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往事：這所學校對新時代人才培養的啟示

作者：雷金文 和君商學運營總監

中國的歷史上有這么一所學校，辦校十年，培養出來的干部達10萬多人。在1955年授銜的將帥中，在這所學校工作和學習過的，有元帥7人、大將10人、上將29人、中將105人以及少將366人，占所有將軍數的近三分之一。他的學員日后成長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大軍區及兵團級、省部級高級領導人才數不勝數，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建國初期，他的學員撐起了共和國的半壁江山。他就是成立于1936年6月1日的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

一、抗大往事

抗大的前身最早可追溯到1927年12月毛澤東在江西省寧岡縣礱市主持創建的中國工農紅軍的第一個教導隊。1931年冬，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創辦的中央紅軍學校。1933年秋，由中央紅軍學校擴編的中國工農紅軍大學。1934年秋，“紅大”改編為干部團，參加長征。

1935年11月，干部團與陜甘寧晉紅軍學校合并，成立中國工農紅軍學校，并于1936年2月，易名為西北紅軍大學。

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繼承著抗大的血脈。

（一）抗大成立時的歷史背景

1935年10月19日，抗大成立前8個月，中共中央所在的陜甘支隊抵達陜甘根據地的吳起鎮。紅一方面軍在歷時一年的長征中，長驅二萬五千里，縱橫十幾個省，粉碎數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戰勝無數艱難險阻，實現了空前的戰略大轉移。抗大成立時，紅二、紅四方面軍仍在長征途中。他們與中央紅軍會合是在抗大成立后的4個月，即1936年10月。

長征過后的中國共產黨、紅軍力量都十分弱小。紅一方面軍長征出發時有8.6萬人，陜甘支隊到達吳起時僅剩7000余人。據統計，1937年，全國中國共產黨黨員也只剩下4萬余人。

1937年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后，由西北紅軍主力組編而成的八路軍時有4.5萬人，由南方八省游擊隊組編而成的新四軍時時有1萬余人。部隊干部戰士以工農為主，他們出身貧苦，文化程度低。據1940年第115師政治部的統計，該師營以下干部中，能看不能寫的占10.4％，一字不識的占39％。

1936年5月8日，抗大成立前的第24天，中共中央在陜北延長縣交口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提出辦紅軍學校問題。他強調指出：“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國大局面，則要辦個高些的大的紅軍學校。否則將來無干部。沒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現在不解決這個問題，將會犯罪。我們有責任引導同志們看得遠，辦一所紅軍大學來培養大批干部，以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會議經過認真研究討論，大家一致同意毛澤東的主張，決定以西北紅軍大學為基礎，創辦抗日紅軍大學。

1936年5月20日，抗大成立前的第12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專門研究建立抗日紅軍大學問題。會議就抗大辦學的目的、學習時間、教育方針、教育內容、教育方法、人員組成、教員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

1936年6月1日，抗大開學典禮在瓦窯堡舉行。毛澤東在開學典禮上指出：我們這里要教員，沒有；要房子，沒有；要教材，沒有；要經費，沒有；怎么辦？就是要我們艱苦奮斗。

（二）抗大是如何艱苦奮斗的？

抗大成立了，隨之而來的是一連串的問題，一個比一個難解決。

第一個問題：抗大成立時，時間緊、人手少，校舍不足，教學設備缺乏，甚至還缺糧食。

為了彌補教員的嚴重不足，毛澤東自己帶頭給抗大學員授課。在毛澤東的帶動下，中共中央的領導和機關干部紛紛到抗大講課。周恩來、朱德、劉少奇、張聞天、博古、王稼祥、李維漢、陳云、伍修權、李德等也都任抗大的兼職教員。林彪、羅瑞卿、莫文驊、陳光、羅榮桓既是學員也是學校領導。

為了加強對抗大的領導，毛澤東親自擔任抗大教育委員會主任，領導教學工作，安排作戰經驗豐富的林彪、徐向前先后任抗大校長，劉伯承、羅瑞卿、滕代遠等先后任副校長。此外，董必武、羅榮桓、周子昆、蘇振華、袁國平、韓先楚、李志民、韋國清、周士第、張云逸等人都在抗大任過職。

在抗大建設過程中，毛澤東為抗大說話、為抗大撐腰。比如1936年7月，一軍團給抗大的紙張被總部機關截留。毛澤東知道后，對總部機關進行嚴肅批評，命令如數送還，不得缺少件。從此誰都不敢再截留給抗大的物資。

埃德加·斯諾在他那本著名的紅色著作《西行漫記（紅星照耀中國）》中是這樣描述抗大的。抗大是一個“獨特無二”的地方，學校將窯洞當作教室，石頭磚塊當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墻為黑板。學校校長一是個28歲的指揮員，學員平均年齡27歲，平均每人有8年作戰經驗，受過3次傷。像抗大這樣的“高等學府”恐怕全世界也“只有這么一家”。因為世界上恐怕沒有什么學校因為“紙荒”而將敵人的傳單翻過來當作筆記用紙使用。抗大每個學員的教育、伙食、衣著費用等一切開支，每月不到15元銀洋，把那些鼎鼎大名的學員的首級懸賞加起來總共超過200萬元。

第二個問題：參加抗大學習的有志青年絡繹不絕，他們來自四面八方，除一部分是經過土地革命戰爭和長征考驗的老紅軍及來自八路軍、新四軍的干部戰士外，大量的是來自全國各地的革命知識分子和來自海外的愛國華僑青年。學員的成分復雜，層次不一。這些學員中有張學良的弟弟張學思、傅作義的弟弟傅作良、黃興的兒子黃鼐、馮玉祥的侄兒馮文華、楊虎城的兒子楊拯民、音樂家賀綠汀，還有國民黨縣長，甚至還有一些國民黨特務借機混入延安……如何將出身和職業不同、觀念和文化水平不同的學員，培養成“步調一致”的抗戰干部，這是抗大在進行人才培養時面臨的首要問題。抗大遇到的這個問題也是多數企業在進行人才培養時面臨的首要問題。

抗大是怎么解決的？

依靠思想政治教育統一大家的觀念和認識，解決學員中的眾多“不同”。為此，學員到抗大后的第一課就是政治教育課。抗大的一切工作都是圍繞轉變學生的思想展開。具體落實到課程設置方面，在軍事隊中，軍事技術戰術訓練和軍事操課時間占全部學習時間三分之二，政治課占全部時間三分之一。在政治隊中，政治課占三分之二，軍事課占三分之一。抗大的一切工作都圍繞轉變學生的思想展開。《亮劍》這部電視劇中的趙剛政委就是抗大畢業生，能文能武，射擊技術一流，方得到李云龍發自內心的認可。

1938年4月9日，毛澤東在抗大開學典禮發表了題為《在抗大應當學習什么？》的講話。他說，你們在這里學習的時間很短，學不到很多的東西，但你們可以學到一個宗旨，這個宗旨也就是全國的、全中華民族的宗旨——抗日救國。為了實現這個宗旨，毛澤東期望學員在抗大學好三樣東西：第一是學一個政治方向，就是要打日本；第二是學做干部，去發動組織廣大的人民，變為有組織的隊伍；第三是要下一種決心，即抗日救國和不怕任何艱苦向前邁進的決心！要實現這種決心，就要犧牲升官，犧牲發財，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

第三個問題：戰爭環境下辦教育，教什么內容？

一方面，教學計劃根據每一時期的中心任務制定。

比如，第一期主要是系統訓練紅軍干部，從軍團領導到連排干部全都有，同時設立特科培養特殊技能干部。從第二期起，有大量來自各地的知識青年，教學內容主要進行軍政教育，特別是進行艱苦奮斗、不怕犧牲、英勇作戰的傳統教育和革命的人生觀教育。第三期時，前方迫切需要大批文武兼備的抗日骨干。除政治教育，加大軍事教育比重，比如游擊戰術、組織指揮、射擊、伏擊、爆破等內容。第四期的時候，各分校附設地方武裝干部訓練隊，著重放在游擊戰術和啟發民族意識的教育。

同時，教學內容注重實用，強調少而精。

首先是少。根據實際斗爭的需要篩選教學內容。實際工作最需要什么，抗大就教什么，學員缺什么，就補什么。急用的先學，“不急之務”則后學或暫時不學。

其次求精。每一門課程教學都力求突出重點，畫龍點睛，講清基本原理和主要觀點即可，不刻意追求教學內容的系統完整，不搞繁瑣哲學和反復論證。

第四個問題：戰時狀態，教學環境特殊，怎么組織教學？

一方面，抗大以靈活多樣的教學組織形式來應對，從學制、教學兩方面根據實際情況調整。同時，探索出“邊打仗邊辦學、在戰爭中學習戰爭”的路子，一切為戰爭需要服務的原則，把戰場融入課堂，把戰例作為教材。

具體在學制上，抗大的每期學習期限一般為4個月到半年。每一期的劃分又是靈活的, 根據抗戰前線的需要隨時有學生入校, 隨時又有學生畢業。在教學上，每個教員都要準備幾套教學方案。根據具體情況，能多講就多講，能重點講就重點講，見縫插針，一個課題講多次是常有的事。

在戰斗、流動、分散的環境中教學，教員成了“游擊教員”，課堂也變為了“游擊課堂”。大塊時間時就集中授課，分散時間就復習討論；正課時間講構造、原理等知識，課余時間學員體會、練習、使用技能。重要的內容，教學組在課前要召開準備會，集體備課，寫好想定，對問題一個一個推演，之后再分組上課。

第五個問題：學員層次不一，背景不同，文盲半文盲多，怎么確保學習效果？

不搞單純的知識灌輸，既重視學理論、學知識本身，更重視提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理論聯系實際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為了提高學習效果，抗大探索出教、學、練結合的路子。

首先，注重理論聯系實際，實戰化教學。抗大教員不論編寫教材、講課，還是組織學員討論、布置作業，都注意引導學員學會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認識和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把行軍、宿營、偵察、警戒作為軍事技能的養成教育。實戰化教學，戰場與課堂相互結合，戰爭中學習戰爭。比如1940年3月16日，抗大學員參加了徐向前指揮的孫祖戰斗，共斃傷日軍指揮官炮兵隊長以下190余人。

其次，提倡啟發式、研究式、討論式教學法，并注重根據教學對象進行針對性教學。討論、座談、辯論會、啟發式教學法是常用的方法，在行軍中，學員們還組織行談小組。這樣做可以幫助學員消化吸收，大家共同提高。

在針對性教學上，對于斗爭經驗豐富、理論基礎薄弱的學員，采取啟發式、問答式為主，講演式為輔的教學方法。精講多練，使學員一聽就懂。著重于先講后問，把大問題分成若干小問題，問題間又有著一定的關聯。學員在教員的引導下，從問題的側面，進而了解到問題的全面，提高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對于理解能力較強卻缺乏實踐經驗的知識青年，采取講演式、啟發式為主，問答式為輔的教學方法。講完就組織實際操練，通過操練進一步鞏固學習的內容。對于部隊干部學員，采取講演式、啟發式為主，問答式為輔的教學方法。講完就組織實際操練，通過操練進一步鞏固學習的內容。

第六個問題：學員層次差距大、背景成分復雜，怎么管理？

1937年4月，毛澤東為抗大制定了“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校訓。

抗大以這一校訓為原則，嚴格政治紀律、軍事紀律和生活紀律，作為養成教育。一方面，嚴格校紀法規。抗大建校之初就明確提出：教職學員不論職務多高、資歷多老，歷史貢獻多大，都應嚴格執行學校的各項規章制度，遵守學校的紀律。黃克功案件就是典型案例。另一方面，重視學員作風培養，養成教育。學員自入校開始，一律按正規部隊編制，成班、排、連建制。日常風紀、著裝、緊急集合都按照軍人的要求來進行。官兵平等。領導沒有架子，不能搞特殊化，生活完全同學員一致。

二、抗大對企業人才培養的啟示

抗大是一所戰時軍事院校，為中國革命事業的成功做出了卓越貢獻，對新時代中國企業的人才培養有很強的啟示意義。

第一，每個企業在市場中競爭，無時無刻不處在“戰爭狀態”，都應該有一所自己的“抗大”， “否則將來無干部，將會犯罪”。企業不分大小、強弱，都應重視人才培養尤其是雙核人才的培養，而且培養人才是企業能持續發展的核心命題。

第二，戰略級定位人才培養體系，做相對超脫的組織，領導重視。抗大設立教育委員會，毛澤東親自兼任教育委員會主席。

第三，人才培養體系，應該先有再優，因陋就簡，不求大、不求全，跌跌撞撞，逐步成熟。抗大是在沒教員、沒教材、沒教室、沒經費的條件下，先成立再逐步解決這些困難的。

第四，抗大依靠強大的政治教育培養出步調一致的“抗日干部”。企業在人才培養中，企業價值觀、企業文化傳承應與業務培訓并重，甚至更重，篩選、培養有共同的使命、愿景、價值觀的人才。這樣才可能解決企業內心的痛--培養的人才總是為別人做嫁衣裳。

第五，用以致學，請注意，不是傳統的學以致用。需要什么就學什么，注重實用，少而精，理論與實踐結合，教學做合一。

第六，多用啟發式、研究式、討論式教學法，師生組成學習共同體，共同解決如何提高學習效率的問題。

總結而言，在中國，尤其是新時代的中國，企業培養人才，與其學西方，不如學“抗大”。這里有兩層含義，一方面，抗大是在血與火、救亡圖存的戰爭年代，用生命的代價檢驗教學成果，比起現代的企業用金錢來檢驗來得更有歷史的厚重感；另一方面，抗大的人才培養哲學和方法論充滿著濃濃中國味、浸潤著中國文化基因。這些文化基因一直根植在我們的心底，學習、傳承抗大，我們的人才培養工作就有了文化根基，是有根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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