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中的炮兵大院

袁燕軍

提高警惕、保衛祖國，記憶了炮兵大院的變遷。

俯瞰炮兵大院

乾隆嘉慶年間（1795 年—1797年）湘黔地區爆發大規模苗族起義，清政府調集數十萬大軍進行鎮壓，歷時兩年多平息起義，為防止苗族再次叛亂，清軍將被俘起義軍將領和部分義軍親屬作為人質押解至北京，在今天香山南麓的一片山坳里，辟為苗營，筑灶為家。有記載稱：苗營“方圓二百余丈，三面環山，一面圍墻置門。”

自此這些曾經咆哮山林的苗族漢子和他們的親屬們就在這里定居下來， 一代又一代繁衍生息，再也沒有回到他們為之拋灑熱血的崇山峻嶺之中。直到上世紀六十年代，有一支部隊來到這片山地，要在這里興建營房，這些苗族將領的后裔們才離開了居住了近二百年的苗營，集體遷入山腳下的門頭村。

幾年以后在苗營的舊址上一片樓房拔地而起，另外一群來自祖國各地的外鄉人來到這里定居，并且起了一個具有時代特色名字------紅旗村。這里就是我們的大院，我們的家，北京軍區炮兵司令部。

北京軍區炮兵司令部原居于城區一個叫黃寺大院的地方，那里原是一座國民黨的兵營，我在那里度過了幼兒園和小學一二年級的時光，由于年齡小黃寺大院沒有給我留下太多的記憶，只是依稀記得家屬區房屋老舊，居住分散，到處彌漫著空曠而荒蕪氣息。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于戰備考慮，北京軍區指揮機關全部搬離市區遷往西山。

“炮兵是戰爭之神”這是斯大林對炮兵的評價。在傳統戰爭模式中，炮兵在戰爭中的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經過了艱苦卓絕的發展歷程，全國解放后炮兵規模迅速壯大，建立炮兵司令部使炮兵成為獨立的兵種而存在。

北京軍區炮兵司令部是軍級單位，但作為兵種要高于同級別的軍級單位，規模也要大很多，當時的炮司下轄８個師，含５個地炮師和３個高炮師。炮司機關自然就比較龐大，自然家屬和孩子也多。

從黃寺分散居住的平房一下子聚集在相對集中的大院里，突然間生活變得熱鬧起來，成群結伙男孩女孩們，在這個曾經冷清的西山腳下，在不久即將到來的動蕩年代里，留下了那個年代獨特的記憶。今天當我們兩鬢斑白的時候回憶起一幕幕看似平凡的往事，卻深深地烙刻著時代的痕印。

這座碉樓目睹了從苗營到軍營的變遷

陽光燦爛的日子

1965年前后炮兵機關的干部家屬陸續搬進了紅旗村。現在回想起來，那段時間是孩子們最幸福的時光。雖說部隊是個小社會，但孩子們的上學問題還是離不開社會的，部隊出資在大院外不遠建了所小學取名紅旗村小學。炮兵的子弟和當地村民的孩子都在這里上學。那時的學習很輕松，很早放學孩子們就在大院里瘋玩。

部隊家庭孩子們最大的特點就是沒人管，很多人的父親在外地部隊任職，母親在城里上班。孩子們學習沒人管，吃飯也沒人管。炮兵機關覺得學習可以不管，但吃飯不能不管，否則會影響軍心的。于是，記不得是哪一年了，好像是文革前一年吧，成立了一個小孩食堂，或者叫“托兒食堂”。專門解決雙職工孩子的吃飯問題，解決干部的后顧之憂。

食堂由兩名戰士擔任炊事員，一名“上士”專門負責采買，收伙食費，我們每個孩子的伙食費每月12.5元。“上士”姓張，高個子，不茍言笑，每天采購算賬，對孩子們不溫不火，不遠不近。好像很不情愿擔任這個伺候孩子們的差事。

炊事員叫劉延昌，河北邯鄲峰峰人，剛入伍時在天津塘沽炮兵拖靶隊當兵，這是炮兵里比較特殊的兵種，在海上工作卻不是海軍，用船拖著靶標行駛在海上，為炮兵提供打靶作業的一支兵種。在拖靶隊干了一年，由于嚴重暈船不得不轉行調到機關當了一名炊事員。

與上士相反，小劉熱情隨和，部隊的孩子對戰士有的稱“叔叔”，有的干脆稱“小張、小王”什么的。每天來吃飯的孩子們都會大聲喊叫著：“小劉今天吃什么？”他對此習以為常，總會爽快地回答著孩子們的問話。

“托兒食堂”建在了山坡上一座農民搬遷后留下的小院里，小院獨門獨戶干凈整潔，北房窗明幾凈，經過改造小食堂開張了。一大群孩子聚在一起吃飯是件快樂的事。記憶中伙食不錯，不定量管夠。吃飯時孩子們熱鬧非凡。張上士永遠是蹲在院子里默默的獨自吃飯，小劉叔叔則是拿著打菜的勺子笑瞇瞇的看著我們大呼小叫，不時提醒幾句，吃飯別說話，飯涼了啊。有時我們會搞些惡作劇起哄看誰吃得多，記得有一次吃炸糕，一個男孩，吃的順口，連說好吃，大家邊數數邊看著他吃，結果風卷殘云，一口氣十八個炸糕下肚，最后挺著肚子，邁著蹣跚的步子在大家哄笑中離開食堂。小劉叔叔看得目瞪口呆。

“托兒食堂”的存在不足一年，我與小劉叔叔結成了忘年之交，他操著邯鄲口音叫我的名字，會把燕軍的“燕”字發音成“亞”字，像對大人一樣和我聊天，說說他拖靶隊的生活，說起以往的生活時小劉叔叔很有些留戀，拖靶隊發的軍裝與眾不同，每人一身黃呢子軍裝，他會拿出那身軍裝顯擺顯擺，他說這身軍服平時不穿，只有過年和回家探親時才穿呢。他在拖靶船上當信號兵，就是在海上船與船之間用旗語或燈光聯系的聯絡兵，不時拿一雙筷子演示旗語的操作，或拉著燈開關告訴我燈光信號是用長短表示的。

陽光燦爛的日子沒有任何征兆地戛然而止。1966年5、6月間，文革的陰云籠罩在大院的上空，大鳴大放，大字報，揪黨內走派、當權派的風暴攪亂了我們平靜的生活。

文革就像揭開了的潘多拉之盒，將惡魔和丑惡撒向了人間。原本善良和睦的人們突然變得惡目相向，你死我活。炮兵機關開始出現大字報，成立各種戰斗隊，而且很快升級，揪斗炮兵司令員和政委戴高帽游行等等。

開始孩子們看熱鬧一樣看著每天發生在大院里的一切，畢竟矛頭對準的是領導干部，然而突然有一天，我們也成為了革命的對象，一張“砸爛修正主義的溫床”的大字報把矛頭對準了我們，指責炮兵領導竟然用兩名革命戰士去伺候一群修正主義的苗子。

于是，我們的好日子結束了，食堂解散時我去看了小劉叔叔，曾經喧鬧的小院變得冷清，張上士哼著小曲在收拾行李，小劉叔叔也在整理行裝，他摸著那身呢子軍裝，說再也沒機會穿它了，要復員了，要離開軍營了，他用憂郁眼神看著我說：“亞（燕）軍，再見了”。

從那以后我再也沒見過他。幾年以后我當兵到了邯鄲，也幾次到過峰峰礦區，時常想起這里是小劉叔叔的家鄉，他在哪里，他過地好嗎？

因為從小就生活在軍營里，接觸和認識了很多戰士，但給印象最深的，能讓我提筆回憶只有劉延昌，為什么呢？因為他的憨厚、質樸和善良，作為一名戰士，他服務的對象是一群孩子，他沒有抱怨，不求回報，默默地忙碌在灶臺旁，他辛勤的勞作換來孩子們的歡聲笑語，這是對他最好的褒獎。

50多年后的今天，在寫這篇回憶文字的時候，我在想，如果他還健在應該有八十多歲了，真心的祝福他這么多年生活的幸福。

大院的禮堂仍然是舊時模樣，通往禮堂道路原來是一座石橋，橋頭有一對石獅子，現在石橋和石獅子已經不知去向了。

文 革 的 記 憶

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香山地區還很偏僻，在我們建營房之前，這里連公共汽車都沒有開通，后來為方便營區家屬上班才開通了60路公共汽車，起點動物園，終點紅旗村家屬院門前，一小時一趟。盡管如此，革命的狂風暴雨依然席卷香山腳下這片僻靜的角落。

忽然間，冷清的營區熱鬧起來，先是大串聯之風讓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涌進了營區，部隊接到指令，負責接待串聯的革命小將，紅衛兵們高呼口號，發表演講，革命的火種迅速將軍隊官兵的革命熱情點燃，大字報、批斗會等一幕一幕在大院內上演。

疾風暴雨式的革命是殘酷的，當時的我們還沒有體會到它的殘酷。我剛剛小學五年級，每天在院內閑逛，社會上傳播著各種消息。文革初期掀動著革命浪潮的是中學的紅衛兵，當時大院中很多中學生在離我們較近的四十五中上學，每天從四十五中傳來紅衛兵的革命行動的消息。抄家，門頭村的大戶人家遭到洗劫，破四舊，門額和門墩被砸碎。忽一日，四十五中的紅衛兵們沖入萬安公墓將近百年歷史的公墓掀個底朝天。事后我曾去看過，厚厚的石碑被砸斷，沉重的墓頂被掀開，棺槨被撬開，露出森森白骨。紅衛兵摧枯拉朽的破壞力可見一斑。

1966年8月，中學的紅衛兵掀起了紅色風暴，把革命的矛頭指向了學校領導， 我的母親時任北京一所中學黨支部書記，很快就被推上了風口浪尖，母親1942年參加革命并入黨，全國解放后，組織培養學習進入教育系統工作。母親工作一直很忙，我很少能見到母親，由于太忙和交通不便她每周才回一次家。狂熱的政治風暴扭曲了所有人的人性，原本正是讀書的年齡，卻在造反有理的語錄歌中向他們曾經尊重的師長們舉起了皮帶。母親被學生毆打，還剪掉了母親的頭發進行侮辱。在我有印象里母親從來都是周末末班車回家，周一早班車離家上班。那一次，記得很清楚，一個平常的下午，母親回家了，頭發沒有了，戴了頂舊帽子。

不久，母親被送去勞動，很長時間才回一次家。那時家里的的氣氛是凝重的，父親從不對我們提及母親的事情，只是告誡我少在外面惹事。

我也好像瞬間長大了許多，變得沉悶了，由于不上學也很少出門，每天在父親的書架上找各種書讀，一段時間迷上了《志愿軍英雄傳》，深深沉浸在朝鮮戰場的黑山白雪之間。

文革的現實雖然沒有槍林彈雨，但內心的煎熬讓人處在緊張之中。一次，院里的廣播中正在播報新聞，好像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名單，當播音員念道：“中央文革小組顧問江青”時，不知為何“顧問”一詞讓我聯想到《志愿軍英雄傳》中經常出現的美國顧問的形像，于是自言自語脫口而出：“美國顧問”。

這一幕應了“禍從口出”那句老話。一個從我身邊經過的年輕參謀大叫道：“你居然污蔑江青同志是美國顧問，你是誰家的孩子”。有人認識我，那人立即就叫喊：“他是某某某的兒子，是不是你媽媽被糾斗，你對文革不滿。”我所有的委屈和憤怒，爆發出來，沖著那人大聲喊道：“不，不。”瞬間，我被一群年輕的軍官圍在了中間，有人高呼口號：誓死捍衛江青同志什么的。

我被嚇壞了，不知如何是好。這時一位父親的老戰友出來解圍：“算了，算了，一個孩子懂什么。”順勢把我拉走，送回了家。整個事件持續了不足十分鐘，卻存留在我心中幾十年。事后父親曾問我是否認識那幾個年輕的軍官，我不知道他們是誰，也忘記了他們的模樣，但我無法忘記圍在身邊的猙獰面孔，無法忘記當時心中的憤懣和恐懼。

幸運的是對母親的批斗沒有繼續下去，1968年中央要求復課鬧革命，母親恢復了工作。

炮兵大院里有些家庭則沒那么幸運，他們沒能躲過文革的惡運，甚至因此改變了命運。文革結束后常常看到影視作品中有這樣的情節：一個家庭，父母被批斗，子女受到冷落和歧視，原來的好友也會變得疏遠，有的還會落井下石。這種情節在我們炮兵大院的現實生活中從來沒有出現過。

文革期間，我的發小中，有幾家父母被停職審查，那個年代停職審查對一個家庭意味著什么？那時我們還無法理解政治斗爭的殘酷性，但從大人們的沉重的態度中朦朦朧朧意識到非同小可。但是，無論是我母親被批批斗時，還是發小的父母被停職審查時，我們孩子們中間從沒有相互間表示過疏遠和冷落，家長們也從來沒有給我們“不要理誰誰家的孩子”之類的暗示。

印象最深的是趙援朝一家。援朝個頭不高好留光頭，大眼溜活，說話略帶口吃，走路內八字，好低頭看路，狡黠頑皮，大眼一轉鬼主意一出。援朝與我同年，在同班上學，每天廝混在一起。援朝的父親原任炮兵某處的處長，文革開始不久，不知什么原因被停職審查。

父親出事后援朝變得沉悶了很多，要給弟妹做飯，照顧弟妹。有時孩子們湊在一起玩得高興時，偶然提及父母時，他會瞬間變得沉默。記不得是哪是哪一年，好像是1969年，援朝對我說他們要搬家了，他父親被撤銷了軍籍，舉家遷往農村老家。當時我并沒有意識到這對一個家庭特別是對未成年的孩子意味著什么。援朝家搬走那天，我看見了援朝的父親，只見他身著便裝，面色憔悴，我叫了一聲：“趙叔叔”。他無言地微笑著，伸手摸了摸我的頭。從那以后這一家人再也沒有出現在我們的大院里。

直到文革結束，有了援朝一家的消息，趙叔叔冤案平反，但沒有恢復軍籍，出任某市某高校黨委書記，援朝的弟妹隨父母返城，援朝則因已結婚生子，留在了農村。前幾年我托朋友輾轉找到援朝，向他問候，并希望有機會見一面，但是他拒絕了，我問傳話的朋友援朝說了什么，朋友告訴我，他什么也沒說，就是搖搖頭，擺了擺手。

都有是照相惹的禍

上面的照片是我學生身份的最后一張照片。穿著父親的舊軍裝，擺出一副認為很酷的樣子。照完相幾天后就當兵走了。看著這張照片不由得想起一樁往事，就因為照相惹上一場大麻煩，差點帶來牢獄之災。

文革開始后，大院的孩子們沒學上，三一群兩一伙，精力旺盛的男孩子們無人約束，每天的都在尋找興奮點。記得營房外與大院有一墻之隔住著一位老人因視力不太好，人送綽號“瞎子”，平時以倒騰雜貨為生，為人不太檢點，經常做些坑蒙拐騙之事，院里的孩子們時常被其坑騙。一日，閑來無事，幾個孩子心生報復之心，趁夜色趴在大院這墻頭，用石頭扔向老人的后窗，引來一陣怒罵，幾個孩子樂此不疲，一連幾日石塊伺候。惹得老人在大院門口罵了好幾天大街。

對于這種缺少技術含量的惡作劇孩子們很快就失去了興趣。一日，有人從家里拿來架蘇制135相機，這小玩意兒讓我們至少一周內無暇旁顧，沒照幾張，大家就對中規中矩的合影留念式的照相失去了興趣，有人從家里拿來了父親的將校呢、大沿帽、武裝帶等，還有人不知從哪兒淘換來一頂五十年代部隊士兵的船形帽，說這叫牛Ｘ帽。還有人拿來刀棍之類的道具，擺出了各種造型拍照，忙活了好幾天，完成了當時認為十分偉大的創作。

送去沖洗，第二天迫不及待的去取。半天過去了，取照片的人沒有回來，派人去找，音訊全無，頓覺不妙。恐懼地感覺到，出事了。

當時的社會，在階級斗爭口號天天喊的氛圍中，人們時刻處在一種莫名的恐慌之中。雖然，我們這些孩子平時好像無憂無慮，但在無形的大環境下，也變得非常敏感，特別是孩子們惡作劇很可能牽涉到父母，果真這樣對一個家庭將是飛來橫禍。當時我母親在文革初被糾斗沖擊，剛剛恢復工作，如果因此再受牽連，對我們家將是場災難。那天，在孩子們當中，我故作鎮靜，但內心一直被恐懼緊緊地抓著。

夜里，下雨了，淅淅瀝瀝的雨聲更渲染了大禍將至的緊張氣氛。那夜，父親不知道為什么沒回家，后來才知道，部隊政治部門為了避免父親在家時抓孩子們的尷尬，將涉案孩子的父親們都通知開會去了。夜里，警察敲門，我從容的出門上車，妹妹驚醒，出來問為什么，我很平靜地告訴她，沒事，我很快就回來。事后想想那一刻，我好像是一個革命者大義凜然的上了反動派在囚車。

在這次事件中的另一個哥們兒，那天晚上，去學校參加活動了，警車開到學校，停在他們班的隊伍前時，他敏感地意識到是來抓他的，不等警察喊，就主動走出隊伍上了警車，身邊的同學，不無羨慕的說，瞧，還是人家當官的爸爸，還有車來接。

在動物園派出所里，我們被關了兩天，在這里，有幸看到了我們的照片。憑心而論，技術角度上，雖然是生手，但用光和構圖都有還不錯。內容上，造型生動，獨出心裁，孩子們玩地很開心。如果是現在，放到朋友圈或微博上肯定會引起瘋狂地圍觀和點贊。可惜，從那以后再也沒有看到我們這些偉大的“作品”。

一晃四十多年過去了，照片中的細節記不清了，但我分明的感受到孩子們內心的空虛和目光的迷茫。如果留到現在，將是那個時代的真實寫照。

兩天里，幾個孩子被分頭審訊，交代照相的動機和目的，不斷的追問我們還做過什么其它的壞事。雖然，我們被這陣勢嚇壞了，但居然都應對自如，滴水不漏。也不知道警方對“照相事件”怎樣做的結論，最后，讓一個老師傅帶著我們到動物園里去勞動，倒也樂此不疲，免費逛了逛動物園。

第三天，被送回了家。這次事件的結果就是，那年年底，大院里十幾歲的孩子們都被送到了部隊，用我爸爸的話說就是，別在家里惹是生非。

“照相事件”有驚無險。但現在想想，因為幾張照片，對幾個十幾歲的孩子，動用國家的專政機器，還是軍地聯合作戰，計劃周密，配合默契，實在可笑。很多年來，我對這段經歷一直諱莫如深，不愿意提起。直到近年，我才覺得，這不是我的恥辱，而是那個荒唐的年代，帶來的一個荒唐的故事。但愿我們的國家今后不要再上演這樣的鬧劇，讓我們的孩子健康成長，讓人民安居樂業。

上學軼事

實際上，炮兵大院的孩子們真正平靜的上學生活只有短短的一年多時間，那時每日去紅旗村小學上學，時日短暫，淡忘了許多，但還記得班主任是一個叫“王淑秀”的女老師，還依稀記得她干練、潑辣的樣子，依稀記得恨鐵成鋼批評我的情景。后來，學校停課了，聽說王老師因為地主出身被批斗，再以后，她的命運如何，不得而知了。

1968年，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轟轟烈烈的紅衛兵運動漸漸平息下來。復課鬧革命后“小升初”，我們糊里糊涂的走進中學的校門，雖然復課了但學校秩序依然混亂，每天第一節課天天讀，因為是讀毛主席語錄，老師和學生尚還整齊。接下來的幾節課，有時學生在教室里等老師，上課時間已過，不見老師的蹤影，于是學生一哄而散。有時老師來了，沒有幾個學生，老師不急不惱，應付幾句下課。

那是個混亂的年代，是個“叢林法則”特征顯著的年代。學生們無心讀書，成群結伙，尚武拔份，勇武好斗，強者為王。很多人拜師學武，什么大小洪拳，少林拳之類的。似乎學會武功，就可以稱霸一方。

近年，很多人提到大院文化，這是那個年代由于歷史沿革和當時的政治經濟狀況所形成的特有的文化標記。特別是部隊大院，高大的圍墻與外界隔絕，自成體系基本自給自足的供給系統，使得部隊大院形成一個小社會。

大院的孩子們生長在這個小社會中，不自覺的帶有些優越感。文革初風行一時的“血統論”強化和放大了這種優越感。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社會的貧富差距遠沒有現在這樣大，但社會各個階層的差別卻比現在鮮明。平民社會和大院子女們帶有一種天生的敵意，這種敵意的表現，就是雙方都會利用各種機會挑戰對方。學校自然成了挑戰掐架的舞臺。

清楚的記得，那是走進中學校門的第一天，校門口有幾個和我們年齡差不多的男孩，攔住了我們，說是要與我切磋切磋，然后旋風腳、掃膛腿幾個動作看得我們眼花繚亂。顯然，無路可退，硬著頭皮周旋，啥拳也不會呀，但俺記住了“先下手為強”這條古訓，峁足了勁一拳招呼在對方的鼻梁上，但見鼻子上一股紅云，他用手一摸，大哭。頓時，武俠風骨蕩然，低下頭轉著圈滿世界找板磚，要和我玩命。這一拳，讓我們初中三年安安穩穩無人騷擾。

很多年以后，我對一位朋友提及此事，他驚奇地打量我說：看你不像是勇武好斗之人呀？我苦笑回道：你知道什么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嗎”雖然這是個小得不能再小的江湖。你也知道示弱的后果吧。當然這也是性格使然，雖然不夠強大，但也不想就此束手。

那位同學我忘記了他的名字，在此說聲“對不起”，很希望以后會有機會能夠“相逢一笑”。

初中三年的學校生活過得飛快，當然，這三年什么文化知識也沒有學到，1969年底離開學校應征入伍時，收拾行裝時從床下拉出一堆課本，居然平展如新，似乎從來沒有翻動過。

那年，我們就像這丟掉的課本一樣，告別了學生時代，告別了我們的大院，我們的家，一別就是幾十年。

少年時代的大院生活，與今后漫漫生活之路相比，只是短短的一瞬，但卻難以忘記，許許多多往事藏在了記憶最深處，幾十年行旅匆匆，生活蹉跎它從未出現過，當垂垂暮年的時候，卻越來越清晰的閃現在腦海里。

懶洋洋，午后慵懶的陽光灑進房間，客廳里兩個孫兒在上竄下跳的折騰，窗外飄進一曲《往日時光》，一個男聲在輕聲吟唱：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

正是那些往日時光。

雖然窮得只剩下快樂，

身上穿著舊衣裳。

海拉爾多雪的冬天，

傳來三套車的歌唱。

伊敏河旁溫柔的夏夜，

紅梅花兒在開放。

如今我們變了模樣，

生命依然充滿渴望。

假如能夠回到往日時光，

哪怕只有一個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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