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門海戰

祥興二年（1279年）正月，張弘范率元軍攻至崖門，元軍浩浩蕩蕩陸續抵達崖山，對南宋形成三面包圍之勢。面對巨大壓力，張世杰晝夜苦思破敵之策。有幕僚向張世杰建議應該先占領海灣出口，保護向西方的撤退路線。張世杰為防止士兵逃亡，否決建議，并下令盡焚陸地上的宮殿、房屋、據點；又將下令千多艘宋軍船只以“連環船”的辦法用大繩索一字形連貫在海灣內，并且安排趙昺的“龍舟”放在軍隊中間。元軍以小船載茅草和膏脂等易燃物品，乘風縱火沖向宋船。但宋船皆涂泥，并在每條船上橫放一根長木，以抵御元軍的火攻。元朝水師火攻不成，以水師封鎖海灣，又以陸軍斷絕宋軍汲水及砍柴的道路。宋軍吃干糧十余日，飲海水之士兵嘔泄。張世杰率蘇劉義和方興日大戰元軍，張弘范擒張世杰甥韓某，以其向張世杰三次招降不果。 [10]

祥興二年（1279年）二月六日癸未，張弘范預備猛攻，元軍中有建議先用火炮，弘范認為火炮打亂宋軍的一字陣型，令其容易撤退。明日，張弘范將其軍分成四份，宋軍的東、南、北三面皆駐一軍；弘范自領一軍與宋軍相去里余，并以奏樂為以總攻訊號。首先北軍乘潮進攻宋軍北邊失敗，李恒等順潮而退。元軍假裝奏樂，宋軍聽后以為元軍正在宴會，稍微松懈了。 [10]

正午時段，張弘范的水師于是正面進攻，接著用布遮蔽預先建成并埋下伏兵的船樓，以鳴金為進攻訊號。各伏兵負盾俯伏，在矢雨下駛近宋船。兩邊船艦接近，元軍鳴金撤布交戰，一時間連破七艘宋船。宋師大敗，元軍一路打到宋軍中央。這時張世杰早見大勢已去，抽調精兵，并已經預先和蘇劉義帶領余部十余只船艦斬斷大索突圍而去。 [10]

祥興二年（1279年）三月十九日，崖山海戰結束，大宋王朝宣告滅亡。

趙昺的船在軍隊中間，四十三歲的陸秀夫見無法突圍，便背著八歲的趙昺投海，隨行十多萬軍民亦相繼跳海。戰后，十余萬具尸體浮海。張世杰希望奉楊太后（楊淑妃）的名義再找宋朝趙氏后人為主，再圖后舉；但楊太后在聽聞宋帝昺的死訊在后亦赴海自殺，張世杰將其葬在海邊。不久張世杰在大風雨中不幸溺卒于平章山下（約今廣東省陽江市西南的海陵島對開海面）。 [10]

崖門海戰之后一天，即二月七日早晨，海上浮尸10萬。陸秀夫的

陸秀夫背幼帝投海

尸體被百姓找到，安葬起來；而小皇帝趙昺的尸體則為元軍尋得，只見一眉清目秀的小兒身穿龍袍，頭戴皇冠，身上還掛著一個玉璽。元兵將玉璽交給張弘范，張弘范確認這小兒是趙昺，派人尋回，然而趙昺的尸體已經下落不明。據說被百姓埋葬在了廣東深圳赤灣村里，至今仍存。 [11]

崖山海戰后，宋室覆亡。元將張弘范命人在崖山巖壁上雕刻了“鎮國大將軍張弘范滅宋于此”十二個大字。大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御史徐瑁對奇石上十二字深惡痛絕，命人除去，欲改書“宋丞相陸秀夫死于此”九字。而陳白沙認為宋亡時死者十數萬，不獨陸秀夫，宜書“宋丞相陸秀夫負帝沉此石下”。因爭辯不下，終未刻成。有傳說，陳白沙到崖門憑吊時，在碑首加上一個“宋”字，成為“宋鎮國大將軍張弘范滅宋于此”。（此傳不實，陳白沙知張弘范雖屬漢人，但從未作宋將。）解放初，原鑿字奇石被航道部門炸毀。1964年秋，新會縣人委請田漢同志書寫“宋少帝與丞相陸秀夫殉國于此”十三個行草大字，刻在近岸的奇石上。終于把這饒有紀念意義的碑石樹起。 [11]

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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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末三杰

崖山之戰是中國古代軍事史上一次較大規模的海戰，在中國海戰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文天祥、張世杰、陸秀夫等人抵抗異族侵略的抗元斗爭是正義的，他們堅決的斗爭迫使蒙古統治者在一定程度上改變野蠻政策。而崖山之戰是宋朝對蒙古侵略最后一次有組織的抵抗，10萬余人投海殉難，寧死不降。此戰之后，中國在歷史上第一次完全淪陷于外族。 [11]

崖山之戰從戰術層面看來，張世杰、陸秀夫等人的部署失當，對戰役失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他們在絕境中所表現出來的民族氣節和那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勇氣，不能不讓人嘆服。這兩個人，一文一武，正是在流浪小朝廷中起了關鍵作用的中流砥柱。南宋雖然覆沒，但輸得是這樣的悲壯，這樣有節烈之氣，勇士們面對外族入侵和壓迫，拼死抵抗，為爭取民族生存、自尊、自衛而英勇獻身，義無反顧，閃耀著愛國主義的“崖山精神”，即中華民族精神。崖山精神，春秋大義，鼓舞后人。 [12]

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曾說：“崖山這個地方的歷史古跡是有意義的，宋朝雖然滅亡了，但當時許多人繼續堅持抗元斗爭，保持了民族氣節。” [13]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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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

元朝代宋而建國，促進了國內各民族間經濟、文化的交流和邊疆的開發，初步奠定了中國疆域的規模，擴大了中外交通，為科學技術的發展提供了條件。 [14]

元朝的大統一，在中國歷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它結束了唐末以來（五代十國、宋、遼、金、夏）國內分裂割據和幾個政權并立的政治局面，奠定了元、明、清六百多年國家長期統一的政治局面；它促進了國內各族人民之間經濟文化的交流和邊疆地區的開發，進一步促進了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元朝的統一，還加強了中外文化交流和中西交通的發展；從蒙古族的歷史發展角度來看，統一的過程就是蒙古族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變的過程。 [15]

消極

崖山之戰是中國歷史的重要的轉折點。中國人認為自己是最文明、最強大、最光榮的種族，中國領導世界，中國統治四夷。而崖山海戰顛覆了中國人的天下觀，中國皇統斷絕，夷狄成為統治者，沉重打擊了中國人的自尊心。 [16]

宋朝的滅亡，絕對不是簡單意義上的改朝換代，而是中國第一次亡國。 [7] 中國獨立發展的進程被打斷，曾經高度發達的經濟、文化、科技、科舉與世族相結合的官僚制度、開始受限的皇權、先進的政治制度等等都中斷了，文明落后的蒙古人統治的元朝開始實行封閉、保守、輕工商業和更加集權的制度，并正式以程朱理學為科舉的主要內容和政府的官方思想；而之后推翻蒙元建立的明朝又走向保守封閉的道路。不少外國的史學家將宋朝滅亡視為古典意義中國的結束，所謂“崖山之后無中華”。 [11]

在國防問題上，古代王朝素來重塞防而輕海防，這一現象直到南宋時期才稍有改變。由于“襟江帶海”的立國形勢，以及北方敵對政權在水上軍事力量的迅速增強。宋朝極壯大水軍、興造戰船、開發武器、完善布防、統一指揮等等措施，經過數十年的苦心經營，構建起了一支強大的水上軍事武裝和一套相對完善有效的江海防防御體系。 [17]

崖山之戰之前的中國水軍力量逐步壯大，并還有強大的艦隊和先進的武器，中國人把目標由陸地轉移到大海上。而崖山海戰之后，中國人再次把注意力轉回到陸地上，使得中國水師力量再次被削弱。而蒙古人規定漢人和南人的部隊只允許駐扎在長江以南，漢人士兵平時不允許騎馬和射箭，平時的武器也是木頭制作的，只有戰時才發鐵質武器。 [17]

蒙古人把把漢人從他們世代相傳的土地上趕走，任憑土地荒蕪長草，以便他們來放牧，這使得大量的農民失去土地淪為農奴，農業遭到前所未有的打擊；蒙古人在攻城以后的大肆屠城和劫掠，使得城內的大量商人和部分工匠遭到屠戮，宋朝興盛的商業文明逐步隕落，而大肆的劫掠把中國優秀的文化典籍和做工精良的藝術品破壞殆盡。 [18]

崖山之戰后漢族整體被奴役，漢文明的發展與傳承受到史無前例的打擊和破壞。 [19]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接近現代管理的朝代，中國文化巔峰的時代，這些都隨著宋的滅亡而凋殘。宋以后自信、開放、寬容的民族不見了，當年日本史學界也認為宋朝以后的朝代不再是華夏文明之正朔，乃至以為日本才是繼承了華夏文化的正朔。 [14]

漢文明在宋朝時候，領先世界，富有人文精神，科技發達，也具有抵抗精神，在蒙古橫掃歐亞大陸后，獨立支撐數十年。 [20] 數十年的抗元斗爭最可怕的是消耗掉了漢民族最精英的人群。那些有血性、有骨氣、有膽量的人們都被大面積消滅，中國作為一個文化體系已經滅亡，另一方面，中國的脊梁已被打斷，中華精神已經滅絕。 [21]

此后漢文明再也沒有振作起來，市民社會的發育，新型商業經濟的發展，以及科學技術的創新都無從談起，中國喪失了最好的發展機會。雖然百年后漢人復國成功，但繼起的明朝還是受到蠻族很大影響，大開歷史倒車，無視生命價值，抑制商業貿易。漢人在遭遇北方騎馬民族的重創后，開始變得保守，其統治階級相比較宋朝統治者而言也更殘暴，此后的數百年，面對外侮，大多數的漢人精神麻木茍且。 [20]

崖山之后宋朝的戶籍簿上3/4的漢人都被屠殺。當時的漢人的社會精英要么隱居海外，要么投海自盡。蒙古軍隊占領中國北方時，其種族滅絕手段極為惡劣。幾乎每個城市都有屠城記錄。蒙古屠殺造成了中國北方人口大量減少，其程度令人觸目驚心。 [20]

在元朝北方漢人是三等臣民而南方漢人更是四等臣民。蒙古人看來漢人和牲口沒什么區別，蒙古人統治下的漢人都是賤民和奴隸一樣，漢人每二十家編為一“甲”，又蒙古人來做他們的甲主，蒙古人的吃喝花銷都有這些人提供，漢人沒有自由，甚至生活起居都收到蒙古人的監控。晚上一更以后，禁止漢人出行，禁止點燈，禁止活動，直到早上五更。 [22]

漢人每幾戶家庭共用一把菜刀，漢人還不許騎馬，不許習武，不許集會，不許用馬來拉車和耕地，甚至禁止漢人買賣竹子，蒙古人認為竹子可以做弓箭。 [22]

崖山海戰之后，舊有的綱紀、倫常、道德標準都被打破了，金錢和暴力是社會大眾追求的。民眾的道德水平迅速滑落，社會風氣持續惡化，而元雜劇中的潑皮無賴，貪官污吏，地痞流氓成為劇中主角。而經歷元朝殘暴統治之后，整個中國社會逐步流氓化了。 [23]

皇室遺民

現今廣東四邑一帶的多個村莊聚居著當年隨朝廷南下的太宗派與魏王派宋朝皇室幸存后裔，如臺山斗山鎮浮石趙氏，新會古井鎮霞路趙氏，新會三江趙氏，及珠海斗門昆山趙氏。

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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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斗地點

崖山位于今新會區崖門鎮，銀洲湖水由此出海，也是潮汐漲退的出入口。東有崖山，西有湯瓶山，兩山之脈向南延伸入海，如門束住水口，故又名崖門。僅從地勢上看，兩山夾一海，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宋廷在此設立根據地御敵，從純軍事角度來說看似是明智之舉，但如果考慮到當時的實際情況，恐怕就不是這樣了。 [24]

當時流亡的宋廷人數，可靠的說法為“猶計二十萬”。研究者指出，在宋代的募兵制下，軍隊移屯往往拖帶家眷，在國之將亡的極端情況下這種情況應當有增無減。因此，在二十萬人中，軍隊應有幾萬人。這二十萬人的后勤供應本身就是一個大問題。在福建和廣南東路各地被元軍相繼占領的情勢下，后勤供應還須仰仗海南島。在古代的技術條件下，海上交通不如陸上和內河交通安全，存在供應中斷、二十萬人將不戰自斃的危險。 [24]

如今，崖山港經歷了滄海桑田的變遷，因泥沙淤積，已成陸地。人們不可能再睹當年的海港風貌。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宋軍艦船只能屯駐和停泊在崖山西北的港內，不可能將艦隊停泊在崖山東南，面向大海。西北的港內雖有南、北兩個出入口，但“其北水淺，舟膠，非潮來不可進”，在退潮時只能有一個出入口，實際上也影響軍事上的進退和機動。因此，選擇崖山作為據點和基地，是多少有些令人困惑的。 [24]

如果追蹤一下流亡宋廷在廣東沿海的移動路線，會發現另外一個讓人迷惑不解的現象。流亡宋廷一度在更南方的湛江海面硇洲島上駐扎，如今島上仍有宋廷修建的行宮、書院等遺址存在。可以推測，如果不是有長時期駐扎的打算，宋廷絕不會在師老兵疲的狀態下，大興土木。但宋軍于此駐扎不久就掉頭北返，前往崖山。從行軍路線上看，這是迎向元軍追兵的“逆行”之舉，而且從季風的角度看，也是逆流、逆風。 [24]

現今崖門戰役的范圍已不可考，約位于廣東江門市新會區南約五公里，在南海與銀洲湖的相接的地方。即指以古井鎮官沖村一個無名小丘為中心，北起銀洲湖，南至崖門口，方圓數十里的水陸區域。當地的國母墳有可能是楊太后的陵墓。國母墳西南的碗山相傳是宋朝士兵當年曾在這里做飯。

離崖山祠約四公里，屹立于崖門對開海面的崖門奇石附近，則相傳是張世杰用來作纜躉以大索一字形連貫千多艘宋軍船只、陸秀夫背趙昺跳海和張弘范滅宋后在石上大書“鎮國大將軍張弘范滅宋于此”十二字之處。《元史·張弘范列傳》記載“磨崖山之陽，勒石紀功而還”。后來有人在十二字前加了“宋”字，成為“宋鎮國大將軍張弘范滅宋于此”，做成后來不少人認為張弘范是漢奸和宋朝叛將的原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原鑿字奇石被航道部門炸毀。1964年，由田漢題字于新石碑上，“宋少帝與丞相陸秀夫殉國于此”。

參戰人數

對參與這場戰爭的人數有30萬及50萬兩種說法，但據日本方面的記載，宋元雙方投入軍隊50余萬（其中宋方面20萬，20萬人中包括了文臣及其眷屬、宮廷人員、普通百姓）。 [25]

當時流亡的宋廷人數，可靠的說法為“猶計二十萬”。研究者指出，在宋代的募兵制下，軍隊移屯往往拖帶家眷，在國之將亡的極端情況下這種情況應當有增無減。因此，在二十萬人中，軍隊應有幾萬人。 [26]

論雙方的實力，一方是業已占領全國的元朝，另一方則是盤踞一島之地的南宋，自然是完全不對稱的軍事抗爭。但是，就崖山戰場的局部而言，并不是這樣。從人數上看，即使考慮到20萬南宋軍民中有大量非戰斗人員，軍人數量也當有數萬之眾，與元軍相比可能還是占據優勢的。 [24]

有學者指出，在元軍方面，張弘范軍先到東北出口，才發現“其北淺，舟膠不可進”，說明倉促之中，元軍的戰前偵察也并不充分。但他們占據了西南出口，一是切斷了宋軍的退路，二是切斷了海上的補給，瞬間對宋軍造成了致命的威脅。狹窄的海灣又不便于船艦數量較多的宋軍施展。為生存計，其實也只能先與張弘范軍決戰。后人根據水文情況推算，認為完全可以利用潮漲之機，讓一部分戰船從東北出口駛出，再繞到西南，對元軍實施腹背夾擊。但張世杰顧慮軍隊屢敗，士氣不振，未能先發制人，這被認為是一個關鍵的敗筆。 [24]

此時，宋軍“舟中糧猶可支半年”，但張弘范截斷宋軍水道，宋軍“食乾飲咸者十余日，皆疲乏不能戰”。八天后，李恒艦隊占據了崖山港的東北出口，完成了對宋軍的南北合圍。 [24]

武器使用

根據史料記載，此次海戰的兵器主要是“弓弩、火、石”，元軍方面一度利用俘獲的烏疍船“載草灌油，乘風縱火”，但并不成功。于是最終決定戰斗走向的就是最單純的刀劍砍殺和弓弩互射。然而，宋軍以哀兵決死之態迎戰，雖然在人數和艦船數量上占優，面對元軍的追擊部隊，依然戰敗。 [24]

戰艦數量

從戰船數量上看，宋軍“大舶千余”，雖然不可能全是戰艦，但元軍只有420艘參戰，大艦更不如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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