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紅色金融策源地
湘鄂贛省工農銀行發行的貨幣
赤色造幣廠鑄造的“袁大頭”銀元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 在革命星火尚未燎原的年代，中國共產黨就在瀏陽建立了自己的紅色金融體系——開設銀行、造幣廠。 ]
“山上埋有四箱銀元……”“當年的銀子和銀器就沉到了潭里……”在湖南省瀏陽市小河鄉潭灣村，一直流傳著這樣的傳說。類似的傳說在別處也不鮮見，但潭灣村的故事則有著更多現實的勾連。
瀏陽因曾是秋收起義的主要策源地而為外界所熟知。在革命星火尚未燎原的年代，中國共產黨就在這里建立了自己的政權，也建立了自己的紅色金融體系——開設了銀行、造幣廠，而造幣廠在撤離過程中，不得已之下，的確采取過將造幣材料、設備沉于水、藏于山的舉措。
事實上，瀏陽所在的湖南省，正是中國共產黨紅色金融的策源地之一：中國共產黨自主創立的第一家人民金融組織誕生于此；毛澤東在這里最先提出了“要建立銀行”的思想，其紅色金融思想的實踐也始于湖湘。
無需回避，在近百年的歲月流轉中，不少地方有關紅色金融的印跡已逐漸消退，當年的遺址、遺存，多數如潭灣村民口中被潛藏的財寶，代代相傳，卻難覓其蹤。
好在，有人在堅持探尋、挖掘、打撈，史實逐漸顯山露水。
開創先河
1925年末，受毛澤東指派，農運特派員賀爾康到湖南省衡陽縣柴山洲指導農民運動。這位剛從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畢業的共產黨員當時不會想到，他將領導一起在中共歷史上具有開創性意義的大事。
賀爾康在柴山洲秘密發展農會會員，先后建立了農會小組、組織成立了中共柴山洲支部。
衡山縣是湖南省農民運動最先興起的地方，農民與地主階級的尖銳矛盾也更為突出。荒年地主不肯借錢借糧給農民，農民的生產生活陷入困頓。
賀爾康領導的中共柴山洲支部和柴山洲特別區農會決定一手辦銀行，一手辦合作社。
1926年4月，柴山洲特別區農民銀行籌備處成立。同年12月(一說為10月)，在北伐軍克復湖南的背景下，柴山洲特別區第一農民銀行正式成立，這是中共成立后 領導創建的首家人民金融組織、第一家農民銀行。而1928年2月在廣東誕生的海陸豐蘇維埃勞動銀行則是由紅色政權建立的第一家銀行。
柴山洲特別區第一農民銀行發行了自己的貨幣，這是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最早的人民貨幣、革命貨幣，也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組織發行的貨幣。
柴山洲現已劃歸衡東縣轄區，這個半島上如今還保留著柴山洲特別區第一農民銀行的舊址，當年銀行成立時的相關文獻、貨幣等都陳列于此。通過文獻可知，柴山洲特別區第一農民銀行以“擁護無產階級，維護生活，扶植生產”為辦行宗旨，由富戶捐納籌款，籌得銀元5800元作為銀行基金，向農戶發放生產、生活貸款，并發行貨幣。
柴山洲特別區第一農民銀行當年發行的貨幣——一種長約4寸、寬約2寸的布質印刷幣，也陳列于舊址內。這種用當地白竹布制成的布幣，面值一元，可兌換銀元一塊，在當時被稱為銀元票。當地村民描述，這種布幣當年不僅在柴山洲地區流通，還流通于周邊的衡山、湘潭部分地區，因信用極好，很受農民的歡迎。
幾乎與柴山洲特別區第一農民銀行成立同步，1926年12月，湖南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召開，會上制定了40個決議案，提出“貧苦的農民，為免除高利貸的盤剝，應組織信用合作社，用集體的資本，集合的信用，以謀儲蓄及信貸的便利”，還特別通過了《取締高利貸決議案》，要求明令禁止高利貸。
40個決議案中，包括由毛澤東親自參與的《金融問題決議案》和《農民銀行問題決議案》，直指 “中國幣值紊亂已極，農民及一切貧困農民受影響極為深廣”，“在許多方面雖高利也沒有錢可借， 農村資本既如此貧乏……農民痛苦遂成為全國普遍現象”等弊病，提出“設立農民銀行，并以最低利息借款給農民”，并以“省之公有之地，如營產、官產、荒蕪田地等，撥做農民基金，不得以他種名目，動用此種為農民謀利益的農民銀行款項”。
“毛澤東早期的紅色金融思想，初見雛形就是在湖南。”80多年后，株洲金融學會常務副秘書長夏圖強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他在深入研究后發現，毛澤東最早三次對建立紅色金融提出樸素構想都始于湖南，第一次便是在湖南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上；第二次則是在醴陵考察農民運動的過程中；第三次，就是在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
1927年1月27日至2月4日，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毛澤東在醴陵縣考察農民運動，其間，他提出“醴陵要成立籌產委員會，要成立地方銀行，沒收地主的金銀財寶，存入地方銀行”。在3月發表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中，他又一次對建立紅色金融進行了明確的闡釋，提出銀行要有自己的章程、自己的貨幣和農會自己的管理隊伍。
當年3月，醴陵縣第二次工農代表大會通過決議組建醴陵工農銀行，次月正式成立，并發行了銀元兌換券。1927年8月，在大革命失敗后的血雨腥風中，醴陵工農銀行停業。
在夏圖強看來，“醴陵工農銀行是大革命時期毛澤東紅色金融思想的最早實踐和最直接產物”， “它們發行貨幣，既是市場商品流通的手段，又是黨領導的農民協會同土豪劣紳及其地主階級斗爭的工具。”他對記者稱。
1926年秋冬至1927年春，除柴山洲特別區第一農民銀行、醴陵工農銀行外，湖南境內各地農民協會建立的金融機構還有柴山洲特別區第二農民銀行、瀏東平民銀行、沅江工農銀行、醴陵地方銀行等，共計8家，發行貨幣十多種。
貨幣戰爭
2021年4月23日， 瀏陽市小河鄉潭灣村嚴坪片東山組村民唐煥林在開墾菜地時，挖出了一塊巨大的“石疙瘩”，后經文物部門鑒定， 巨石為紅色蘇維埃政權時期當地造幣廠的模具。80多年前在此上演的一場金融戰爭，也因此變得似乎觸手可及。
1930年4月，隨著瀏陽縣蘇維埃政府的成立，瀏陽縣(今瀏陽市)因此分成了蘇區和白區。除了武裝斗爭，一場貨幣戰爭也隨之而起。
在蘇維埃政府成立之初，瀏陽蘇區并沒有自己的貨幣，但瀏陽及周邊地區當時的金融狀況已是一片混亂。
瀏陽市檔案館方志室主任唐繼武向記者介紹，當時流通的貨幣，除民間長期使用的銀元、鋼板和銅錢外，還有國民黨政府發行并強制使用的各種紙幣和公債券，另外還有各地城鄉官僚、地主、商人印發的各種“花票”，其特點就是雜而濫。由此，不僅導致通貨膨脹，也對金融秩序造成破壞，導致民間借貸困難，嚴重干擾社會經濟生活。
為恢復金融秩序、保障民生，瀏陽縣蘇維埃政府在成立時的《政治綱領》中便提出，要 “創辦各種合作社及低利借貸機關”。
1930年11月，瀏陽縣第二次工農兵代表大會作出“發行工農兵票幣，流通金融，抵制敵人經濟封鎖”的決議，決定組織銀行委員會。次年1月，瀏陽工農兵銀行宣告成立。
對于發行貨幣的意義，1931年1月的《瀏陽工農兵銀行發行券幣宣言》(下稱《宣言》)稱：“工農銀行，是工農勞苦群眾自己的錢莊。銀行券幣，是工農勞苦群眾活潑金融的信用券。在此赤色高漲敵人要做垂死掙扎的時期當中，無疑義的敵人要封鎖我們的經濟，我們要答復這一嚴重問題，就只有發行券幣，流通金融。”
《宣言》還稱 ：“這種券幣，是不比往昔的券幣，是比現金還要好的，比如拿了去買鹽，就可買鹽，要買貨，就可買貨，要兌現金，就可兌現金，在蘇維埃區域，都可通行無阻，因此愿你們認識這種券幣的好處，一致的行用起來！”
隨后，根據當時集市需要，瀏陽工農兵銀行有計劃地發行了壹角、貳角、叁角、伍角等多種紙幣， 在當時被稱為“銀洋券”。同時，銀行還收儲工農群眾和商號手中余留金錢，低息借貸，扶助區內合作社和群眾發展生產。
據唐繼武介紹，貨幣發行肅清了蘇區內原來的金融紊亂現象，建立了新的金融秩序，“紅色貨幣”在蘇區經濟交往中有效發揮了流通、 支付和價值尺度的貨幣功能，同時，解決了根據地軍政經費的主要來源問題。
瀏陽工農兵銀行對貨幣發行量進行了嚴格控制，至1931年3月，瀏陽蘇區發行紙幣十萬元，同時保障百分之百能流通、兌換，因此建立了非常高的信用度，連白區民眾都歡迎這種蘇區貨幣，但遭到國民黨政府的嚴厲禁止。
為了打破白區對蘇區嚴密的經濟封鎖，同時為了解決到白區購買物品的硬流通問題，1931年8月，瀏陽縣委、縣蘇維埃政府在鳳溪小洞房道吾家建立了瀏陽赤色造幣廠，開始鑄造銀元(光洋)，該廠后輾轉多地。
1931年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湘鄂贛省蘇維埃財政部組建了湘鄂贛省工農銀行，瀏陽縣工農兵銀行改為該行支行。1932年8月，赤色造幣廠與萬載縣蘇維埃政府造幣廠合并，成立湘鄂贛造幣廠，廠址設在瀏陽嚴坪廟北大王家大屋。
據當地紅色史料民間研究人士王箕誠介紹，造幣廠主要鑄造當時流行的“袁大頭”銀元，但形制上分為兩種，一種是在頭像右側加鑄有“蘇維埃”字，一種則與普通 “袁大頭”無異。通過鑄造銀元，白區對蘇區的封鎖被打破。
信用基因
1927年6月，柴山洲特別區第一農民銀行遭到摧毀，被迫終止。從它籌辦到終止，運行歷史不過14個月，但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創建的第一家革命銀行，其意義遠不止于存續的一年多時間。
創建伊始，柴山洲特別區第一農民銀行就有明確的辦行宗旨、組織機構和資金來源，同時發行可兌換、流通的貨幣，幫助民眾解決困難，發展生產，這些都為中國共產黨此后創建金融體系、開展金融斗爭、治理整頓經濟秩序等多方面的經濟工作提供了寶貴的參照。
2020年，夏圖強開始著手對株洲地區的紅色金融歷史進行專題調研，先后查閱各種資料1萬多份、拍攝圖片1萬余張，數十次實地考證。他感慨：“紅色金融先驅在極其殘酷險惡的環境中，卓有成效地運用金融武器開展對敵斗爭，保障軍需民用，發展工農生產，創建金融制度，有效控制貨幣發行量和物價水平，拓展了城鄉金融領域，留下了永不褪色的紅色金融印記。”
在瀏陽市金融事務中心副主任陳虎眼里，這種印記就是紅色金融的基因，傳導至今。
“當年瀏東平民銀行、瀏陽工農兵銀行發行的票券，承諾百分之百能夠兌換，并且確實做到了。” 陳虎對記者表示，正因為嚴格執行了金融中最核心的信用準則，當年的紅色金融才能迅速獲得認可，“瀏陽1999年就成為湖南省第一個金融安全區，這就是信用基因的普及。”
另外，“當年的紅色金融主要是服務和支持農民、農業、手工業。當時瀏陽這樣的地方，農民是主體，絕大多數從事的就是農業和手工業，這些就是當時瀏陽最主要的實體經濟，從這個角度看，今天我們的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又是與之一脈相承的。”陳虎對記者稱。
而如今，在當地蓬勃發展的普惠金融，也與革命時期的金融服務工農一脈相傳。
80多年過去了，瀏陽河水仍然日夜不息靜靜流入湘江，湘江北上，匯入洞庭，洞庭之水奔入長江，江的盡頭是海闊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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