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山墓葬群與中山國文化
平山一號墓遠眺
中山在戰國時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諸侯國。漢成帝時劉向受命校書，經他編成的《戰國策》依國別序列，除秦、齊、楚、趙、魏、韓、燕七雄之外，還有東西周、宋、衛和中山，所謂“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體爭權，蓋為戰國”【1】。公元前323 年，中山同燕、韓、趙、魏五國相王，在戰國史上起過重要作用。但由于史缺有間，后人關于中山的歷史文化所知甚少。
中山不同于中原諸侯，它不屬于華夏，而是北方少數民族白狄的國家，春秋時原稱鮮虞。白狄春秋前期在晉國以西，今陜北一帶，據《潛夫論》說是姮姓。鮮虞是姬姓，見于《世本》，所以杜預說鮮虞系白狄別種。春秋時今河北中部有三個白狄別種的小國，鮮虞在正定，肥在菜城，鼓在晉縣【2】。春秋晚期晉國勢力擴展，肥、鼓被滅，只有鮮虞屹立，到戰國時更躍為強國。研究白狄以及整個戎狄族的文化，不能不以中山為中心環節。
1974 年以來，河北省文物管理處在平山縣三汲公社進行調查發掘，發現一處古城遺址，城內外發掘春秋戰國時期古墓三十座，包括一號、六號兩座大墓【3】。一號墓有的銅器銘文標明系中山王所作。從種種跡象判斷，這處古城當即戰國中葉中山的都城靈壽，大墓是中山的王陵，周圍又有若干附葬墓。這一系列重大發現，為重新認識歷史上久已湮沒的中山國的文化提供了條件。
一
我們想首先從考古學角度討論平山墓葬群的文化性質問題。
問題中心是這一墓葬群是否有獨特的文化面貌，這就需要與其他同時期墓葬作一對比。我們覺得，最適宜的對比材料，是河南輝縣固圍村的戰國墓。大家不會忘記，固圍村的發掘是建國初田野考古工作的一件盛事，《輝縣發掘報告》是當時最早出版的報告之一。該地傳為古共城遺址，戰國時屬魏。以平山和輝縣固圍村兩地墓葬群相比，可以了解中山與中原諸侯文化間的異同。
固圍村有三座并排的大墓，其右有兩座附葬墓，合在一起形成“回” 字形的陵園。大墓都是“中” 字形，如一號墓南墓道長逾125米，北墓道也在47米以上，其墓坑壁上有白色微綠的涂飾，近坑口還繪成堆堞形，槨周以大石砌成方圍。這種墓制和平山大墓是相近似的。平山的大墓同樣是“中”字形。其一號墓梓室內最外一層用大石砌成，上用大石封蓋，墓坑壁上也有白色涂飾。六號墓坑壁發現柱痕，固圍村一號墓西壁也找到柱痕。
平山大墓都有墓上建筑，一號墓保存較好，可見柱礎、散水，發現很多大瓦和瓦當。在固圍村大墓也發現墓上建筑，有散水、柱礎、瓦與瓦當，報告稱之為享堂。有趣的是，固圍村報告中的墓地平面實測圖，看來和平山一號墓出土的《兆窆圖》銅版頗相類似，不過前者三座大墓，而后者表現了五座而已。
《兆窆圖》銅版
兩地大墓都經過嚴重盜掘，殉葬器物不好一一對比，但仍可看出若干一致性。平山各墓陶器多烏黑光澤的暗紋陶，固圍村恰出有同類器物，風格相仿。平山的鳥柱陶盆，在當地陶器中最引人注目，類似的陶器在固圍村一號、三號墓都發現過。
固圍村銅器所余無幾，其特色是精美的金銀錯工藝，一號墓的轅飾為其代表【4】。“轅飾作馬頭形，大眼濃眉，闊鼻筒耳，面目頭頸上皆滿錯金銀卷毛紋、菱紋、鱗紋、平行曲水紋等，極精細見技巧。”這種高水平的工藝，在平山器物中得到充分的發揮，如龍鳳座方案、虎噬鹿形器座等件，都同那件轅飾一樣精工華麗。
固圍村有好多鐵器，說明魏國當時普遍用鐵，現在平山所出鐵器也不少。一號墓長方形鐵盤和鐵足鼎，器形較大，反映了中山冶鐵手工業的發展，使我們聯想到《呂氏春秋·貴卒》所載中山勇士“衣鐵甲操鐵杖以戰”，并沒有夸張的地方。
從平山出土器物上制作工匠所刻銘文，可知中山的官手工業機構較多，如職司冶鑄的有左右使車（庫）、冶勻（尹）等，其銘文格式、職官名稱均與他國有別，所以這些技藝很高的器物不是自其他諸侯國來的輸入品。
在文字方面，平山的銘文和固圍村二號墓骨飾上的漆書，字體也很接近。固圍村出了一些魏國布幣，面文是“梁正尚全尚孚” 。這個全字，歷來誤釋為金，這次根據平山銘文，才弄清楚是“害” 字省體，讀為“百”，可見兩地文字彼此沒有根本差別。
固圍村墓，原報告推斷其時代為公元前三世紀。平山的一號墓，由銘文估算在公元前308年后不久【6】。兩地墓葬群的共同點，正說明它們同屬一個時期。由此可見，平山墓葬群反映出中山和華夏各國的文化已相當一致了。我們這樣說，當然不是否認平山墓有一些不見于其他地區的因素（如山字形銅器、瓦當的勾狀紋等等），但從總體來看，我們認為共同性是主要的。
二
其次，結合古中山所屬地域的考古發現，可以看出白狄中山逐步華化的軌跡。
關于中山的地域范圍，前人已有考訂，清末王先謙《鮮虞中山國事表》附有《疆域圖說》，所論較詳。大體說來，中山的北界達到唐縣一帶，南界迄于高邑一帶，包有今保定地區南部和石家莊地區大部。這一帶商周遺址星羅棋布，有助于對中山文化淵源發展的探索。
《漢書·地理志》注引應劭云：“新市，本鮮虞子國，今鮮虞亭是。” 這個地點《讀史方輿紀要》說在正定西北四十里，《清一統志》從新樂縣算，說“縣志云在縣西南四十五里新城鋪” 。這是春秋晚期鮮虞的中心所在。考古工作證明，正定新城鋪有面積相當大的商代遺址，出有帶銘文的青銅器。距新城鋪遺址只有十五里的藁城前西關，也是重要的商代遺址，出有成組銅器和玉器。石家莊地區商遺址多到二十七處【7】，其中著名的其城臺西遺址久為人所熟知。這一地區商文化的繁榮發達不難理解，因為這里緊靠著商朝王哉的北部，那時戎狄還沒有進入這里。最近在元氏縣發現的西周初銅器，銘文記載了戎人侵襲的事跡。本地區內西周遺址反少于商代遺址，很可能是戎狄不斷活動阻礙了西周文化影響的結果。
鮮虞等白狄國是在商文化繁榮的地區建立起來，也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鮮虞子姓的傳說。《急就篇》注引應劭《風俗通義》和近年武清發現的東漢鮮于璜碑，講鮮于氏系商箕子后裔。很可能西周時這里有一個子姓的鮮于國，白狄的鮮虞繼承了它的國名，境內也有商遺民的后裔。在平山的“ 中” 字形大墓和鳥柱盆這種陶器上，不難看出商文化的一定影響。（至于輝縣固圍村，地在商畿內，其對商文化的傳襲自無須解釋。）
再看這一地域范圍內相當鮮虞（中山）建立以后的遺跡。姑以平山訪駕莊和唐縣北城子兩地戰國前期墓葬為例。
訪駕莊的位置非常近于這次發掘的中山墓葬群。墓葬在村北，形制是在長方土坑內用大石板砌成墓室，所出有鼎、豆、壺、盤、匹等銅器【8】。其中的提鏈壺，形與有名的杕氏壺相近。杕氏壺（《大系》266）的銘文前半說： “杕氏福口，歲賢鮮于，可（荷）是金契（瓷），虎（吾）以為弄壺。” 郭沫若同志指出這四句“意謂秋氏歲時貢獻于鮮虞，得此金屬之瓶，故以為弄器焉，而刻辭于其上，用知壺本鮮虞之器。” 訪駕莊壺和秋氏壺，都飾有絡繩紋，是富于北方色彩的器物。
唐縣北城子兩座土坑墓，所出銅器有鼎、豆、壺、甗、盤、匜，又有北方式的扁壺和短劍。這里還有馬坑，埋著肢解了的馬骨【9】。這種習俗，大約也是狄人所特有的。
此外，在我們所討論的地域范圍內，有些地點的戰國前期墓還出有不少典型的北方式器物，在此不能備舉。這類材料表明，在戰國前期中山已接受很多華夏文化的影響，然而仍在較大程度上保有北方民族的特色。
這次發掘的平山墓葬群，北方的特色就很淡薄了。比如眾所周知的，胡服騎射是古代北方民族的文化特點，平山發掘于此卻沒有什么反映。所發現的人像，如人俑燈和許多玉人，找不出胡服。燈上人形寬衣博裾，完全不是洛陽金村胡服俑那種打扮。這里觀察不到騎射，卻出有車馬坑。一號墓（妾+子）（次+蟲）壺銘文這樣描寫了中山王室狩獵的情景：
苗苑田獵，于彼新土，其會如林，馭右和同，四牡汸汸，以取鮮蓖，響祀先王。
這是華夏式的車獵。《左傳》襄二十九年提到“夏聲” ，服虔云： “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獵之事，……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 像中山這樣大規模車獵，更與諸夏相近了。因此，中山的華化是有其漸進的過程的。平山墓葬的發掘告訴我們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到戰國中期將結束的時候，白狄的中山，至少其統治階級，已經深深地華化。
三
如果我們把眼光擴大到平山銅器銘文所體現的思想方面，上述中山華化的問題就更為明顯。
平山三器
過去人們從來沒看到過象平山一號墓三件禮器（中山王方壺、中山王鼎、（妾+子）（次+蟲）壺）這樣長篇而且富于思想性的戰國金文。這三篇銘文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反復引用了儒家典籍，主要是《詩經》，舉例如下：
中山王方壺“不敢怠荒”
《殷武》“不敢迨?” “夙夜篚解”
《羔民》、《韓奕》“ 夙夜匪解”
中山王鼎“克思克卑” 《皇矣》
“克順克比” ，《樂記》引“比”字作“俾”
“放卓儀努” 《訪落》“于乎悠哉”
（妾+子）（次+蟲）壺“大啟邦宇” 《閟宮》“大啟爾宇”
“其會女林” 《大明》“其會如林”
“四牡汸汸” 《烝民》“四牡彭彭”
“霖霖流靄” 《大東》“潸焉出涕”
這些都是明顯地套用《詩經》的文句。此外如（妾+子）（次+蟲）壺“不敢寧處” 近于《左傳》桓十八年“不敢寧居”等，不一而足。
中山王鼎
中山王鼎銘：
于系，語不悖哉！寡人聞之，與其汋溺于旃，寧溺于淵。
這一段話類于《大戴禮記·武王踐昨》的 “盥槃之銘” ：
與其溺于人也，寧溺于淵。溺于淵猶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
但鼎銘的時代未必遲于《武王踐昨》篇的形成。《御覽》引此語，說是隨武子（即春秋中葉晉臣士會）之盤銘，也許不無根據。就思想而言，這段話既見于《大戴禮記》，其屬儒家則是無疑的。
平山三器銘文關于燕君子噲、子之禪讓一事的態度，也同樣表現了儒家的政治觀點。大家都很熟悉，燕王噲“好賢” ，寵信相國子之，在隱者厝毛壽（見《戰國策·燕策》及《韓非子·外儲說右下》，一說系蘇代）的慫恿下，在公元前316年把君位讓給子之，自己反而稱臣。前314年，燕太子平和將軍市被聚眾進攻子之，失敗身死，燕國內亂，齊宣王乘機伐燕，迅速攻占燕都，子噲、子之都死難了。當時在齊國的孟子，在伐燕一役中起了相當的作用。他一開始就主張燕國可伐，說：
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噲。有仕于此，而子悅之，不告于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則可乎？何以異于是？ （《孟子·公孫丑下》）
他認為燕國的禪讓是私相授受，是不義的，而齊國的趁火打劫反而是正義的，可以與武王伐封相比美。他希望齊王能恢復燕君的統緒。孟子的這種正統思想，和平山器銘是完全合拍的。
三件禮器銘文，都有譴責燕國禪讓的話，方壺最為詳細，用今字寫出是這樣的：
適遭燕君子噲，不分大義，不告諸侯，而臣主易位，以內絕召公之業，乏其先王之祭祀，外之則將使上蛻于天子之廟，而退與諸侯齒長于會同，則上逆于天，下不順于人旅，寡人非之。赒曰：為人巨而反臣其主，不祥莫大焉，將與吾君并立于世，齒長于會同，則臣不忍見旃。赒愿從士大夫，以靖燕疆。
請看，白狄中山的統治者竟以周室制度的衛道士的面目出現。和孟子一樣，他們宣稱伐燕是拯民于水火之中，是維護“禮義”。他們打著這樣的旗號，占據了燕國“方數百里，列城數十”的大片土地。在中山取得勝利之后，確實得到了名存實亡的周天子的策賞。
這樣看來，中山的統治者不僅通習作為正宗思想的儒術，而且把儒家的政治觀點在行動上付諸實現了。當然，他們并不想真正實行孟子式的仁政，但在用仁義的辭句掩蓋征服燕國野心這一點上，他們做得比齊宣王似乎還高明一些。
我們推想，中山的華化和儒學在中山的流行，同魏國在中山的一度統治有密切關系。
公元前408年，魏文侯進攻中山，歷時共三年，前406 年，中山被滅。文侯把太子擊分封到中山。太子擊即后來的魏武侯，那時不過十四歲。不久子擊懷念他的父親，遣使到魏國，用巧妙的言詞說服文侯，召回太子，另把少子摯封為中山君。這個作為魏國別封的中山，存在的時間大概有二十幾年。《通鑒地理通釋》巳指出，公元前377年趙與中山戰于房子，該時中山已經復國。蒙文通《周秦少數民族研究》有前378年中山復國之說，是較合情理的。此后在魏國還有中山君，但那只是魏的封號，對中山這塊地區已沒有實際的統治了。
魏國二十余年的統治，起了把華夏文化進一步傳播于中山的作用。魏文侯時，魏國是儒家的重要中心，《史記·孔子弟子列傳》： “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為魏文侯師。” 子貢弟子田子方、子夏弟子段干木，都曾為文侯所師事【10】。儒家的一些重要經籍，是通過子夏傳流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詩經》的傳流。據《釋文》的一種說法，子夏傳《詩》于曾子之子曾申，曾申傳于魏人李克，李克傳于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于根牟子，根牟子傳于荀卿，荀卿傳于大毛公，這是毛詩的來源。李克正在魏國統治中山的時期任中山相，所以平山器銘文所反映《詩》在中山的風行，很可能與此有關。這對于我們深入探討先秦經學，是有不小啟發的。
據《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等書，吳起曾參預魏攻中山之役。吳起是傳《左傳》的，傳說左丘明傳于曾申，曾申即傳于吳起。平山器銘雖無明顯引《左傳》之處，但有類似語句，這一點也值得參考。
有些文獻記載表明，魏滅以前的中山保存著濃厚的古代少數民族習俗，和前述考古材料里的跡象很相一致。《呂氏春秋·先識覽》載，在魏滅中山前不久，西周之君威公見到由晉國出奔來的太史屠黍（《說苑·權謀》作屠徐），屠黍預料中山將亡，他說：
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以異于禽獸糜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休息，淫昏（二字據《說苑》補）康樂，歌謠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
看來中山白狄的社會生活那時尚與華夏不同，因而屠黍很看不慣。這是公元前400年前后的情形。過了約一個世紀，趙武靈王派李疵去觀察中山的情況，就與屠黍的描述大不相同。李疵回來報告說：“可伐也，君弗攻，恐后天下。” 武靈王問為什么？他說： “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而朝窮閻隘巷之士者七十家。” 并認為： “舉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戰國策·中山策》）這和中山王方壺所說：
夫古之圣王，務在得賢，其次得民，故辭禮敬則賢人至，寵愛深則賢人親，籍斂中則庶民附。
是同樣的禮賢思想。《太平寰宇記》也說中山是“專行仁義，貴儒學，賤壯士，不教人戰。” 自然，儒學不是中山滅亡的根本原因。如我們前面所提到的，魏文侯尊儒禮賢，同時注重武備，當時魏國是興盛的。中山此時的貴儒學，卻削弱了武備，這恰與趙武靈王的政策相反。華夏的趙國以胡服騎射而滅中山，白狄的中山則以舉士朝賢而歸于衰亡，不能不說是戰國史上一件饒有意味的事跡。但從整個戰國社會發展來看，中山的華化應視為春秋以來民族文化交會融合整個潮流的組成部分，其結果是為列國的統一奠定了基礎。
這里，有必要簡單駁斥一下過去有人提倡的中山流行墨學的說法。墨學確實曾流傳到中山，《呂氏春秋·應言》記有“司馬喜難墨者師于中山王前以非攻” 一事【11】，雙方論辯曾以中山攻燕和趙攻中山作為假設事例。不過墨學沒有在中山占重要地位。有人把道家言的魏牟硬說成墨家，又將魏牟與復國的中山強拉在一起，最后竟把《淮南子·人間》“代君為墨而殘” 竄改為中山的事情，這是毫不足取的。
注釋
【1】《戰國策·敘錄》。
【2】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卷五、六。
【3】河北省文物管理處平山發掘組《戰國時期中山國遺物遺跡的重要發現》《光明日報》1976年8月6 日。
【4】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輝縣發掘報告》，卷首彩色版。
【5】【6】李學勤、李零《平山三器與中山國史的若干問題》，待刊。
【7】石家莊地區文化局文物普查組《河北省石家莊地區的考古新發現》，《文物資料叢刊》1期。
【8】唐云明、王玉文《河北平山縣訪駕莊發現戰國前期青銅器》，《文物》1978年2 期。
【9】河北省博物館、文管處《滿城、店縣發現戰國時代青銅器》，《光明日報》1972 年7月16日。
【10】《史記·魏世家》。
【11】高誘注云：“司馬喜，趙之相國也。”是錯誤的，前人巳加駁正。
刊《文物》1979年第1期。
Hash:e24a15d55e1ee6fc284c3b77042f211c1420ad7b
聲明：此文由 在土星的標志下 分享發布，并不意味本站贊同其觀點，文章內容僅供參考。此文如侵犯到您的合法權益，請聯系我們 kefu@www.51kouyi.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