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夏時期文化研究綜述
選自《文物世界》2007年04期，王曉毅
夏文化自20世紀50年代在豫西被發現確認以來，山西也有不少同類遺存被發現和確認。據報導，在晉南這類遺存分布于運城盆地的有6處，臨汾盆地的有29處[1]，其中經過正式發掘的主要有永濟東馬鋪頭遺址[2]、翼城感軍遺址[3]、夏縣東下馮遺址[4]、曲沃曲村遺址[5]、翼城南石遺址[6]、葦溝—北壽城遺址[7]、襄汾大柴遺址[8]。晉中地區同時期遺存的發現和確認是以晉中考古隊發掘太谷白燕遺址為起點而逐步展開的，主要有太谷白燕遺址[9]、忻州游邀遺址[10]、汾陽杏花村遺址[11]、峪道河遺址[12]、婁煩河家莊遺址[13]、太原光社遺址[14]、許坦墓群[15]。
這些遺存根據文化內涵的不同可分為兩個系統，一個是與二里頭文化相同或相近的文化遺存，另一個是既有二里頭文化的因素，同時又具有自身特點的遺存。第一個系統以夏縣東下馮遺址為代表，被命名為“二里頭東下馮類型”，屬二里頭文化系統[16]。這類遺存主要分布在晉南的汾水、澮水、涑水流域，前述晉南地區的遺存基本都屬之。第二個系統以太原狄村、東太堡出土的一批陶器為代表，有的學者將之命名為“東太堡文化”[17]。這類遺存更多的具有自身的文化特色，與二里頭文化明顯不是一個系統。分布地區主要在晉中，即北起雁門關，南至靈石口，以太原盆地和忻定盆地為中心，包括晉東山地和晉西高原山地的部分地區，前述晉中地區的各遺存基本都屬之。
一、山西各類型夏時期遺存的文化內涵
1.東下馮類型的文化內涵
東下馮類型的內涵較豐富，東下馮遺址的Ⅰ—Ⅳ期都屬東下馮類型，大柴遺址也是東下馮類型中資料較豐富的遺址之一，雖地處臨汾盆地，隔峨嵋嶺與東下馮遺址相望，文化內涵與東下馮遺址有些差別，但大同小異，仍可歸入“東下馮類型”，這兩處遺址發掘規模都較大，出土的文化遺跡、遺物非常豐富，從中我們可以了解它的基本面貌。
陶器以灰陶為主，還有一些夾砂褐陶、泥質褐陶及其他雜色陶，火候一般偏低，制法手制輪制并用，紋飾以繩紋為主，此外還有附加堆紋、弦紋、流行器口飾花邊和雞冠形耳作風。主要器型有鬲、鼎、深腹罐、小口尊、大口尊、單耳罐、深腹盆、器蓋、折肩罐、甑、斂口三足甕、蛋形三足甕、杯等。
東下馮類型的相對年代大體與二里頭類型相當，絕對年代大致為公元前19世紀至公元前16世紀，大柴遺址大致相當于東下馮遺址的三、四期。
2.東太堡文化的文化內涵
東太堡文化主要分布于晉中地區，以狄村和東太堡出土于墓葬中的一批陶器為代表，這批陶器從形制上看與晉豫龍山時期文化晚期接近，同時也與東下馮類型接近，年代上相當于或東下馮類型文化的早期階段。這批陶器由于存在許多區別于周邊地區文化的特點，且首先發現于太原東太堡而被有的學者命名為“東太堡文化”，結合白燕遺址第四期和忻州游邀遺址晚期，我們可以對此文化內涵有一個大致了解。
陶器以夾砂灰陶為最多，泥質灰陶次之，陶質較粗。紋飾以繩紋為主，另有籃紋、弦紋、附加堆紋及點紋、圓圈紋和三角形紋。器型以高領鬲和空足三足甕為標志，有鬲、豆、罐、角、盆等。
3.小神遺存
除晉南和晉中地區外，夏時期文化在晉東南地區也有分布，目前經過發掘的只有長治小神遺址，僅憑這一個遺址來探討本地區此時期的文化面貌材料顯得有些不足，將其與東下馮類型器物相比較，有許多相似之處，現基本將其歸入東下馮類型。
二、東下馮類型與東太堡文化的異同
東下馮類型器物與東太堡文化器物之間有著許多共同之處。從陶器形態來看，以陶鼎為例，狄村遺址發現的罐式鼎與東下馮文化一期鼎的形制基本相若，與其不帶單耳的罐式鼎則更為接近；東太堡遺址和許坦遺址的盆式鼎與東下馮文化二、三期的同類鼎形態一致。再以鬲為例，狄村遺址所發現的高領鬲，領部呈圓筒狀，這與東下馮三期的鬲及大柴遺址的鬲如出一轍。
東下馮類型與東太堡文化器物的相同點雖多，但其不同點是主要的。東下馮類型的陶器以單耳罐、深腹罐最為常見；鬲、鼎居次要地位，而且鬲是從第二期逐漸增多的。其他數量較多的器類還有大口尊、小口尊等。而東太堡陶器則以鬲、三足甕為普遍，尊則較為少見。可見，東太堡文化對東下馮類型陶器的影響是較強烈的，故東太堡文化不可以劃入東下馮類型，更不是東下馮類型遷徙而來的[19]。
三、山西夏時期文化的歸屬問題
1.關于東下馮類型的文化歸屬問題
20世紀70年代以前，對夏文化的探索一直著眼于河南境內的伊、洛河流域，潁河、汝河上游及周圍地區，研究重點為二里頭文化和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尤以二里頭文化為主，對于周邊地區的考古學文化涉及較少，素有“夏墟”之稱的晉南相關遺存的發現也很少。所以隨著20世紀70年代東下馮遺址的發掘，大量的遺跡遺物出土，東下馮遺址立即引起考古學界的重視。《夏縣東下馮》報告認為“唐、夏墟、大夏實為一個地區，即唐在夏墟之內，夏墟在大夏之地。從平陸一帶至霍山周圍的河、汾、涑、澮地區就是夏墟、大夏之所在。東下馮遺址位于涑水支流青龍河上游，正處在傳說中的夏墟之內。”[20]而且東下馮的年代正處于夏紀年的范圍內，因此將東下馮遺址作為探索夏文化的研究對象。
目前對于東下馮類型的文化歸屬主要有兩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東下馮類型只是探索夏文化的一個研究對象，它本身并不是夏文化。東下馮類型和二里頭類型屬于夏文化的兩個類型，如果其中一個是夏文化，則另一個肯定不是。李伯謙先生同意二里頭類型是夏文化并認為東下馮類型開始形成時間晚于二里頭類型開始形成的時間，東下馮類型的主要文化因素來源于二里頭類型，是二里頭類型發展到一定階段向晉南地區傳播并與當地原居文化逐漸融合而形成的。東下馮類型在形成發展的過程中，除主要吸收二里頭類型文化因素外，還繼承了當地以陶寺上層為代表的龍山期文化的某些因素，并在不同時期，不同程度上受到光社文化和以邯鄲澗溝遺址為代表的影響。反之，東下馮類型也在某些方面影響了二里頭類型、光社文化和以邯鄲澗溝為代表的文化[21]。
第二種意見認為東下馮類型是早商文化。認為東下馮類型遺存和大柴遺址東下馮類型遺存都不是從當地龍山文化直接發展而來的，中間有缺環，這有可能是由于晉南地區龍山文化晚期以后經歷了一場社會變革，使兩地的龍山文化向前發展受到遏制，之后則成了另一個統一性更強的文化共同體，即東下馮類型的發展、繁衍之地。而東下馮類型與二里岡期商文化關系的密切程度又遠大于與當地龍山文化的密切程度，所以認為東下馮類型文化是商代早期文化，晉南陶寺類型龍山文化是夏文化[22]。
就目前材料來看，我們同意第一種意見，即東下馮類型是二里頭類型派生出來的文化類型。
2.關于晉中地區“東太堡文化”的歸屬問題
對晉中夏時期文化的研究是隨著夏文化的進一步探索和豫北冀南地區先商文化的探索而展開的。目前關于其文化歸屬仍無定論，但它是由本地龍山時期文化直接發展而來的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一點由陶器的質地、紋飾、器形等都可看出。與本地龍山文化有直接的傳承關系，是它區別于晉南東下馮類型的一個重要特點。空三足甕在此地的序列發展是其對東下馮類型影響的一個見證，扁三角足鼎、細把殘盤豆說明其也與東面的岳石文化有著某種聯系，而豫北冀南的“先商文化”中的某些陶鬲也應是晉中陶鬲的繼承者，故“先商文化”中的某些因素應是由晉中地區時期遺存派生出來的。說明晉中地區此時保持著自己的文化特色并不斷向外影響。
從目前的研究狀況來看，晉中地區西周以前文化譜系是連續發展的，其一直是東西南北文化交流的樞紐，自仰韶晚期起，似乎就與北方河套地區的交流更頻繁一些，這些從鬲的發展變化似可看出，而一直到夏時期似乎仍有同樣的跡象。從這一點看，我們似乎可以將其歸入北方文化系統。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晉南地區和晉中地區夏時期文化有著明顯的區別，分屬兩個文化系統，即中原夏文化系統和北方文化系統。它們的文化內涵不同，文化歸屬不同。其中的原因與地域有較大的關系，霍山橫亙晉中與晉南之間，使其文化的交流變得相對困難。晉中地區雖和中原地區有較大差別，但畢竟還有不少相似之處，故東下馮類型和東太堡文化仍應作為今后探討夏文化與周鄰文化關系的主要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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