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學界的無錫雙子星座——孫冶方 薛暮橋
孫冶方和薛暮橋(陳靜怡剪紙)
編者按:無錫是我國近代工商業的發祥地,在19世紀中期就已經成為聞名全國的“米碼頭”“布碼頭”“錢碼頭”“絲碼頭”。在早期市場經濟的哺育下,無錫在涌現了一大批實業家的同時,還涌現了一大批經濟學家。他們從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兩個方面推動了社會的進步,他們的人生和事業都值得記述和懷念。從無錫走出來的經濟學家,他們中最杰出代表是孫冶方和薛暮橋,他們出生于無錫的同一個古鎮——玉祁禮社,恐怕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地方在同一時代會孕育出兩位本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
為使無錫“經濟學家搖籃”的美譽賡續血脈、薪火相傳,本公眾號將用兩期介紹無錫籍近現代杰出經濟學家的代表。本期介紹被稱為“經濟學家雙子星”的薛暮橋、孫冶方。
無錫孫冶方紀念館
無錫薛暮橋故居
孫冶方(1908—1983),原名薛萼果。1908年10月24日出生于江蘇無錫縣玉祁鎮。
1920年,孫冶方考入無錫縣立第一高等小學校。1923年參加進步團體青城導社,同年由張效良介紹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擔任團支部書記時,創辦《青年評論》刊物。1924年他又考入無錫公益工商中學,同年轉為中共黨員,后任中共無錫第一任黨支部書記。1925年“五卅”運動期間,在無錫組織工人募捐和學生示威游行,并曾在上海曹家渡滬西工人聯合會任宣傳員,參加上海工人運動。
1925年11月孫冶方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擔任黨小組長。1927年畢業留校任翻譯,承擔經濟學課程的翻譯工作。1930年秋回到上海,從事工人運動和工會工作。1931年他進入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在陳翰笙指引下走上經濟學研究道路。1933年參加陳翰笙為首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發起成立工作。
1933年11月,孫冶方參加陳翰笙帶領的中山文化教育館和嶺南大學共同組織的廣東農村經濟調查團并擔任干事。此次調查后陳翰笙完成中文調查報告《廣東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和英文報告《中國的地主和農民》。1935年他參與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機關刊物《中國農村》月刊編輯工作,撰寫文章、譯文,答復讀者、會員、通訊員的來信。在此期間,他參加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財政資本統治與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一文被公認為是此次論戰中最重要的文章之一。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孫冶方留在上海“孤島”,擔任中共江蘇省委文委書記,領導抗日救亡文化工作,要求文化工作者“應負起民族解放戰爭中文藝陣線上的戰士的責任”。
1941年,孫冶方任中共華中局黨校教育科長兼馬列主義教員,其間就理論學習問題致信劉少奇,劉少奇的回信《答宋亮同志》收入劉少奇著名的《論黨》一書。1943年起,孫冶方先后任中共淮南路西地委宣傳部長、蘇皖邊區政府貨管總局副局長、中共華中分局財委委員及邊區政府調研室負責人。其間曾就土地改革中損害中農利益問題,致信中共華中分局負責同志提出不同意見。解放戰爭爆發后不久,孫冶方調至華中支前司令部負責財糧工作,隨后北撤山東,任貨管總局駐魯辦事處主任,打通對敵占區的貿易通道,完成財經干部的收容任務。1948年任中共華東局財經辦事處秘書長兼山東省政府實業廳副廳長。1949年任上海市軍管會重工業處處長,是接管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的主要負責人。1950年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工業部副部長,后兼任上海財經學院(今上海財經大學)院長。
1954年,孫冶方任國家統計局副局長,參與創建新中國的統計核算體系。1956年他率中國統計工作訪問團出訪蘇聯和捷克斯洛伐克,考察報告和建議受到國務院領導的重視和采納。此后,他還發表《把計劃和統計放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和《從“總產值”談起》,這兩篇文章是全國價值規律大討論的開創性和代表性文獻。
1957年,孫冶方調任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先后任代所長、所長。他起草關于經濟所領導關系和研究任務的報告,經濟研究所在中國科學院和國家計劃委員會的雙重領導下開展工作。任職期間,他啟動并主持國家統計局和經濟研究所聯合組織的無錫保定農村調查;調入優秀科研人員和干部;將經濟所搬至三里河;增設新的研究組(室);創辦河北昌黎縣“試驗田”;籌辦《政治經濟學研究與教學通訊》雜志;鼓勵研究人員讀《資本論》及學習外語;派遣青年骨干出國和進大專院校學習等,從而營造了經濟所理論聯系實際的優良學風,使經濟研究所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1959年他在《經濟研究》第9期發表了《論價值》這篇長文,系統地表達了他對價值和價值規律的獨特觀點。1960年他組織編寫《社會主義經濟論》,用最小消耗取得最大效果為“紅線”進行寫作。60年代初,按照有關領導的指示,他深入工廠考察,撰寫了《固定資產管理制度和社會主義再生產問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管理體制中的利潤指標》等體制改革研究報告;他還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講授“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問題”“流通概論”;1963年在學部委員會擴大會議上發表關于利潤問題的演講;他參與主持經濟問題“雙周座談會”,多次赴蘇聯及東歐考察,積極開展與國際學者的學術交流。他治學主張“求異存同”,他說:“我一向主張在學術問題上求異存同,我喜歡同別人進行指名道姓的爭論,也很歡迎別的同志對我的主張提出不同意見或批評。”他身體力行提出一系列嶄新的改革思想,對當時中國經濟學界產生廣泛深刻的影響,同時以經濟學家身份成為改革傳統經濟體制的積極倡導者。
1964年,孫冶方被內定為“中國最大的修正主義者”,在社會主義再生產問題座談會上受到批判時,他大聲疾呼:“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1966年6月起,他在全國范圍內遭到批斗,1968年4月被迫害入獄。在獄中,他默念社會主義經濟論“腹稿”85遍,撰寫了《我與經濟學界一些人的爭論》,捍衛自己的學術信念。1975年4月出獄時直言:“我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變自己的觀點。”
1977年后,孫冶方先后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顧問、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顧問、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議組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名譽所長、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978年赴西北、西南宣傳政治經濟學,并出訪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1979年后雖重病在身,仍以頑強毅力重新起草《社會主義經濟論》大綱,發表了22篇經濟論文,整理出版《社會主義經濟的若干理論問題(續集)》,并對改革經濟管理體制和統計體制提出新見解,積極推動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他的經濟學理論被廣泛贊同,一些主張得到了中央領導的肯定和重視。他為經濟研究所理論隊伍的壯大和經濟學家們的成長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至少有一二代經濟學家由他起飛”,“是一位極具親和力的良師和益友”,堪稱學界楷模。1982年12月孫冶方被授予“模范共產黨員”的光榮稱號。
(呂民生 撰寫 )
薛暮橋(1904—2005)原名薛與齡。1904年10月25日出生于無錫縣禮社鎮。幼時在家塾讀書,后進東林小學,1918年考入江蘇省第三師范學校。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后,薛暮橋和同學一起走上街頭反對締結賣國條約。1920年,因家境困難,在三師肄業。肄業后,以薛雨霖的名字投考滬杭甬鐵路練習生,幾年后升任滬杭甬鐵路新龍華站站長、筧橋站站長。
1926年,薛暮橋投身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鐵路工人運動,1927年3月1日加入中國共產黨,并擔任滬杭甬鐵路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常委兼組織部長,隨后任中共杭州中心區委工人部長。“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薛暮橋被捕入獄。在獄中,他堅持學習經濟學、哲學、歷史等著作,為日后研究經濟學打下了基礎。
1931年底出獄后, 薛暮橋先從事民眾教育工作,后追隨陳翰笙做中國農村經濟調查。1933年他與陳翰笙、錢俊瑞、王寅生等發起成立著名左翼經濟學研究團體——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1934年任研究會機關刊物《中國農村》實際主編。他在《中國農村》等雜志上發表了大量文章,內容包括中國農村經濟研究論文、調查報告、時事評論和戰時鄉村工作等。他是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主要當事人和代表人物之一。這套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理論,到現在看也不失為解釋中國近現代經濟史事實的主要參考框架之一。
1938年10月,薛暮橋投筆從戎,參加抗戰軍政訓練工作,先后擔任新四軍教導總隊訓練處副處長、處長,華中抗大總分校政治部主任。為解決教材短缺問題,他在硝煙炮火中完成《經濟學》一書。此書出版后廣受歡迎,是20世紀40年代中共領導地區通行最廣的經濟學教科書。新中國成立前,經劉少奇審閱教育部批準,《經濟學》的修訂版《政治經濟學》成為干部讀物和中學教科書,在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譯之前是主要的教學參考書。
1943年初,薛暮橋在帶隊赴延安途中,應中共山東分局書記朱瑞和羅榮桓之邀,留在山東主持根據地經濟工作,在對敵貨幣戰、減租減息和征收公糧等方面做出杰出貢獻。尤其是在創造“山東貨幣奇跡”方面蜚聲海內外。從此,他由研究和教育工作轉到政府部門的實際工作,先后任山東戰時工作委員會委員兼中央山東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工商局局長、省政府秘書長兼實業廳廳長。
1947年2月, 薛暮橋率華東代表團赴邯鄲冶陶鎮參加華北財政經濟會議。5月,受會議委托,在董必武直接領導下起草綜合報告和會議決定,這是中共中央財經工作從分散走向統一的第一個歷史性文件。之后,薛暮橋任中央華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兼秘書長、經濟組組長。1948年4月,他奉董必武之命,主持石家莊華北金融貿易會議,會后起草華北金融貿易會議綜合報告,這是中共中央決定貨幣和財政統一策略的重要文獻。此后,他任中央財政經濟部秘書長,協助周恩來、董必武領導經濟工作,直接參與籌集財力物力支援解放戰爭,統一各解放區的財經,奠定新中國經濟工作的基礎等各項工作。
新中國成立后,薛暮橋先后擔任中央財經委員會委員、秘書長、私營企業局局長、國家計委副主任、國家統計局局長、國家經委副主任、中央財經小組成員、全國物價委員會主任、國家計委顧問、經濟研究所所長、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總干事、國務院價格研究中心總干事、國家體制改革委員會顧問、黨組成員等職。他先后當選為中共第八、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六屆人大常委會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原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
在“文革”前的17年中,薛暮橋直接參與了建國初期反惡性通貨膨脹的斗爭,領導創立新中國統計體系,參與第一、第二個“五年計劃”和若干重要文件的起草和執行工作,參與了國民經濟調整的領導工作。
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薛暮橋力主徹底改革計劃經濟體制。他在1980年為國務院體改辦起草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意見》中,開創性地指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只能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占優勢、多種經濟成份并存的商品經濟。這個《初步意見》是我國市場取向改革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得到中央領導的支持。
作為經濟學家和經濟工作的領導者,薛暮橋留下了浩瀚的經濟學著作,其中《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一部發行近千萬冊的改革啟蒙著作)一書印數近一千萬冊,并被譯為多國文字。他對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方針、經濟體制改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價值規律、所有制問題、分配制度、商品與市場、貨幣與價格政策、區域經濟發展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并長期引領經濟學研究和經濟改革實踐。
薛暮橋是市場取向改革的倡導者,同時也是有力的推動者。他提出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方案,得到黨中央、國務院和經濟界的高度重視,其中不少意見被黨中央和國務院采納;他躬身入局,幫助國務院承擔了方案實施的部分組織協調工作。他在1980年就提出:“體制改革要有整體設計,協調各部門的改革計劃,共同研究中改、大改方案。”從已有的文獻看,他是提出整體改革理論的先行者。他在75歲高齡時,受國務院領導委托,創建了由經濟專家和學者組成的經濟決策咨詢機構——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主要研究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和國務院交議的問題以及對國民經濟發展和改革帶有戰略性和前瞻性的問題。在他的帶領下,經濟學家開始參與我國經濟政策的決策過程。
薛暮橋在耄耋之年針對改革的新動向,撰寫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若干問題》和《致中共中央常委的信》,在歷史重要關頭把市場取向改革的認識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1996年,薛暮橋克服了年齡和疾病帶來的痛苦,完成了《薛暮橋回憶錄》的寫作,為后來人留下了珍貴的歷史資料。由于他在改革開放以后對經濟學理論和改革實踐的杰出貢獻,2005年3月,薛暮橋獲第一屆中國經濟學杰出貢獻獎。薛暮橋及其家人把該項獎金捐給山東省沂水縣,幫助當地建立了一所希望小學。
(薛小和 撰寫 范世濤 審改)
文章來源:孫冶方基金會、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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