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是如何提煉海鹽的？山東發現的古老遺址，為我們揭開神秘面紗
鹽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除了烹飪和腌制食物，鹽對人體各機能的維持也有一定意義。古人早就認識到了這一點，《尚書·說命》中說“若作和羹，惟爾鹽梅。”可見當時就以對鹽有所利用。正因為人對鹽的依賴，鹽業資源在歷史時期一直是國家控制的重要戰略資源，也就是所謂的鹽鐵專營。歷史上許多綠林好漢也是在混亂的時候鋌而走險，通過販賣私鹽來維持生存。
古人對鹽的獲取，又可分為海鹽、井鹽、池鹽等方式。井鹽是通過開鑿豎井來抽取地下鹵水，池鹽則針對的是咸水湖，二者主要分布在內陸地區。相比之下，我國對海鹽的獲取可能時間更早、規模更大。尤其是山東一帶，考古工作者在靠近渤海南岸的內陸發現了大量的商周時期的制鹽遺存。也就是說，在幾千年前的商周時期，這里就是重要的海鹽產地。
那么海鹽是怎么提取出來的？當時的制鹽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今天，我們就跟隨著考古學家的足跡，來了解下古老的制鹽遺址和海鹽提煉。
奇特器物牽出的大發現
說到山東地區的鹽業考古，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紀五十年代。當時山東北部的文物工作者，經常發現一種造型奇特的器物。這類器物下面是尖圓底，身體又布滿了很粗的繩子狀的紋飾，形狀就像頭盔。1956、1957年惠民專區就發現了許多這種器物，當地群眾稱之為“盔頭”。
學者嘗試還原的古代制鹽場景
我們知道，一般的日用陶器即便粗糙，起碼說得過去，而且要么有腿，要么底是平的，能立得住。這種造型的是用來干嘛的，不太好說。但因為發現的范圍與文獻記載的煮鹽之地大致吻合，器物內壁又有白色垢狀物，已經有觀點認為是煮鹽之物。為了保守起見，還是根據造型把他命名為“盔形器”。可以說，這些看起來粗糙而丑陋的罐子，著實讓專家們傷透了腦筋。直至上世紀末，經過幾次文物普查之后，隨著盔形器的發現在山東越來越多，范圍也越來越大，大家猜逐漸意識到：這其實是一次十分重要的考古發現！
進入新世紀以后，考古工作者對發現的盔形器抽絲剝繭，對相關的發現地進行了系統的調查，由此發現了大量的制鹽遺址。而廣饒南河崖、壽光雙王城等遺址的發掘，則使商周時期的鹽業生產重見天日，可謂是鹽業考古史上的大發現。
由于古海岸線的變遷，渤海南岸地區有著豐富的淺層地下鹵水。加上地勢平坦，光照充足，蒸發量大，可謂理想的制鹽之地。至今，在這些千年前的制鹽之地，地表仍然能見到許多貝殼（當地人俗稱蛤蜊皮），甚至有白白的鹽分滲出。根據北京大學、山東大學、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當時還叫考古所）以及各地市文物部門的先前工作，目前已探明的鹽業遺存主要集中在萊州灣沿岸地區和黃河三角洲地區
魯北沿海地區殷墟時期至西周早期鹽業遺址群及相關遺址分布示意圖
位于渤海南部的萊州灣，有機質豐富，自古以來就是重要的漁鹽產地。包括濰坊、東營、煙臺等地，又以廣饒和壽光為代表，是山東鹽業考古工作最為系統，收獲最多的地方。所見遺址群年代主要集中在商代晚期和東周時期。
黃河三角洲地區的古遺址多被厚達數米的淤土覆蓋，雖保存好，但不易被發現。只在東營市劉集，利津縣南望參、洋江，沾化縣楊家，無棣縣邢家山子，慶云齊周務，海興縣楊埕以及黃驊市等地發現了東周時期的鹽業遺址（群）。
此外，作為注入萊州灣的山東地區北部最大河流之一，小清河下游也分布有密集的古代鹽業遺址。通過山東大學鹽業考古隊的全覆蓋式的調查，共新發現和復查單個遺址點340余個，采集各類遺物標本1600余件，可分為龍山、晚商至西周、東周、漢代以后共四個大的階段。
千年前的制鹽工藝
時至今日，盔形器的功用已經比較清晰了，就是用來煮鹽的。而且專家學者也在大量的出土實物上進行了充分的類型分析。類型分析是考古學常用的手段。就拿手機來說，不同時期的手機外貌是有差別的。經歷了從大哥大到翻蓋機，再到智能機的一系列發展。同樣的道理，盔形器也是有自己的演變過程。依據外貌差異把這些盔形器排成排，如果能確定某幾個器物的年代，那么整個器物的演變序列就清楚了。就是這樣，考古專家排出了盔形器從商代到周代的發展面貌。但這遠遠不夠，畢竟對考古來講，弄清楚千年前的鹽是怎么出來的，意義要大得多。
制鹽工藝的研究是鹽業考古的重點問題，國家文物局、國家科技部等部門對此也比較重視。目前綜合發掘資料、文獻資料以及實驗室的檢測分析，主要有兩種觀點：
山東大學的王青教授在參與大荒北央、南河崖等遺址的發掘后，根據所發現的鹽灶、鹵水池、淋鹵坑、儲鹵坑、攤場等遺跡，結合科技分析及《熬波圖》、《天工開物》等相關文獻記載認為應是原始的淋煎法（又稱淋灰法）技術流程：先挖取濃度較高的地下鹵水，再經草木灰刮鹵提純，最后以盔形器盛鹵水置于鹽灶上煎煮成鹽。
《四庫全書》里的《熬波圖》與淋灰法
山東師范大學的燕生東教授則對此有不同見解。他不主張與文獻記載貿然結合，而是依據雙王城遺址揭示的鹽灶、坑井、蒸發池、過濾池等發掘資料，提出了另一套流程：通過坑井獲取地下鹵水，然后經蒸發、過濾獲取濃度達到生產要求的鹵水，然后上鹽灶煎煮而成。并對該遺址中制鹽作坊的單元結構進行了復原。
雙王城014A遺址制鹽作坊單元結構復原圖
雙王城014A遺址制鹽作坊
這兩種觀點均認同鹽的來源是地下鹵水，并且經過了提純等工藝之后達到相應的濃度要求。分歧則在于提純的手段：王教授結合科技分析，認為是含有大量可溶性鹽的草木灰功不可沒；而燕教授則根據發現的蒸發池、過濾池等遺跡認為是蒸發、過濾等流程的作用，草木灰只是生產垃圾。
在制鹽過程中需要起火煮鹽，作為生產垃圾也會大量產生草木灰，也就是植物燃燒后的殘余物。草木灰以前在農村也會作為肥料使用，因為其含有可溶性的碳酸鉀。這些碳酸鉀又會提高鹽濃度，所以會不會是它們在制鹽中用來提純呢？目前并沒有直接的證據表明或者反對這些草木灰是有意識的傾倒在制鹽過程中。這兩位教授可能還需要再爭論一下。
覬覦海鹽，竟是商王朝東進的主要動力？
我們知道，勢力東擴是商代歷史的一個明顯特征。鼎盛時期的商王朝勢力以中原為中心，西至周原、商洛，北到晉中、保定，南可達安慶、岳陽甚至江西一帶，東方則輻射到了渤海南岸。到了晚商，考古發現的商文化在西、北、南三方急劇收縮，唯獨在東方保持強烈的擴張態勢。
商代晚期形勢圖
這一時期，山東地區發現的商文化因素的青銅器非常多，高等級的聚落、大墓也是其他地區比不上的。這些被認為是商王朝派來的重臣、軍官所留下的。加上甲骨文里記載的商王朝與東方的多次戰爭，不禁讓人覺得好奇：是什么吸引了商王朝，使他們對東方一直念念不忘？
同時期的鹽業發現似乎給出了一個答案。
通過對制鹽作坊的復原和分析，專家推測，面積為四千到六千平米的制鹽作坊包含鹽灶、蒸發池、灶棚、工作間等結構，一次舉火煮鹽的產量能到一千斤。整個渤海南岸的海鹽年產量能到五十萬斤，參與制鹽的工人能到五六千人。
博物館展覽中的海鹽生產
如此可觀的產量，如此大規模的產業，在當時可不是鬧著玩的。因此有學者推測，這一時期的產鹽已經是國家行為。商王朝之所以加緊對東方的控制，覬覦鹽業資源就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值得一提是，萊州灣一帶已經發現了龍山文化時期的制鹽遺存，小清河下游也有所發現。看來東方的海鹽歷史是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了。但當時的制鹽工藝、流程、規模是什么樣的，還有更多的未解之謎等著我們去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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