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城的起源
榆林城的起源問題實際上是一個既清楚又模糊的話題。從明代開始，榆林城市歷史演變的脈絡較為清晰：即從明代初期的榆林寨或榆林莊，到正統年間的榆林堡，再到成化年間的榆林衛，最后到延綏鎮的治所，榆林城完成了由邊塞聚落到塞北重鎮的轉變，滾雪球式的不斷發展壯大，史籍對這一段歷史事實的記載也是清楚的、明確的。但在明朝之前，今天榆林城及周邊區域到底是一種什么樣子的情況？榆林城有無更早的源頭？這些模糊不清的問題，歷史需要我們理清脈絡，去尋根溯源。
榆林城，又名駝城，一說因其北依駝峰而得名。榆林城是一座有著深厚文化內涵和歷史底蘊的城市，處于農牧交錯地帶的地緣特點使其兼具農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稟賦；橫穿而過的長城雄關和潺潺不息的榆溪河水滋養了其豪邁厚重和靈秀溫潤的雙重性格。正因為如此，在1986年國家就把榆林城列為第二批歷史文化名城。
今天，當我們在審視、研究、反思陜北區域文化時，榆林城不僅成為陜北文化的一個載體，更是一個能夠體現陜北歷史文化特點的文化符號。面對這份文化遺產，我們有義務去守護好它，更有義務去研究好它。
學術界一度曾經有“榆林三遷”的說法，意思是榆林城因受風沙侵害，經歷三次遷徙才至今址。著名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先生的《風沙威脅不可怕，“榆林三遷”是謠傳——從考古發現論證陜北榆林城的起源和地區開發》一文對相關疑問進行了剖析。依照侯先生的觀點，榆林城的起源和秦漢時期史籍所載的榆谿塞沒有關系，而是在明初一個叫榆林莊的基礎上，經過歷次的擴展、擴建，形成現在榆林古城的形制和規模，“榆林三遷”的問題并不存在。筆者認同侯先生的基本觀點和判斷。
明初官方安營扎寨的選址源出何因？在明朝之前，今天榆林城及周邊區域到底是一種什么樣子的情況？“榆林莊”又是一個什么樣的存在？歷史的謎團可待一一解開。
我們先梳理梳理唐朝時期榆林城的情況。考諸史籍，較早記載榆林這一名稱的是《北史》卷二十二《長孫道生傳》：“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指于涿郡。”但這條文獻中的榆林實指隋唐時期的勝州榆林城，即為勝州的治所，舊址在今內蒙古自治區準格爾旗二十連城鄉所在地黃河南岸的臺地上，瀕臨黃河，后為遼朝所破，廢棄不用。近年來在內蒙古烏審旗無定河鎮出土的《后周綏州刺史李彝謹墓志銘》中有“榆林塞外，常觀夾日之詳”的表述，是將榆林與塞外結合起來的較早記錄。當然，古人為什么會用榆林這個名字，今人發揮想象力，認為當時河套一帶尚有不少榆樹林植，故名。雖然我們找不到更可靠的證據，這一說法非常符合常理。隋唐時期防御北方少數民族尤其是突厥民族的前沿陣地在黃河一線，因此榆林城就成為當時黃河拐彎地帶防御少數民族南下的重要軍事據點。從現有的資料看，勝州榆林城和今天的榆林應該沒有什么關聯。當然，后者是否“借用”了前者的名稱，存疑待考。
唐代后期，發生在河套地區包括今天榆林市北部的一個重大事件就是黨項民族遷入這一區域，極大地改變了這里的居民結構和政治地緣關系。保守估計到北宋初期散落在今鄂爾多斯及鄰近地區的黨項人口至少有四十余萬，種落眾夥、生齒日繁。這一時期唐朝在陜北北部設置有夏州、銀州、麟州、綏州等行政建制，雖然在今榆林城附近尚未有設州置郡的跡象和記載，但不排除小規模的聚落和小規模的人口居住于此的可能。因為榆林城附近有榆溪河水的哺育，可農可牧，農牧皆宜，在陜北地區尚屬于自然環境尚佳并適于生存的地方。
筆者推測，隨著黨項民族在陜北地區的發展壯大，今天榆林城這塊土地應受到黨項人的關注，茲從以下三方面來分析這個問題。
第一，從當時地緣關系看，從唐代后期到宋代，榆林城及周邊地區基本為黨項民族所控制。
唐朝為防御北方勁敵突厥南下，在今統萬城設置了夏綏節度使，主管無定河流域的軍事和防守。后因黨項首領拓拔思恭幫助唐朝鎮壓黃巢起義有功，唐朝將夏綏節度使的管轄權交給了黨項貴族來打理，并賜名定難軍，管轄夏、銀、綏、宥、靜五州之地。目前學術界能明確前四州的駐地所在，即分別在統萬城、橫山黨岔銀州古城、綏德縣城、內蒙古城川古城，只有靜州的駐地不能確定，但五州的地理范圍大致與今天陜北北部的區域相當。從此以后，定難軍歷代首領為黨項人所擔任，實際上演變為半獨立狀態的割據政權。先有定難軍，后有西夏國，是為西夏王朝的源頭。定難軍從唐代一直延續到五代及北宋初期，到公元1038年元昊正式稱帝，建立西夏國，與宋朝公開異爨分家就終止了。此后，雖然西夏與北宋兵鋒相見，雙方互有得失，北宋通過黃河對岸的河東路來控制陜北地區的東北部，但終宋一帶，其對榆溪河流域的控制力還是相當的薄弱。因此，從唐代后期到北宋初期，今榆林城區一帶基本上處于定難軍的勢力范圍，也就為黨項民族所控制；西夏建國后，這里更成為西夏的版圖。掐指算來，黨項民族在這塊土地上活動了近五百年之久。這是探討榆林城起源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歷史背景。
第二，從文獻記載看，今榆林城區一帶應是西夏左廂神勇監軍司的駐地。
西夏是一個以武立國的政權，十分重視疆界地帶的軍事防御和建設。元昊建國以后就推行了一項監軍司制度，即將全國分成十二個軍事區域，稱之為監軍司，環繞西夏國土一周，兼領軍事和民政，其中在陜北地區就設立了三個監軍司，分別是左廂神勇軍司、石州祥祐軍司和宥州嘉寧軍司。宥州嘉寧軍司駐地在宥州，即今內蒙古城川古城，確信無疑；石州祥祐軍司的駐地在石州，大致位置處于今橫山區波羅鎮到榆陽區的紅石橋鄉一帶，筆者推測其駐地極有可能為紅石橋鄉的古城界遺址。西夏左廂軍司在哪里，學界沒有一個統一說法，至今是一樁學術懸案。宋人鄭剛中在《西征道里記》中載：“夏國左廂監軍司接麟、府沿邊地，分管二萬戶。”西夏時期麟、府一帶為折氏黨項所盤踞，與西夏對峙。西夏左廂軍司則處于兩大黨項集團的邊界地帶，即今橫山黨岔銀州古城以東、窟野河以西的區域。又宋人魏泰在《東軒筆錄》中講：“元昊分山界戰士為二廂，命兩將統之，剛浪凌統明堂左廂，野利遇乞統天都左廂。”這條史料表明西夏左廂軍司就在“明堂”附近。這里的明堂指的是明堂川，是宋人對今天榆溪河的稱呼。這樣，我們就把左廂軍司的位置范圍大大縮小，即在榆溪河周邊地帶。有關西夏左廂軍司位置第三條有價值的資料是范仲淹《范文正公政府奏議》中的一段話：“西賊大將剛浪凌兵馬最為強勁，在夏州東彌陀洞居止，又次東七十里有鐵冶務，即是賊界出鐵制兵器之處。”這條史料向我們提供了一條重要信息就是左廂軍司在統萬城東邊并且在叫做彌陀洞的地方，在其附近有西夏冶鐵造具的場所。后世的一些史書中直接把西夏左廂軍司的駐地確定為夏州彌陀洞，如清代《西夏書事》中就載：“野利旺榮與弟遇乞分掌左、右廂兵，皆有才謀，號‘大王’。旺榮尤親信用事，駐兵夏州東彌陀洞。”彌陀本來為佛教用語，是阿彌陀佛的略稱。單從地名上判斷，彌陀洞的得名應與佛教遺跡有一定關聯。
宋夏時期，整個麟府地區還包括其北邊的豐州始終為北宋所控。宋朝利用折氏黨項在這一帶強大的影響力，實施著近似于羈縻統治的方式。從西夏建國前的李繼遷開始，拓拔黨項一直有吞并麟府地區的野心，但這個計劃始終沒有得逞。因此，西夏與麟府之間的戰事頻仍、持續不斷，至今我們仍能在今神木縣一帶看到不少這一時期城址堡寨等軍事設施。宋朝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宋朝不堪西夏的侵擾，在這一地區修筑了神堂、橫陽、銀城三座城寨，并提出了一個與西夏劃定疆界的方案，即以窟野河西六十里為界，以東為宋朝范圍，以西則是西夏的疆土。此后雖然西夏還是不斷向東進犯，甚至用偷割莊稼、搶奪耕地的辦法來擴大自己的地盤，但大中祥符年間劃定的疆界基本上是雙方的“法定界線”。這樣，西夏境內的榆溪河流域無疑成為西夏疆土東端的前沿陣地，有著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自然會引起西夏統治階層的重視。
通過文獻記載和宋夏地緣關系的梳理，結合今榆林城區一帶的地理形勝，筆者推測，西夏左廂監軍司的駐地也就是彌陀洞應該在今榆林市區包括紅石峽一帶的區域。在宋夏永樂之戰中，西夏軍隊就是沿明堂川而來，證明今榆溪河一帶確有西夏駐軍。當然，作出這樣的結論也有一些文物考古方面的證據。
第三，從考古發現的信息看，今榆林市區一帶是西夏國活動的重要區域，有三條資料值得關注。
其一，在今榆林城北紅石峽普濟橋東側的石崖上原鑿有大石龕，立石碑“西夏王李繼遷葬乃祖彝昌于此。”（參見王正云：《李繼遷與西夏王墓》，載《老榆林史話》），可惜此碑現已損毀，細節信息不得而知。關于紅石峽有西夏先祖墓葬一事在清人《西夏書事》中也有記載：“（繼遷）尋葬其祖于紅石峽。障水別流，鑿石為穴，既葬，引水其上，后人莫知其處。”與《延綏鎮志》中的記述基本一致。這些信息多是明清人士的追述，是否確有西夏先祖墓葬一事，尚需考古材料的證實，但這一信息至少反映了西夏時期黨項人在紅石峽一帶頻繁活動的史實。
其二，在紅石峽內有一明代碑刻《創建石佛殿記》，其載：“榆林會府北去十里許，有宋元名剎遺址，在即今紅石峽北謂之紅山寺是也。”若明人記述不假，那就證明西夏時期在紅石峽一帶創建過佛剎寺廟，因為如前所述，有宋一代榆林城區及紅石峽一帶基本為西夏所控，北宋、金朝沒有掌控這一區域的機會。
其三，榆林市文保所王富春老師曾在紅石峽一帶進行了考古調查，發現了西夏石窟，是近年來有關此問題最有價值的信息。調查組在北峽大壩的東北角發現了一處石窟，四周雜草叢生，泥土掩埋至窟頂，只能看到石窟后壁浮雕一排小造像，其旁有一尊武士殘像。2015年1月，當地村民挖開了石窟，平面呈長方形，寬580厘米，進深670厘米，窟壁風化嚴重，窟頂已毀。窟門西南向，窟內正中為釋迦牟尼佛，殘高118厘米，坐東北面西南，袒胸，腰束帶，身披袈裟，結跏趺坐。佛座下為須彌座寬185厘米，高68厘米。上為仰覆蓮花座寬136厘米，高30厘米。頭早年已失，佛身依石鑿刻而成，佛頸部、右大臂、左小臂中有圓孔，似另安了頭與手臂。窟后壁、左右壁鑿刻六層小佛像，組合有一佛二弟子、二佛二弟子、三佛二弟子（參見王富春：《陜北榆林西夏文物遺存考辨》，載《黨項史跡與陜北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6年）。通過對新發現石刻佛像的形制對比，基本上能夠確認此批文物應該是西夏時期的東西。筆者認為紅石峽西夏石窟的發現，基本上解決了西夏彌陀洞的地望問題，即在今榆林紅石峽一帶，或者說就在紅石峽。
據此，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一是明清史籍中關于紅石峽宋元古剎的記載基本屬實，至少是西夏時期一個宗教活動場所；二是西夏時期是榆林城發展演變史上的一個重要節點，是西夏左廂監軍司的駐地所在；三是西夏政權在今榆林城區一帶活動和經營，也為明清時期榆林衛的選址奠定了歷史基礎。
明確了西夏時期榆林城區一帶的基本狀況后，我們關心的問題是元代的情況，來觀察這一區域的發展是否具有歷史連續性的問題。令人困惑的是，在元朝百十年來的歷史中，不僅榆林城區一帶小區域的歷史難以廓清，就連整個陜北地區在元代的歷史狀況也很難講清楚。因此在陜北史研究中，有元一代是最為薄弱的環節之一。蒙古人滅亡西夏以后，我們可以大致判斷今陜北北部包括榆林市區一帶應被擴充為牧場，各民族在此雜居繁衍、生生不息。由于元朝實現了對全國的統一，消滅了割據，因此宋夏對峙下的榆溪河流域軍事戰略地位也就不復存在。從近年來橫山區高鎮羅圪臺村發現的元代壁畫墓看，元代陜北地區百姓的生活尚為安寧平靜，這也是元朝史籍對陜北地區記述較少的原因之一。元朝統治者大力扶持宗教的政策，尤其對佛教勢力的支持更是超邁前朝，可以想見榆林城區一帶西夏時期的寺剎廟宇有可能在元代保留下來并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文獻中記載這一帶有“宋元名剎”還是有一定的歷史依據。以此邏輯，我們可以推測元朝時期今榆林城區一帶還是一個能夠聚攏人口的中心。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元朝人周伯琦曾寫過一首《榆林驛》的詩文，文中的榆林驛在今北京市延慶區境內，與今陜北地區的榆林城沒有任何關系。
在考述了榆林城發展演變的脈絡之后，榆林城市起源的問題的研究就有了脈絡。一座城市的開始，學術界也稱之為城市紀元。目前關于城市紀元尚無統一的標準，國際上往往是從當地村落形成過程中選擇最早一個或有文物可證的時間，作為計算建城歷史的紀元。當然，中國學者多采用歷史上曾經作為縣一級政府駐地的聚落，作為城市起源的開始。西夏時期在榆林城附近設立的左廂監軍司，既是西夏一級行政機構，也有相關的歷史遺物，符合上述城市起源的國內外學者觀點，藉可看作是榆林城的萌芽或開始。但這種提法也有兩個缺陷：一是受到元代阻隔，目前我們還不能很好地解釋榆林城從宋到明的時間連續性問題；二是雖然我們在紅石峽附近發現了西夏時期的石窟造像等宗教遺址，但到目前為止還未發現這一時期的城市遺存，如城墻、道路、房屋等遺跡，在今后尤需留意和關注。
本文來源于陜北文化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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