍的地區。
可以形象地用文化旋渦來說明這個問題。
旋渦有強大的推動力,把自己推出去,又有很強大的吸引力,把周圍吸引過來,這個旋渦促進了自己文化的發展,也帶動了周圍文化的發展。所以,河洛地區的文化在中華文明中起著帶動的作用。
四
一九五七年之后,洛陽考古發現中的打制石器分布在澠池、靈寶、三門峽等地,距今約四、五十萬年前,相當于北京猿人時期,而在洛陽凱旋路東側發現的舊石器晚期石器約在距今五萬年前。
這些發現都說明河洛一帶是原始人類最早活動的區域之一。
當人類進入新石器時期之后,種植開始出現,河洛一帶發現了這個時期的粟類種子。
一九七六年發掘的洛陽西南的西高崖遺址,有當時人們種水稻的痕跡。
石器的發現有石斧、鏟、鋸齒刀、石鐮、石磨盤等。
從以上考古發現可以推斷,新石器時期的人類在河洛地區已開始出現定居生活狀態。
新石器中晚期的河洛一帶,以洛河兩岸階梯形的臺地上的文化遺存最為豐富。
以仰韶文化為標志,在洛河流域,開始出現了村落和制陶業,產生了彩繪并有了與其生活相關的簡單圖畫。
以母系氏族文化為特征的經濟形式開始出現,并漸漸發達,原始人類對魚蛙等圖騰崇拜也開始萌芽。
這一時期,河洛地區的先民聚落已經是相當的稠密了,從洛陽的王灣遺址、矬李遺址、孫旗屯遺址、東馬溝等遺址來看,出土遺物不僅量大豐富,而且石器制作精美,特別在矬李遺址中還發現了水井,這說明河洛先民在這一時期,生產力有了很大的發展。
登封王城崗與偃師二里頭兩座遺址說明河洛地區自原始社會的晚期已進入文明時代。
王城崗遺址為龍山文化中期產物,歷史典籍中常稱“禹都陽城”,而禹都之地基本上可以推斷為所發現的王城崗遺址,表明夏族活動在河洛這一區域,到了偃師二里頭文化的發現,考古學界基本上已斷定了在夏朝四百多年間活動的區域大致都在河洛一帶。
夏文化不僅有城邦、有青銅器,同時也有了文字符號。
夏是在原始部落的基礎上合并起來的國家,這正說明其時父系氏族已經發展到了頂峰階段。
夏的時期,河洛地區的先民已擺脫了單一農耕生活,產品有了剩余,使手工業的出現成為可能,并有了以貨幣為主要形式的產品交換,從而進入農、獵、漁、手工多業合一的生活。
生產的發展,又必然產生與其相適應的文化。最突出就是隨著國家的建立,由對眾多圖騰的崇拜演變為單一對天的崇拜、圍繞著以帝王皇權為中心的崇奉觀念衍化成一系列忠親節孝等倫理,這是農業民族由原始文化走向封建文化的轉折時期。
從眾多的考古發現可以看出,史前時期的河洛地區不僅人口稠密而且率先擺脫了愚昧的束縛,跨入了文明的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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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見的部分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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