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中國皇帝交往的日本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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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佛教的交流，有1000多年的歷史了，為了學習佛教文化，日本派出許多僧人去隋唐作為留學生學習佛教，《隋書?倭國傳》，隋煬帝大業三年，當時的日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貢，使者說：聽說海西 （指當時的隋朝）的像菩薩一樣的天子興隆佛法，故遣使前來朝拜，并帶來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 日本共向中國隋唐派遣過4次遣隋使和約20次遣唐使 （還有其他諸種稅法），其中也帶去許多去中國學習佛法的學問僧等， 他們其中也有受到中國皇帝的召見，并賜以官爵的人，在后來的歷史中，中日佛教的交流也是方興未艾，還有與中國皇帝和詩作賦的日本和尚，這些和尚回國后不僅為日本的佛教，也為中日佛教交流和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遣唐使船，日本貨幣博物館藏
唐玄宗授予紫衣袈裟的日本和尚
日本著名推理小說作家松本清張，曾寫過一部小說《眩人》，描寫奈良時代的僧人玄昉的傳奇故事。他在書中引用一些有關玄昉的傳說：
“就在玄昉成為筑紫觀世音寺建立的祈禱導師，在高座讀經的時候，天空突然烏云密布，雷電交加，烏云降臨高座，抓走了他的頭，升到了天堂。第二年的六月，他的頭落到了興福寺的南大門，天空中響起了哈哈大笑的聲音。”
“據說由于身首分離，他的頭部被埋奈良市的‘頭塔’里，身體埋在筑紫觀世音寺院內的‘玄昉之墓’中，而他的靈魂被供奉在松浦宮。玄昉一分為三，祭在三個地方。”
松本清張的描寫有關玄昉的傳說很神奇，但是日本奈良市確實有玄昉的頭塔，福岡縣太宰府市的原觀世音寺的境內，有玄昉的墓。
位于福岡縣太宰府市的玄昉之墓
玄昉就是一個見過中國皇帝的人。玄昉 （？－746年），俗姓阿刀氏，大和 （今奈良縣）人。出家后從龍門寺義淵學唯識學說。717年 （養老元年）作為學問僧奉敕入唐，從法相宗第三祖智周學法相宗。法相宗為繼承印度瑜伽行派 （唯識派）的漢傳佛教宗派之一，唯識說由玄奘三藏 （也就是吳承恩《西游記》中的唐僧）自印度傳入中國，其弟子窺基創立法相宗。玄昉在唐留學18年，由于他在佛法上的造詣很深，人稱法相宗第四祖。靈龜二年，即唐玄宗開元四年 （716），受唐玄宗供養和親自召見，賜紫衣袈裟，并封三品官爵。
紫衣袈裟為朝廷賜與高僧之紫色袈裟或法衣。又稱紫服、紫袈裟。原本紫衣在佛界嚴禁使用，唐代載初元年 （690），則天武后以紫衣賜予“重譯” （實為注釋和詮釋等）《大云經》有功之僧法朗等，為賜紫衣之嚆矢。
于日本，得賜紫衣，始于玄昉。玄昉回國之后，圣武天皇亦賜予紫袈裟。
玄昉735年 （日本天平七年）歸國，帶回5000余卷經綸及佛像等，以興福寺為弘法中心，建立日本唯識宗，為南都六宗之一，歷代傳承，延綿不斷。 這不僅加強了中國和日本的佛教文化交流，而且使古代唯識法相的典籍得以保存和流傳下來。唯識宗發祥地為中國，后遭遇“安史之亂”和“會昌廢佛”，受到毀滅性打擊，自宋代以后，在唐代就開始衰敗，作為佛教宗派已經不復存在，此宗的章疏和典籍，絕大多數已失傳。光緒四年，清末楊仁山居士以參贊名義，隨曾紀澤出使歐洲，結識得日本真宗大谷派僧侶、佛教學者南條文雄，自南條處獲悉中國唐代散失之佛經，仁山與南條相交三十年，南條在日本為之搜購得散逸經書近三百種，其中包括著唯識宗的經疏。其中還有法相宗開山之祖窺基大師所撰《成唯識論述記》六十卷，從而開啟了清末民初知識分子研究法相唯識的熱潮。歐陽漸居士創建支那內學院宣揚唯識，門下熊十力、呂澂皆為一代佛學大家，北方韓清淨也起而推動唯識學研究，與歐陽漸以“南歐北韓”并稱，他們帶動了唯識學在現代中國的復興。
興福寺的玄昉座像
玄昉后受任僧正，入宮中內道場。活躍于當時的政界。740年奈良朝廷臣藤原廣嗣因聽說玄昉對其妻子有不軌行為等，怒氣沖天在九州舉兵，此叛亂迅速平息，而玄昉745年被貶為筑紫觀世音寺別當，不久卒于該地。
宋代皇帝的日本貴賓
983年，也就是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日本圓融天皇永觀元年，宋朝創建剛剛20多年，就有日本僧人赴宋，并受到宋太宗的賜見。當時日本僧人奝然 (?一1016)于 983年8月，與弟子成算、嘉因等6人乘宋人陳仁爽商船抵達臺州。他們登上天臺山，翌年3月，在臺州使者的陪同下，至汴京 (河南開封市)謁見宋太宗，那時宋太宗已經開始使用第二個年號“雍熙”。
他雖然不會說漢語，但是不知是通過翻譯還是通過筆談，和宋太宗交談甚歡。
《宋史》卷四百九十一 列傳第二百五十記載：
雍熙元年，日本國僧奝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獻銅器十余事，并本國《職員今》、《王年代紀》各一卷。奝然衣綠，自云姓藤原氏，父為真連；真連，其國五品品官也。
奝然善隸書，而不通華言，問其風土，但書以對云：“國中有《五經》書及佛經、《白居易集》七十卷，并得自中國。土宜五谷而少麥。
交易用銅錢，文曰‘乾文大寶’。畜有水牛、驢、羊，多犀、象。產絲蠶， 多織絹，薄致可愛。樂有中國、高麗二部。四時寒暑，大類中國。”
宋太宗禮遇甚隆，御賜紫衣和 “法濟大師”稱號。985年，他攜回宋太宗御賜的5000余卷新版《大藏經》 (即《開寶藏》)，仍由臺州乘宋人鄭仁德商舶返回日本。回國后，他向朝廷報告了當時禪宗在中國的興隆狀況，當時中國正處在禪宗云門宗和臨濟宗走向興隆的時期，而在他以后，天臺宗和尚阿覺 (1143-1182)于1171年入宋,于圓悟克勤 (1063-1135)的弟子瞎堂慧遠學禪，1175年回到日本，使宋代禪宗初傳日本。
中國唐代詩僧寒山，是中國文化，也是世界文化的一個永恒的迷。
他在他的寒巖紫苔之上創造的永恒的詩的王國，不僅為中國文化、文學留下了一筆豐厚、璀璨的遺產，并且超越了國境，對歐美文化、文學，特別是日本的文化、文學產生了極深刻的影響，無論是在日本的古代還是現代，寒山的影響都滲透在文學、美術、音樂、政治及大眾文化的所有的領域，完全可以說， 寒山是對日本文化影響最大的世界文化人之一。
登上了日本郵票的寒山
寒山詩是由北宋神宗熙寧五年 (1072年)五月來中國天臺山巡禮參拜的日僧成尋 (1011-1081年)從國清寺僧禹珪處得到《寒山子詩一帖》后，于翌年命其弟子賴緣等五人帶回日本流傳開來的。
成尋，日本僧人，俗姓藤原氏，其父為著名書法家藤原佐理。七歲入京都巖倉大云寺，從族兄文慶剃發受戒，隨悟圓、行圓習內外典,精通天臺密教，1054年 (天喜二年)在延歷寺任僧職修行。宋神宗熙寧五年 (1072年，日延久四年)三月，成尋以年近花甲的高齡，率領弟子賴緣、快宗、圣秀、惟觀、心賢、善久、長明，搭乘宋朝商人孫忠的商船赴宋，于浙江杭州登陸，熙寧五年陰歷 5月13日，他們一行拜訪了寒山曾常去的國清寺。他親筆寫下的《參天臺五臺山記》生動地記敘了他們拜訪國清寺的經歷。
是年5月22日,成尋從國清寺禪師那里得到寒山子詩一帖,在《參天臺五臺山記》中也有對此事的詳細記載:
廿二日辛丑 天晴。午時，法花法堂莊嚴。與良玉黒木琉璃裝束念珠一串，依頻乞也。未時，禹珪捨與寒山子詩一帖，中心為悅。
從天臺山北上，經卞粱去去五臺山巡禮。成尋到達汴梁后，宋神宗在延和殿召見了成尋，成尋向神宗介紹日本,并獻上從日本帶來的天臺真言宗經書600余卷，神宗龍顏大悅，賜給紫服、絹帛和新譯經書等413卷。
同年11月1日，成尋率領弟子們奔赴五臺山。宋神宗特賜“官御馬十匹，兵士廿人”護送前往。在路途跋涉了近一個月，成尋一行于11月27日到達五臺山，他們在五臺山期間，時值隆冬，成尋未能遍禮圣跡名剎。對此，成尋非常遺憾，決定第二年再重游五臺山，并準備在五個臺頂上各做三七日法壇修行。但是，成尋重游五臺山的心愿終未實現，宋神宗元豐四年 (1081)，成尋病逝于汴梁開寶寺。
東京國立博物館所藏《寒山拾得圖》中的寒山，相傳為南宋畫家顏輝所作
贈中國皇帝和詩的日本和尚
日本室町前期僧人絕海中津，對于中國人來說也許比較陌生。可他是唯一一個曾和中國皇帝一起吟詩唱和的日本人。
絕海中津是禪宗臨濟宗僧人，京都五山的學僧，1368年 (明洪武元年)入明，曾師從杭州臨安府中天竺文字禪巨匠季潭宗泐。
洪武九年，他和同船渡明的好友汝霖良佐一起在金陵 (南京)英武樓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召見，問及禪宗法要，絕海對答如流，很受太祖的賞識。太祖領他進了一個“板房”中，指著一張日本的圖畫，問起有關“熊野古祠”的事，并邀他以此為主題做詩一首，于是絕海吟題為“應制賦三山”七絕一首：
熊野峰前徐福祠，
滿山藥草雨余肥。
只今海上波濤穩，
萬里好風須早歸。
太祖讀了絕海的詩很高興，也發了詩興，步絕海之韻和上了一首：
熊野峰高血食祠，
松根琥珀也應肥。
當年徐福求仙藥，
直到只今更不歸。
徐福是秦代瑯邪方士，奉秦始皇之命率童男童女各三千人去采長生不老藥，入海未歸，據說在日本紀州熊野有徐福之冢。
明太祖和絕海中津的詩都是圍繞著徐福的歸與不歸而作，當然，由秦至明，過去一千多年了，徐福早就死了，明太祖和絕海中津詩中所言“歸與不歸”，除文學上的寓意外，我想也是在講他的靈魂的歸與不歸。他們似乎都對徐福一去不歸很不理解，在明太祖的詩中似乎有這樣的隱寓：不就是那個茹毛飲血的地方嗎？有什么好留戀的？絕海中津的詩似乎也在說：明朝多好哇，魂歸故里吧！
聽說后來他和汝霖良佐從明太祖那里得到了許多典籍，高高興興地回國了。
積極開放的中國皇帝與名垂史冊的日本和尚
以上四位見過中國古代皇帝的日本和尚等的經歷都可以說明：中國從唐到明，對日本都是比較友好開放的，皇帝對外國，尤其的日本的事情也是很感興趣。唐朝的長安，是當時最開放的國際化都市，唐除了在開國之初為了防范草原十八部實行了短暫的閉關策略,李世民擊敗草原十八部之后，馬上就實行全面對外開放的政策，大批外國商人來大唐經商，僧侶和其他宗教人士來這里傳教或學習宗教，藝術家來這里演出，還有許多商人在來這里販賣香料、衣物，經營飲食業等，當時的長有許多外國人經營的酒館，李太白在《少年行二首》中云：
“五陵少年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游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胡姬酒肆，也就是外國人開的“斯納庫”。
在外國人中，其中日本人占有相當大的比例， 遣唐使團的規模初期約一、二百人，僅一、二艘船，到中、后期規模逐漸龐大，一般約500多人，乘四艘船，最多是838年第17次遣唐使竟達651人。8世紀時，在唐的政治中心大明宮的含元殿里，每年元旦都舉行招待外國賓客的大型宴會，皇帝也會出席，外國人目睹大唐皇帝的風采，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北宋首都汴梁 (開封)，也是一座國際化大都市，這座城市當時擁有150萬左右的人口，超過長安，不僅是北宋國內經濟、政治、文化中心，而且是“萬國咸通”的國際化大都市，在《清明上河圖》中，就有描寫外國商人駱駝商隊的畫面。宋朝成立后不久為振興國際貿易在各地設置市舶司，與高麗、日本、南洋和南亞等推進貿易發展，日本則在大宰府監督下進行貿易，建有鴻臚館 (接待、交易的機關)，但中日間并無正式的外交關系和外交貿易，當時私人貿易繁盛，其結果是使大量宋錢流入日本。
遣唐使船的航線
明代雖然從洪武帝開始實行海禁政策，但是推進朝貢貿易。永樂帝時日本室町幕府將軍足利義滿熱衷于面向明朝的“朝貢貿易”，不忌憚向明朝稱臣，因為從明朝得到的所謂“下賜品”遠遠比所謂“進貢品”多得多，是用“小蝦米換加吉魚”，可以獲得巨大的利益。
而 這些受過中國皇帝召見的日本和尚，都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玄昉使在中國絕跡的法相宗得以萬世流傳，并在中國復興；奝然也可以說是啟迪禪宗在日本發展的嚆矢，成尋使寒山詩最古老的刻本在日本得以傳世；絕海中津在明不僅學習佛法，而且通過學習和研究，創作不遜色于明人的詩文，與義堂周信同被譽為日本“五山文學雙壁”，為日本漢詩文學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看來，到中國學習的日本學問僧，大都是才高八斗，和中國皇帝有過交往的和尚，更非等閑之輩。
張石專欄丨櫻聲梅影
張石
資深媒體人
著有《川端康成與東方古典》等
（本文為作者原創稿，原題《中國古代皇帝和日本和尚》轉載請留言獲得授權。文中圖片均來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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