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曾經的萬全有多雄顯嗎？

萬全縣衙曾經在堡子里

在張家口的堡子里有一處舊宅，那是過去的萬全縣縣衙所在地，民國三年（1914年），萬全縣公署由萬全城移至到這里，1941年又遷回萬全城。現在是國務院公布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重點保護建筑。走進院落，是擁擠不堪的小房，雜亂無章的雜物。

下面的文章比較長，但是真值得每個萬全人都好好讀一讀，在此也十分感謝作者的辛勤編著，讓我們能更加清晰地品讀萬全歷史，感受她的盛衰變遷！文末最后一段說的最好！

萬全與張家口的隸屬演變

萬全和張家口毗鄰，同處北陬塞外，一西一東，中心僅相距二十里，近似一地，一道西山成為兩地天然的分水嶺。

張家口，狹義上指以橋西區堡子里（即張家口堡）為發源地的橋西、橋東主城區，廣義指包括所轄區縣在內的張家口市全境。這里鋪敘的主要是萬全縣和狹義張家口的隸屬演變。在漫長的歷史演進中，兩地合多分少，互有領屬。古代先后為冀、幽、燕州之地，戰國、秦屬上谷郡，兩漢分屬寧、廣寧二縣。晉到金、元，同歸一域多、分處兩地少，隸屬不明，境域難考。明清至今，隸屬清晰，界址明了，從1393年至1939年，張家口先屬萬全右衛、后屬萬全縣管轄，從1940年至今，萬全縣隸屬于張家口市管轄。

境域范圍最容易說清兩地的隸屬關系。明代之前，由于萬全和張家口都沒有形成專門的地方志，故境域四至不明。明代，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萬全為宣府鎮上西路管轄，縣境東至羊房堡（今在張家口市東宣化縣大倉蓋鄉），西至洗馬林堡，南至舊懷安，北至野狐嶺。清代，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裁萬全右衛置萬全縣。縣境東南至關王廟、前屯，接宣化縣預保墩、寧遠站界，西至平虜西臺接山西天鎮縣界，南至馬連堡接懷安縣左衛界，西南至陽門堡接懷安縣柴溝堡界，北至神威臺接張北縣界，西北至鎮河臺接張北縣界，東北至東窯子接龍門縣界（今崇禮縣境）。民國，1933年，縣境東至東窯子，以東高山為界與龍關縣接壤，東南至十三里與宣化縣接壤，西南至頭百戶、水濠洼村與懷安縣接壤，西至平虜臺接山西天鎮縣界，西北至鎮河臺接張北縣界，北至野狐嶺、虞臺嶺毗鄰張北縣界⑴。新中國，2012年，縣境最東至宣平堡鄉水泉堡接張家口市界，最西至北沙城鄉羊窖溝接懷安縣界，最南至北沙城鄉岸莊屯接懷安縣界，最北至膳房堡鄉馮家夭接張北縣界。

根據史志有關記載和勘測，明、清、民國時狹義張家口的范圍大致為：北倚東、西太平山，西靠賜兒山、八角臺山，東越清水河至東山坡，南抵高家屯、高廟堡、七里茶坊。

由此可見，在有確切記載的明、清、民國三個時期，萬全縣境域都包括今天的張家口市橋西、橋東主城區。清代、民國編纂的《萬全縣志》（有乾隆七年、道光十四年、民國二十二年編修三種）所載萬全的“疆域、沿革、建置”等內容自然都涵蓋了狹義的張家口。

一、 明朝之前：隸屬不明境域難考的合與分

在明朝之前，萬全和張家口同為邊疆之域，地遠人稀，史志記之不詳，“萬全”、“張家口”這兩個地名還沒有產生。

文獻記載，萬全、張家口所在這片地域，禹時屬冀州，虞屬幽州，夏仍屬冀州，商、周屬幽州。這一時期由于華夏部族南遷，除桑干河、洋河流域有些小村落外，其它地方人煙稀少。萬全、張家口緊鄰洋河，或已有人居。春秋時萬張地域同為燕國北境，戰國時期燕昭王二十九年（前283年）建上谷郡，同屬上谷郡。秦滅六國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兩地仍同屬上谷郡。因歲月久遠、記載寥寥，兩地具體隸屬關系不詳（2）。

東漢呈興盛

西漢，萬全屬幽州上谷郡寧縣，張家口屬上谷郡寧、廣寧縣。

東漢，萬全仍屬幽州上谷郡寧縣，張家口屬上谷郡寧、廣寧縣地。東漢初，陷于匈奴。建武二十二年（46年），匈奴北遷。建武二十四年(48年)，烏桓歸順漢朝。次年，允許烏桓居住于沿邊上谷、漁陽等5郡。漢和帝永元年間（89-104年），重新設置廣寧、寧二縣。東漢在寧城（今萬全、張家口市南部）復置護烏桓校尉（寧城最早在漢武帝時期就開設過互市，并設立了護烏桓校尉），代表朝廷負責對烏桓的管理、賞賜事務，并在寧城開“胡市”，定期與烏桓人進行交易。漢安帝永初年間（107-113年），允許鮮卑在寧城“通胡市”，進行貿易，還決定護烏桓校尉兼理鮮卑事務，在寧城“筑南北兩部質館”接待鮮卑各部。鮮卑120個部落都遣使“入質”寧城，與烏桓人一樣放牧、墾種、互市，歸附于漢朝。1971年，在內蒙古自治區和林格爾縣新店子發現東漢晚期大型墓葬一座。墓室的壁畫中有兩幅漢代城市地圖《寧城圖》和《繁陽城圖》。據考證，墓主人曾在寧城任東漢護烏桓校尉，墓中壁畫以護烏桓校尉“慶功筵宴”為題，繪出了當時護烏桓校尉所在的寧城及城內的護烏桓校尉幕府圖。《寧城圖》寬 159厘米,高129厘米，畫面中的寧城可分為南門外、寧城、護烏桓校尉幕府三部分，寧城圖中繪有城垣、城門、街巷、衙署等內容。圖中有大批烏桓、鮮卑人身著赭色胡服，免冠髡頭，以烏桓、鮮卑禮節面帶悅色進入幕府衙門。寧城外，有舞樂百戲和甲兵歡迎，頭戴黑幘身穿紅袍的漢族執事官在大門口拱手迎候。正中堂院帷幕高懸，護烏桓校尉身著朱衣坐于堂前，身旁有代表漢中央王朝最高統治權威的“赤節”，院中甲兵肅立，舞樂齊歡，一派北方民族與漢族人民融合、友好的生動景象（3）。此墓葬的發現，說明漢代時寧城已成為官方重要而繁華的邊市商城，揭開了萬張地域上漢民族與北方民族互市的歷史，萬張地域因此出現了迄今為止可考的第一次興盛。

懷安和萬全兩縣隔洋河（古稱延水）相望，《懷安縣志》中也出現了萬全漢代的歷史痕跡：“漢武帝元封五年（前114年），于今懷安縣東洋河西南建馬城，轄今縣西部與萬全縣西南部”，“漢安帝（劉祜）建光元年（121年），鮮卑人入居庸關，圍‘護烏桓校尉’徐常于馬城，度遼將軍耿夔解圍救之”，“魏明帝太和元年（227年），漢‘護烏桓校尉’田予帶西部鮮卑出塞，還至馬城，軻比能率三千騎圍田予七日”。懷安縣文物普查時，還在良民溝村西南發現了一處新石口器時期至遼代的古城遺址。據懷安縣歷史研究者安華一考證，它就是作為漢代縣城存在了300多年的馬城遺址。

1958年12月下旬，河北省文物考察隊將萬全縣洋河北岸陽門堡至老龍灣一帶的“假糧堆”確定為東漢墓群，這里的東漢墓曾經有百余座，發現時還有十余座，后被列為河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雖然寧城遺址還沒有找到，但馬城遺址、老龍灣漢墓群的出現，從側面也印證了這一地域漢代時的那段興盛歷史。

西晉并一縣

三國，兩地同屬魏上谷郡。

西晉，同屬廣寧郡下洛縣地⑷。西晉太康元年（280年），于上谷郡西部地域置廣寧郡。沮陽（今懷來）、居庸二縣仍屬上谷郡，將下洛、涿鹿二縣劃歸廣寧郡。原廣寧、寧二縣并于下洛縣，廣寧縣改稱大寧城，寧縣改稱小寧城。“《水經注》曰：大寧地理志曰廣寧也。《魏土地記》曰：下洛城西北百三十里有大寧城，又西二十里有小寧城。地理志曰：寧縣也。按此則縣為晉并，可無疑義。”(5)

下洛城在今涿鹿城周圍，西北一百三十里正是今天張家口市的位置，故當時張家口地域以南屬大寧城廣寧縣管轄，往西二十里正是今萬全城所在，故萬全地域（今萬全城以南）歸小寧城寧縣所轄，今張家口市區的偏西部也屬寧縣。兩漢時兩地總體分屬不同的縣。到晉時，廣寧、寧二縣合并于廣寧郡治下的下洛縣，萬全、張家口兩地域開始了有確切記載共屬一縣的歷史。

東晉多變遷

晉愍帝建興二年（314年），石勒（羯族）襲殺幽州刺史，萬張地域陷入胡族，東晉元帝大興二年（319年），此地又歸趙。成帝咸和（326-334年）中，代公拓跋紇那，與石虎一戰，失敗后東遷，此地被紇那占據。穆帝永和（345-356年）中，拓跋翳槐逐走紇那，此地又歸趙。燕慕容雋（鮮卑族）破趙，幽州地歸燕。秦苻堅（氏族）滅燕，此地又歸秦。燕慕容垂復興后，此地仍屬燕。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396年），魏拓跋珪（鮮卑族）并燕、夏、北燕諸地，此地遂屬北魏（6）。這就是東晉時五胡（匈奴、鮮卑、羯、羌、氐五個胡人游牧部落聯盟）亂華百年間萬張地域的紛繁復雜的歸屬變遷。

南北朝，同屬燕州廣寧郡。

魏明元帝永興五年（413年），魏將山陽侯奚斤，征討鮮卑越勤倍泥部，遷其部民兩萬余戶置于大寧（今張家口市）。太武神麚二年（429年），魏太武破蠕蠕（即柔然）及高車，將其降伏之民置于漠南，并設北邊六鎮，其中御夷（今赤城西北），懷荒（今張北）二鎮在上谷、廣寧二郡之間。萬張地域屬懷荒鎮。

北齊文宣帝六年（555年），北逐蠕蠕，恢復魏北邊州郡。次年下洛置北燕州，領長寧、永豐二郡。萬張地域屬北燕州長寧郡（7）。

后周仍屬燕州廣寧郡廣寧縣。

唐初現外商

隋初，文帝廢郡以州轄縣，兩地同屬燕州。隋煬帝大業三年（607年），又廢州置郡，萬張地域為涿郡（原幽州地）懷戎縣（今懷來）西境。

唐貞觀八年（634年），將燕州改為媯州，同屬媯川郡西境懷戎縣。唐光啟元年（885年），于媯州西境分置武州，同屬武州文德縣（今宣化）。

唐朝初年，“諸蕃來張，請入市交易，均許之。于是修飾諸行，葺理邸店”（8）。在唐朝，已有外國商人通過北方絲綢之路來到張家口一帶經商。這些人被統稱胡人，在萬全、宣化等地還修了多座胡人廟（9）。光宅元年，武則天即位，張家口地域的外商“商戶甚多”，設“六十三行”，“九百三十肆”，“四壁有百二十九店”，“貨賄山積”，十分繁榮（10）。萬全縣有史記載最早的村落洗馬林、舊堡、陽門堡三個村也在唐朝形成了聚落。

后梁貞明二年（916年），契丹攻占蔚、新、武、媯、儒五州，改武州為歸化州，屬歸化州文德縣。

后晉割賂契丹。石敬塘于天福三年（938年），割燕、云十六州于契丹，契丹自是改國號為遼。

遼，重熙十三年（1044年），置西京路，同屬西京路歸化州文德縣。縣內宣平堡村在遼代建立。

金四縣分管

金屬西京路宣德州宣德、宣平及撫州柔遠、弘州陽門四縣地。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年），改歸化州為宣化州。大定八年，又改為宣德州（今宣化），領柔遠（今張北）、宣德（今宣化）二縣。史注云：柔遠有得勝口（舊名北望淀，金世宗大定中，改為得勝口，在今萬全城北三里）。萬全南部、張家口屬宣德縣，得勝口以北屬柔遠縣。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升柔遠縣為撫州。承安二年（1197年），置宣平縣于大新鎮（今萬全宣平堡）。貞祐二年（1214）年，升弘州（今陽原西城）所屬之陽門鎮（今萬全陽門堡）為縣。萬張地域遂為宣德、宣平、柔遠、陽門四縣分轄，張家口屬于宣德縣境。

張家口堡中有始建于金代的千佛寺，是中國北方著名的十方叢林，建筑十分宏偉，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被拆除（11）。只有人口相對集中，物質生活達到一定水平時才能建造大型廟宇。千佛寺的出現，說明金代張家口堡就已形成了不小的村落。

元納缽驛站

元時，兩地同屬中書省上都（今多倫）路宣德府宣平縣。元太宗五年（1233年），元河兒渾軍及回族部遷居蕁麻嶺（今萬全洗馬林），命哈撤納怯烈亦氏統之，成吉思汗征服西夏和西亞帶回的工匠與商人，波斯人、西夏人、回紇人等色目人被安置在這一帶。還把工匠們組織起來，建立了納實失局，給元皇朝貴族制作精美服飾。

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改隸大都（今北京）路。至元三年（1337年），因地震宣德府改名順寧府（12），宣平縣仍屬順寧府，將治所由大新鎮遷至辛南莊（今懷安縣左衛鎮西十里）。

元末，中書省是全國矚目的京畿之地，被稱為“腹里”，空前繁榮。元朝疆域遼闊，道路縱橫，由一千五百多處驛站和大量急遞鋪組成了四通八達的交通網。專門接待皇帝的“納缽”和驛站在萬張地域也不少，如驛城雞鳴驛、宣平縣內的得勝口納缽和翠平驛等。驛城雞鳴驛、得勝口“納缽”置有行宮，每年皇上北巡返回時都要在這里逗留。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忽必烈去往上都，駐蹕于野狐嶺下得勝口行宮，九月復由此還大都。當時清水河西岸至野狐嶺、虞臺嶺一線，雖村落稀疏，但仍有一些留存至今，如蕁麻嶺、望虎臺、石家屯、武家莊、宣平堡、牛窯溝等（13）。元朝監察御史周伯奇詩《野狐嶺》有“小邑名宣平，相距兩舍間”，明朝禮部侍郎楊士奇詩《過蕁麻嶺》有“平生不解談孫武，也到蕁麻塞上來”，就提到了萬全的宣平堡和洗馬林（古稱蕁麻嶺）這兩個地方。有的村名至今還保留著當年作為驛傳站鋪的歷史印記，如萬全縣高廟堡鄉的西腰站堡（明永樂年間建村）、張家口市沈家屯鎮的腰站堡。腰站，就是設在兩個大驛站之間，供急遞鋪兵歇腳用的小驛站。

二、明朝時期：戍邊御蒙催生右衛萬全城

明朝，兩地同屬宣府鎮西路、上西路，萬全右衛管轄張家口堡、膳房堡、新開口堡、新河口堡、洗馬林堡五座軍堡。

屯田御敵

進入明朝，由于歷史環境的改變和地理位置重要性的增強，萬張地域的歷史面貌開始清晰起來。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元朝末帝元順帝惠宗從大都（今北京）退往上都（今正藍旗閃電河北岸），偏安漠北，史稱北元王朝。直到崇禎八年（1635年）為止，北元（蒙古各部）始終與明朝對峙著，北元與明朝勢均力敵（14）。蒙元經常南下騷擾掠奪，成為明朝的心腹大患，外靠蒙古、內鄰京畿的萬全、張家口則成為明朝的邊陲要塞和國防最前哨。從洪武三年（1370年）到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的二十六年間，在朱元璋統帥下進行了八次北征。之后，明成祖朱棣又曾五次親征。

明太祖朱元璋通過武力征討北元，深切感受到了來自北元的威脅。于是他效仿歷史上曹操的屯田經驗、實行了“衛所兵制”，這是一種寓兵于農，守屯結合的建軍制度。就是在沿邊地區組織士兵和農民一邊耕作、一邊戍守，以三分兵守城，七分兵開屯耕種。利用墾種荒地，以取得軍隊供養和稅糧。用朱元璋的話就是“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兵得所養，而民力不勞，此長治久安之道”。讓官兵屯田戍邊就得有城堡可守可居，于是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在全國各軍事要塞，設立都司、衛、所軍事機構，建筑邊墻、墩、臺。從洪武年開始，有計劃地先后15次從南直隸、山西、山東、湖廣等地移民河北開荒、戍邊。萬全、張家口一帶多從地狹人稠的山西通過官方或民間自發遷來，萬張地域文化風俗與三晉大地類似就源于此。一衛有軍隊5600人，其下有千戶所、百戶所，衛、所屬都指揮使司管轄，都司歸五軍都督府劃片管轄。

萬全右衛

明洪武四年（1371年），廢除宣平縣。在北元不斷騷擾入侵的背景下，洪武二十五年詔命劉真和李彬勘定宣府共有67處關隘需筑城堡戍守，其中東路38處、西路4處、南路16處、北路4處、中路5處。西路4處是德勝口、野狐嶺、東洋河口、張家隘口。洪武二十五年明朝廷在辛南莊東十里筑城（今懷安縣左衛鎮），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置萬全左、右衛于宣平廢縣”。“宣平廢縣衛（指萬全左衛）西十里……元仍曰宣平縣，屬宣德府，移治于辛南莊。明初廢，尋改置今衛，筑衛城。”（15）因宣平縣治元朝由大新鎮遷至辛南莊，故萬全左、右衛同設于辛南莊東十里新筑的衛城（今懷安左衛）。萬全左、右衛雖近臨宣府，卻均屬“山西行都指揮使司”（治所今山西大同）。因德勝口“兩崖峭立，一線通微，內地之重圍，邊關之首鍵。”（16）在此筑城方為“背枕長垣，面臨洋水，左挹居庸之險，右擁云中之固”萬無一失、防備周全的“萬全之策”，故取名“萬全”，“萬全”一詞第一次被冠名于萬張地域。洪武二十六年，在得勝口南三里始筑城。建文四年（1402年），萬全左、右衛改徙山西蔚州（今蔚縣）。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二月，改徙通州，隸屬后軍都督府。永樂二年（1404年），右衛治所正式移至得勝口南新城，于城南設得勝驛及驛傳站5處。萬全右衛城（今萬全城）從此成為北扼野狐嶺、南守宣府鎮，隔洋河與萬全左衛城相望，與宣府鎮成犄角之勢的軍事要沖。“上西路與敵只隔一墻，最為要害。右衛城戒備少疏，全鎮震恐。”（17）、“衛控御邊陲，為東西聲援。漠南有事，每當其沖，防維不可略也。”（18）萬全右衛城成為宣府鎮最重要的衛所城（19）。

永樂三年（1405年），建洗馬林倉庫、張家口草場，并于上營屯、陽門堡、膳房堡、張家口各建義倉三間。次年，在城東南隅建廣連倉，西隅建右衛都指揮司。永樂十年（1412年），蒙古西面瓦剌部勢力漸強，明成祖詔令筑長城，東自長安嶺（今龍關東南），西至洗馬林。永樂十八年（1420年），于張家口建巡撫行臺。行臺，是明朝在沒有設立官府的基層，為上級官員提供的臨時辦公地點。在建張家口堡之前，在此建巡撫行臺，說明當時的張家口已經是一個較為中心和重要的地方了。萬全和張家口在明初因軍事需要有了初步發展。

九邊宣府

研究萬全與張家口的歷史就不得不說到宣化。宣化，元為順寧府。明洪武四年（1371年）廢府，后改稱宣府鎮。明成祖朱棣永樂十九年（1421年），明朝遷都北京，開始“天子守邊”。宣府成為“南屏京師，后挖沙漠，左扼居庸之險，右擁云中之固”鎖鑰所寄的頭號軍事重地。從明永樂七年（1409年）開始，明朝向宣府鎮派遣級別高于正二品都指揮使的鎮守總兵，佩鎮朔將軍印（全國共有總兵62人，而總兵掛印稱將軍的僅8人），宣府鎮各衛、所官兵均聽總兵管轄調遣（20）。至嘉靖年間，宣府逐步成為明朝長城九邊的重中之重，為區域中心所在。在九邊中，宣府鎮駐軍最多，防守邊墻最長，所轄城堡數量僅少于大同鎮，為“極沖”之地，有“九邊沖要數宣府”之說。明朝，發生于宣府鎮的蒙漢沖突就有200多次，較大戰事有50多次。明宣德五年（1430年），明朝于宣府鎮置“萬全都指揮使司”，統轄京師西北宣府鎮轄下包括萬全右衛在內的15個衛、7個守御千戶所、69座堡，每堡下還有屬堡，如張家口堡下屬高廟堡、四杰屯。明朝中后期，宣府鎮軍防演變為鎮、路、堡、關的設置形式，將衛所分為五路鎮守，后增為八路。各路設參將分守路城，下管各堡。成化十年（1474年），分萬全左、右衛及張家口、膳房堡、洗馬林、新河口、新開口、柴溝堡、懷安衛、西陽河、李信屯等16城堡為西路，西路分守參將初駐柴溝堡，后移萬全右衛。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以萬全左衛、萬全右衛、張家口、膳房堡、新河口、新開口、寧遠站為上西路，上西路參將仍駐萬全右衛（21）。同時，有萬全右衛指揮使駐城，負責管理本衛錢糧、刑名、地方事務。明朝中前期，張家口堡雖也為戰略要害所在，但也僅是一個隸屬于衛的下級戍堡，西路、上西路的中心在萬全右衛城。

右衛路城

萬全右衛城是明朝長城防線上鎮城（總兵駐地）、路城（設衛所）、戍堡（戍關口）三類城堡中的第二類，是宣府鎮西路、上西路路城所在，參將駐地。它規模較大，功能完備，周長六里三十步（今實測7.04里），高三丈五尺，包磚精良，眾多專家學者一致認為萬全右衛城是全國至今保存最好的明代衛城。它初為夯土筑城，明正統三年（1438年）始包磚。明萬歷三十七年（1609年）重修并增筑南關城。清咸豐三年（1853年）重修北城墻，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重修南甕城，民國十一年（1922年）修補西城墻，民國十三年（1924年）修補東南城墻。右衛城的每一次增筑、修葺，都是在完善、增強其軍事防御功能，而商業發展跡象不明顯。

古今戰事

萬全右衛城自古為軍事要地，戰爭頻繁。在明朝抗蒙戰爭中，它既是遏制蒙古軍攻勢的戰略要地，更是一坐數次挫敗蒙古軍入侵的“英雄之城”，僅嘉靖皇帝在位四十年間，蒙古各部對萬全右衛城發動的中等規模以上的攻擊就有二十七次，每次皆碰的頭破血流，明朝兵部尚書趙錦曾贊頌此城為“鐵壁”。其實，史上諸朝眾多北方戰事都經過或發生于此。“出張家口、過萬全，從野狐嶺上壩入蒙”成為歷代中原軍隊遠征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一個重要通道和戰場。當戰事稍息和平來臨、互市開始時，這里理所當然地就變成跨界、跨國的大商道。

早在金大安二年（1210年），成吉思汗以左萬戶木華黎為前鋒，率蒙古鐵騎橫掃撫州（今張北）、攻取野狐嶺，金將完顏承裕怯戰，退至宣平。次年（1211年）三月，穿越狼窩溝黑風口、列陣于德勝口右衛城地域，激戰于洋河岸邊會河堡（今懷安縣左衛鎮西），大敗40萬金兵，奪取金國德興府（今涿鹿縣城），致金朝一蹶不振（22）。

明洪武三年（1307年），大將軍李文忠率軍經萬全右衛地，出塞攻克興和（今張北）。四年后，明大將藍玉又率軍經此重克興和。永樂十二年（1415年），明永樂帝親帥六軍經此出征興和，戰敗瓦剌部頭領馬哈木。正統十四年（1449年），萬全右衛守備江福（萬全右衛人），與“土木堡之變”中被俘的明英宗朱祁鎮密派的軍士高斌設計，在野狐嶺將叛君事敵的太監喜寧擒獲，將其送京伏誅。瓦剌失去向導，攻城掠物不逞，遂于明庭講和，親送英宗回還于野狐嶺（23）

正德九年（1514年）九月，韃靼小王子率5萬騎兵從萬全右衛新開口入長城，經懷安到蔚州等處搶掠；嘉靖十九年（1540年），俺答部大舉入侵，由萬全右衛入長城，宣府總后江恒（萬全右衛人）率兵兩萬列陣于清水河，猶豫怯戰，韃靼兵履冰渡河，擄男女數千人北去；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十月，俺答派兵3萬，入塞掠奪膳房堡，被總兵官郤永擋住。俺答改從萬全右衛毀墻而入，總兵官陳鳳、副總兵官林樁抵御不及，俺答兵沿順圣川（今陽原）、蔚州、浮屠峪，一路搶殺到完縣（今順平縣），殺掠3000余人。入冬，俺答兵又犯膳房堡，參將祁勛迎戰，宣府都司指揮李彬率兵奮戰。當敵兵拔應退卻時，李彬擋其去路，英勇奮戰，不幸陣亡。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七月，蒙古韃靼部首領俺答的兒子辛愛率重兵攻打萬全右衛（今萬全鎮），一代名將、宣府鎮總兵馬芳在馬蓮堡迎戰。馬蓮堡城墻被敵攻塌，馬芳不但不修，反而大開四門，偃旗息鼓，堡內空寂一片。這時天黑，敵疑怕遭伏擊，在城外囂呼達旦。馬芳卻在大帳高臥不理，第二天敵撤時，馬芳率軍奮力出擊，大獲全勝。隆慶元年（1567年），辛愛又帶領數千騎兵從萬全右衛入邊，來報上年之仇。馬芳命游擊將軍賈國忠、麻貴守衛右衛城，參將李世臣原地相機夾擊，自己率軍追擊敵騎，在虞臺嶺激戰取勝。辛愛等在回逃中又被堵截，雖然僥幸逃脫，但被殺和墜崖而死人馬眾多。《明史》贊譽馬芳為：“大小百十接，身被數十創，以少擊眾，未嘗不大捷。擒部長數十人，斬馘無算，威名震邊陲，為一時將帥冠。”可以說，是大明王朝嘉靖，隆慶，萬歷三朝時擔任宣府鎮總兵的名將馬芳用抗擊俺答的勝利為軍事基礎換來了日后的茶馬互市和蒙漢和平。

到了近代，1945年8月15日至20日，蘇蒙聯軍與我察蒙騎兵支隊在萬全右衛城北野狐嶺殲滅日軍860余名，萬全城十三、四歲的無名“小羊倌”趕著羊群踩響了日寇的地雷陣，為戰爭的勝利奉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由此可見，萬全右衛城確實是宣府鎮最為重要的衛所城，宣府鎮地方最高軍事指揮機構“萬全都指揮使司”，也在名稱中使用“萬全”二字便順理成章。

張家口堡

在張家口堡建筑前，這里早在金、元時代就有了不小的村落，還有香火頗盛的千佛寺。在明朝推翻元朝的戰爭中，因宣府鎮軍民奮力反抗明軍，導致明軍“湯和克宣德府后拔其寨堡”，后又朱元璋兩次實行了“吏民同遷”的整體移民虛邊的報復性政策，使張家口建堡前的這個村落徹底消失，發展出現了斷檔。萬全右衛城的前身——元朝就建立了驛站的得勝口這個村落，也應是同樣的命運。直至萬全右衛設立后，兩地才又開始重新繁衍、發展。

《萬全縣志》和《宣府鎮志》是追溯兩地歷史的重要文獻，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兩書中都有這樣的記載，“時募卒戍邊，沿塞居民，清水河西岸住晉間語人。因民戶不足，調山西余丁充之，其中有張姓人繁齒定居，故有張家莊。”說明在清水河西岸被“拔”或被整體搬遷走二十余年后，通過從山西移民，在這里又繁衍出一個叫張家莊的村子。

洪武二十年（1387年）后，明朝沿長城一線筑堡置軍。戍邊將卒、籍地百姓，均實行屯田制，從而演進為新的聚落。萬全縣境內土著人口大部分來自山西，從洪武到明末，境內新建聚落達90多個，占今村莊總數的二分之一還多。張家莊便是其中之一，而且是較早的，同期形成村落的還有李家莊、新河口、暖店堡等。可以說張家莊就是張家口堡的前身。

宣德四年（1429年），萬全右衛指揮張文在萬全右衛城東二十里、清水河西岸修筑張家口堡，此堡屬三類戍堡。張家口堡位于萬全右衛、左衛與宣府鎮之間，是扼守“翠屏口”、“張家隘口（大境門所在的隘口）”、“洋河”三處要害的“極沖”之地。它在萬全右衛所轄五個軍堡中，位于最東，離宣府最近，建筑規制僅次于洗馬林堡。建于宣德十年（1435年）的洗馬林堡，周長四里五十三步，高三丈三尺，開西、北、南三個門。張家口堡周長四里有奇，高三丈二尺，開東、南兩門，周長、高度、門數均比洗馬林堡小。與洗馬林堡同年建的新河口堡、新開口堡以及嘉靖十二年（1533年）建的膳房堡都比張家口堡要小。號稱宣府中路“路城”的葛峪堡，城周三里三百步，高二丈六尺，開南、西二門。而比張家口堡早一年建筑的趙川堡，方二里一百八十步，高二丈八尺，只開一個南門。于宣德五年建的赤城堡，城周只有三里一百八十四步，高三丈，開東、南二門。駐軍上，從明洪武到嘉靖年間，萬全右衛城設參將、衛指揮、守備、千總各1員，把總5員，定編官軍3802人；張家口堡“初設操守，后改守備”（24），設守備1員、把總2員，定編官軍1199人；洗馬林堡設守備1員、把總1員，定編官軍1461人，其余三堡均不足千人（25）。張家口堡是萬全右衛五堡中的第二大堡，在宣府鎮的戍堡中它也是個大堡。可見其在今后的發展中后來居上、超越萬全右衛城也還是有一定歷史基礎的。

張家口堡建成之后，大約以50年為周期，進行拓展、修葺。成化十六年（1480年），展筑，據分析展筑的為今武城街一帶。嘉靖八年（1529年），指揮張珍主持修葺、展筑城堡，這是建堡后最大一次展筑，“筑關廂一，高二丈，方五里”（26），并在北城墻開筑了形如口的“小北門”。關廂主要將堡外日益發展的商業街市納入保護范圍。嘉靖十二年（1529年），又展筑。萬歷二年（1574年），“始以磚包”，標志著城堡大規模建設的完成。萬歷九年（1581年），“加修城堞闕樓”，在城墻上修玉皇閣和魁星樓，增強了瞭望和防守功能。張家口堡屢遭蒙古進犯，僅明朝嘉靖七年至四十九年，就達十四次，其中5次經張家口堡進攻宣府，但從未失守，以“武城”之名享譽北疆。以致東關廂內張家口至今最繁華、最有名的商業街也稱作“武城街”。

歷經宣德、成化、嘉靖、萬歷四朝，張家口堡在修葺、展筑中，在軍事防御能力健全的同時，商業功能也不斷增強，有了從“武城”向“商城”發展的痕跡。

互市興邊

明中期草原蒙古部落主要是瓦剌部和韃靼部。嘉靖年間，韃靼部日益強大，其首領俺答汗要求與明朝互市，經過長期武力爭取，“庚戍之變”的第二年，嘉靖三十年（1551年）明朝廷不得不在大同鎮、宣府鎮開設馬市，每年互市兩次，宣府的馬市地點就設在萬全右衛的新開口堡。后俺答汗想增加牛羊換糧食，明廷不許，馬市遂停，第一次蒙漢互市夭折。20年后的明隆慶五年（1571年），明廷與俺答汗達成封貢互市協議，明廷封俺答汗為“順義王”，并在宣府、大同、山西偏頭關等地設立互市場所。宣府的互市于當年6月13日在萬全右衛張家口堡北張家口隘口之外的正、西溝開市。俺答汗晚年及死后，其妻三娘子掌權，繼續同明朝修好。她常經過張家口，去宣府城拜訪右僉都御史宣府巡撫吳兌，吳兌也常贈禮物于她，來往頻繁，蒙漢關系空前融洽。直到明末，使蒙漢間保持了70年的互市友好貿易關系。因靠近北京，張家口互市在明朝九邊中規模最大、最穩定。張家口長城沿線邊關呈現出“烽火不驚，三軍晏眠，邊圄之民，室家相保，商賈夜行”的和平景象，張家口迎來了第一次對外開放，拉開了其經濟、政治地位逐步提升的序幕。當時，互市之所選擇張家口而沒選一山之隔的萬全右衛城，主要原因一是右衛城的軍事規格、地理位置比張家口更重要，不便互市，二是張家口隘口之外的正溝、西溝兩道溝的緩坡上能容納較多的人、貨與牲畜，便于露天貿易，卻不利于兵馬運動。這一重要歷史選擇，讓日后張家口的發展不但超過了萬全右衛城，也逐步超過了宣府鎮城。從而使明朝成為張家口發展史上最重要的時期之一。

張家口被定為大市所在，城堡建設的重點隨之發生改變。萬歷四十一年（1613年），宣府巡撫汪道亨在張家口堡北的市口建來（徠）遠堡。來遠堡，又稱市圈，周長二里有余，城三丈五尺，堡開南、北、西三門，東臨清水河，在河畔筑堤設水柵。堡內建有公署、營房、觀市廳、司稅房等。來遠堡建筑以商為重、平戰兼顧，戰可固守，和可互市，來遠堡的建設大大促進了互市的繁榮。據記載，張家口馬市收購的馬匹每年就達1.8萬匹，為大同馬市的近兩倍，成為京西最大的互市之所。來遠堡內“規方壖地，百貨紛集”，長城外“穹廬千帳，隱隱展展”，“蓋一時之盛也！”（27）。“堡人習與虜市，遠商輻輳其間。每市萬虜蟻集，紛紜雜錯。”（28）此時的張家口堡已然成為宣府鎮商業意義上的區域中心，對商業活動的監管和保護成為其最主要的職能。“隨著商業的不斷繁榮，有些互市點逐漸發展成為當地的政治、經濟中心。張家口就是在邊口互市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29）

隆慶和議后的開市、來遠堡和張家口堡雙城結構的形成，是張家口堡由“武城”向“商城”轉變的一個重要拐點。原軍事政治功能保留在下堡張家口堡，增長中的經濟貿易功能主要在上堡來遠堡。下堡商業區武城街遙遙與上堡相望，形成當年綿延數里的商業紐帶（30）。

當張家口“遠商輻輳其間”、商業貿易繁榮，初步具備城市功能時，萬全右衛城卻仍然承擔著重要的軍事防衛職責，只不過隨著局勢緩和，萬歷時“官軍2934員，較前數減”。（31）為加強與張家口的聯系，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萬全城還開辟了去張家口堡的黃土梁道路。但由于沒有官方的對蒙互市，明末的萬全右衛城雖然仍管轄著張家口上下兩堡，但從經濟、社會發展上已經開始落后了。

名字由來

關于張家口名字的來歷有幾種說法。一是“張家隘口關”說。東、西太平山（舊稱東、西高山）之間的隘口就是張家口之“口”，因張姓人戍守而稱“張家隘口關”，后演變為張家口。該說法依托于正德版《宣府鎮志》關于張家隘口的記載。洪武二十八年，史志中首次出現了“張家口”三字的記載：“西路各衛之牧地：萬全右衛牧地二百一十六頃，有可耕地三十九頃七十七畝。……張家口牧地五頃五十畝，可耕地八十八畝。”（32）二是“小北門”說。張家口堡由指揮張文所督建、居民以張姓人居多，而得名“張家堡”。后指揮張珍在北城墻開其形如口的“小北門”，張家堡演變為張家口。三是翠屏口說。西太平山舊稱翠屏山，在離張家口堡西北 150米遠有翠屏口，口邊有村，元朝在此設翠屏驛。這是有史記載離張家口堡最近的村落，張家口由翠屏口演變而來。張家口地方文史專家劉振瑛持這種說法。

綜合上述說法與史實，在清水河西畔這塊地域，洪武年間形成了張家莊，后勘定邊防設立張家隘口，張家隘口逐步簡化稱呼為張家口。修筑軍堡后，因離張家口近，便稱張家口堡。隨著堡的壯大，延伸到堡外，張家口堡已不能涵蓋這一地域，堡字自然隱去，張家口便作為地名延續下來。這應該是較為合理的張家口名字的演變來歷。而“小北門”形如口，“翠屏口”含有口，也給后人提供了豐富的想像與研究空間。

三、清朝時期：旅蒙貿易成就商埠張家口

革衛置縣

清朝，萬張兩地同屬直隸省口北道宣化府，萬全縣管轄張家口。

清初仍沿用明代舊制。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革衛置萬全縣，屬直隸省宣化府（同時宣府鎮改為宣化府），萬張地域開始由明朝的軍事建制為主轉變為以行政建制為主。縣治右衛城改稱萬全城。“以附近西路所屬及張家口堡、膳房堡、新河口堡、新開口堡、洗馬林堡五處歸并其。”“張家口建有新廒，應設縣丞一員，管糧驛事務。”（33）縣丞管理糧務，自從萬全置縣就分駐張家口堡。

早在明崇禎五年（1632年），漠南蒙古就臣服于遼東后金努爾哈赤政權。后金為其軍事擴張獲得物資，便暗中派人進入張家口，通過范永斗、王登庫、靳良玉、王大宇、翟堂、田生蘭、梁嘉賓、黃云發八家晉商交易，“自本朝龍興遼左遣人來張市易，皆八家主之”（34）。入關后，清王朝“定鼎后承召入都，宴便殿，蒙賜饌”，封八大晉商為皇商。此后，八大皇商在張庫大道上幾乎壟斷經營了近百年，開啟了晉商引領張家口經濟的歷史。

進入清朝，萬張地域不再是中原王朝與少數民族政權的分界線，是清朝的直隸地區。長城內外的民族貿易正常化，經濟日益繁榮，張家口步入了發展的快車道，政治和經濟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至清康熙帝擊垮噶爾丹征服蒙古，打通了通往漠北的商道，更立大境門作為蒙古與本部之貿易市場，其市滋盛（35）。

大小境門

張家口來遠堡西明長城上原有設于明萬歷年間的小境門，但“高，人不能騎馬；寬，只能二馬并行”，通商不便。清順治元年，在小境門西120米開豁建“大境門”。清朝在來遠堡設張家口駐防總管，管理邊境大、小境門一應出入事務。

行人主要由大境門出入。“薩克、蒙古人等，加印文咨呈理藩院，照驗查核。出口京城人員，照驗兵部印票，勘合火牌，驗放。附近察哈爾蒙古人等進口，登記檔案，回時銷號；軍營、種地、坐臺人員進口，照驗將軍并該管大員印文，發單出入；附近村莊居民，買賣柴炭、蔬米，俱登記檔案，驗放出入；出口種地民人，照驗理事同知印票放行。”貨物則由小境門進出。“八家商人及民商人等，馱載貨物，前往口外、蒙古喀爾喀以及庫倫、俄羅斯貿易，皆照驗理藩院原給印文掛號，回日驗銷。”“凡察哈爾、蒙古進口交易，出入小境門者，不禁。但不許出南門（來遠堡），其欲進口者，仍由大境門掛號，驗放。”（36）

大境門的修建和軍臺驛道的開通，標志著張家口通往庫倫（又稱大圐圙，今蒙古首都烏蘭巴托）的商路正式形成。大境門是張庫大道和張家口發展加速、國際貿易繁榮的歷史見證者和重要象征。以至于后來蒙古人創造的張家口的國際稱謂“卡爾干”（Kalgan）的意思就是“很大的門”，實指大境門，代指張家口。

陸路商埠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清政府批準張家口作為對蒙古各部的貿易地。康熙四十年（1701年）在張家口外設立蒙古驛站。“我朝玉帛萬國，西北諸番，往來市易者，皆由來遠堡入，南金北毳，絡繹交馳，蓋其盛也。”（37）雍正二年（1724年），清朝設置直隸省口北道（治今宣化）張家口理事同知廳，除管理察哈爾的八旗行政外，還代理理藩院頒發“部票”。“部票”就是允許商人赴蒙、俄進行貿易的官方文書。從此，張家口堡的稱謂變成了張家口，張家口有了正式的行政建制。“部票”權的下放，使山西、北平、天津等地客商來張經商者日眾，極大地促進了張家口的外貿和經濟發展。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恰克圖互市界約》簽訂，俄商可以經張家口進入內地，大批外貿商品在張家口匯集和轉輸，張庫商道日盛。

咸豐十年（1860年），張家口正式被辟為北方地區對外貿易的陸路商埠，進入全國由107個城鎮組成的近代貿易商埠序列。1884年，英、美、法等國商人紛紛來到張家口經營蒙俄貿易。“張庫大道”這條繼“絲綢之路”、“茶馬古道”之后最重要的國際商貿大通道讓張家口逐漸成為了聞名中外的“陸路商埠”，張家口逐步發展成為我國北方最重要的商業城市和金融中心之一，此時的張家口已經是與廣州南北遙遙相對的主要外貿口岸。清政府的主要海關收入有兩個來源，一是廣州港的海上貿易關稅，另一個就是張家口的陸路貿易關稅。1905年，京張鐵路開始修建，圍繞火車站的建設，商人開始投資興業，形成了今天的張家口橋東區。張家口橋東區形成之后，張家口逐漸具備了城市的基本功能。到1906年，張家口已有店鋪1037家，“百貨之所灌輸，商旅之所歸途”。張家口的皮毛在國內外影響日益擴大，“天下皮裘，經此輸入海內，四方皮市經此定價而后交易”，“口羔”，“口皮”馳名國際市場，成了譽滿中外的“皮都”。

超越萬全

軍事上，由于清朝蒙古各部已臣服，萬張地域軍事防御作用弱化，駐軍逐步減少。清順治十三年（1656年），撤銷上西路參將，設張家口路，八旗兵駐防來遠堡，設參將一員，經制兵1650名，萬全各地駐軍皆有裁減，其中張家口堡守兵330名，萬全右衛城守兵170名。張家口路的設立，說明當時的軍事防御重心已發生了變化，標志著張家口從軍事建制規格上第一次超過了萬全城。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清朝在張家口設從一品職銜的察哈爾都統，統管蒙古察哈爾八旗四牧群的軍事、行政，張家口成為清廷對蒙古族實施管理的政治和軍事中心。張家口上、下兩堡仍隸屬萬全縣。

廟宇和人口也是社會發展的重要標志。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時，張家口堡共有確切記載的包括千佛大寺、彌陀寺在內的廟宇32座，來遠堡還有10座，共42座廟宇，而縣城所在地萬全城則僅有21座。當時，全縣共有人口34189人，其中東鄉二十屯、堡（基本為今天張家口主城區范圍）人口就有16450人，占全縣總人口的48%，萬全城僅有人口3656人。到光緒元年（1875年），張家口的人口爆增到142301人，短短41年間竟增長8.7倍，只有旅蒙貿易繁榮、外來人口激增能解釋這個原因。

歷史上第四部《萬全縣志》（1992年出版）的“大事記”清朝部分共錄有37條，其中有19條都是記述的有關張家口的大事。康熙帝、乾隆帝都曾巡視、駐蹕過張家口，康熙帝更多達5次。光緒三年（1877年），張家口洪水暴漲，邊路街商店、居民受災損失折銀約100萬兩；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邊路街又因西沙河洪水受災，這次損失折銀達200萬兩。一條街的洪災損失就達數百萬兩白銀，足見其貨物之貴重，街市之繁華。諸多方面均顯示，清代張家口的發展讓萬全縣的其他城鎮望塵莫及。

其實在清代，萬全縣的其他地方也發展較快，新誕生了太平灣、東灣、馬家房等75個村落，還催生了一批文化成果，乾隆七年（1742年），知縣左承業等創編的第一部《萬全縣志》成書，道光八年（1828年），在萬全城文廟西建第一座書院“嘉禾書院”，道光十四年（1834年），知縣施彥士等修編的第二部《萬全縣志》成書。萬全城是壩上壩下周邊買賣云集的貿易之地，和張家口一樣旅蒙貿易也是經濟發展的動力，只不過因比張家口遲發展了73年（從張家口設立蒙漢互市算起）而相形見絀。五堡中最西邊的洗馬林也發展成為商鋪林立、商人多于農人的商埠。宣府以西最早（洪武五年）建堡的高家屯堡（今萬全縣高廟堡）“十八缸房”釀造的燒酒也盛銷壩上蒙古各地，就連壩上人種莜麥也非用此酒拌種祛除病害不可。旅蒙買賣讓萬全城、洗馬林等也形成了規模龐大跑口外的老倌車隊。但這些都比不過政治和經濟日甚一日的張家口，有些做旅蒙貿易的晉商選擇居住生活于城高墻厚、兵匪難侵的萬全城過“慢生活”，而生意卻放在相距不遠、商鋪擁塞的張家口進行“快節奏”經營，最典型的就是號稱財富居“周邊三十七縣之首”的霍家。他們清初就從山西孝義遷來，居于萬全城，先后七代靠張庫大道經營旅蒙貿易發家，到清末民初霍家第六代霍枚治家時達到了頂峰，民間傳說霍家的財富能用糧食一口袋挨一口袋從庫倫一路排到萬全城。1921年外蒙“獨立”，1924年中俄斷絕通商，1928年蒙古禁止中國商人入境，旅蒙貿易的叫停讓霍家元氣大傷，作廢了的駱駝票子（蒙幣）就垛有整整一房。幸虧霍家經營多元化，還有獨資的“十大裕”買賣，“十大裕”其中有八大裕開在張家口。在大境門外有裕元昌油酒店，上堡圍子里有裕元永匯兌莊，在邊路街頭道井棚子有裕沅堿店和裕沅恒雜貨鋪，在深溝口兒頭開裕元瑞、裕元宏雜貨行、裕元生錢鋪，在南武城街設裕盛和雜貨鋪。在張參股的買賣還有福成樓飯店、華樓澡塘、裕成泰綢緞莊、裕元祥油酒店等（38）。霍家的主營買賣都開在了張家口，從此也不難看出張家口的發展大大超越了萬全城。今天在張庫大道上的重要節點、口岸城市二連浩特的驛站博物館里，我們仍能看到霍家“十大裕”的例子被用來展現張庫大道大鏡門的生動商貿場景。

四、民國時期：戰亂讓張垣閃現歷史輝煌

脫離萬全

民國前期，張家口屬于直隸省口北道宣化府萬全縣管轄。

民國元年（1912年），察哈爾成為省級行政區，省會張家口。民國二年（1913年），仍屬直隸省口北道，設察哈爾特別區，管轄張北、沽源、康堡、商都、集寧、多倫、興和、陶林、涼城、寶昌和豐鎮11個縣。由于張家口經濟的飛速發展，民國二年張北縣公署移至張家口上堡來遠堡，民國六年又遷回張北城。民國三年（1914年），北洋政府在張家口設察哈爾特別行政區，萬全縣公署由萬全城移至張家口，治所在今堡子里東門大街21號。民國十七年（1928年）十月，直隸省改名河北省，將口北道所屬萬全、懷安、陽原、蔚縣、涿鹿、宣化、赤城、龍關、懷來、延慶10縣及察哈爾特別區所轄口外張北、沽源、康堡、商都、集寧、多倫6縣合并建置為察哈爾省，萬全縣是首縣，以萬全縣所轄的張家口為省會。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八月，日寇侵占萬全、張家口，9月4日成立日偽“察南自治政府”，統轄張家口及察哈爾省壩下（察南）10縣，萬全縣屬之。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一月，日偽“萬全縣公署”在張家口成立。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初設立張家口特別市，成立偽“張家口市公署”。1939年9月1日，偽“蒙疆聯合自治政府”在張家口成立，張家口為首府，管轄張家口市、厚和市（今呼和浩特）、包頭市3市，宣化、大同2省及察哈爾盟，共32縣，36旗。從此，張家口正式脫離萬全縣管轄而設市，將原萬全縣六區全部及第二區所屬之四杰屯、沈家莊、前屯堡、王家寨、東窯村組成張家口市。9月3日萬全縣治所從張家口堡子里遷回萬全城。1941年4月1日萬全與懷安縣合并，稱萬安縣，治所柴溝堡，隸屬蒙疆聯合自治政府察南政廳。1941年8月4日，偽蒙疆聯合自治政府改為“蒙古自治邦政府”。

紅色輝煌

1945年8月14日，萬全城解放，與懷安縣分離，恢復萬全縣建置，治所萬全城，隸屬于晉察冀轄邊區察南專區。1946年屬冀熱察區察北專區，同年12月國民黨占領萬全，建立萬全縣國民政府，治所萬全城。1948年11月30日，萬全縣第二次解放，恢復縣建置，隸屬察哈爾省察南專區。

1945年8月24日，張家口解放，8月成立張家口市人民政府，11月5日成立察哈爾省，省政府駐地宣化市。張家口成為解放了的190多座城市中的第一個大城市，張家口成為晉察冀邊區的首府。在中國共產黨和民主政府的領導下，晉察冀邊區機關、劇社、文聯、文協、報社、新華書店、大專院校等單位和鄧拓、艾青、周揚、江豐、田華、丁玲、楊朔等一大批藝術家都云集張家口，《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晉察冀畫報》、《毛澤東選集》五卷線裝本等大批文化成果都在張家口誕生問世。張家口有了“第二延安”的稱號，進入了歷史上的文化輝煌時期。

1946年12月國民黨占領張家口，1948年12月23日，張家口第二次解放，恢復了張家口市人民政府。1949年1月15日，察哈爾省人民政府成立，省會張家口市，省政府由宣化遷回張家口，駐地設在張家口堡鼓樓西街定將軍府。堡子里又成為張家口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

繁華漸去

清末民初，隨著民族資產階級的壯大，1909年由中國人自己設計和修建的第一條鐵路“京張鐵路”和1918年我國第一條國有公路“張庫公路”（在萬全縣境內32華里，經過萬全蘇家橋、膳房堡等村，自神威臺入張北境）的建成通車，使張家口成為快速便利地溝通北京、內地、西北和蒙、俄的多重物資集散地和儲運基地，張庫大道貿易不斷發展壯大。張家口1903年設立郵政局，1906成立了總商會，1917年成立電話局，發展環境得到優化。辛亥革命后，張家口更成為對外開放的商埠，中外商賈云集于此。在當時是除天津口岸、上海洋場之外又一個外商聚集之地，張家口對蒙古貿易的商號增加至1600多家，年貿易額達到1.5億兩白銀。有人折算過，當時1.5億兩白銀市場物價比約相當于今天人民幣的720億元。清末民初，在張家口的外國商行有英、德、美、日、法、俄、荷等國的商行44家。民國十二年（1923年）以前，張家口的票號、錢莊已多達42家（39）。張家口被稱為“華北第二商埠”。伴隨著經濟地位的日益攀升，張家口的行政地位也從明初的一關兩堡發展成為管轄一方的中心城市。

至今，在張家口的老城區，尤其走進堡子里，踏著青色的石板，穿梭于斑駁的窄巷和深宅大院，白發蒼蒼的老人會告訴你，這里見證了張家口的昨日輝煌。這里的街道之名，能找到張家口歷史發展特有的痕跡。毛毛匠巷、草廠巷、東駝號、西駝號、缸房巷、堿店巷、老茶店巷、趙布店巷、錦泉興巷、書院巷、三皇廟街、五道廟巷、安仁里、馬道底、南城壕、教場坡，數不勝數。這里的會館之多，從側面說明了晉商曾是張家口經濟發展的引領者。鼓樓南街有祁縣會館、榆次會館，鼓樓北街有山西會館，東關街有太谷會館，來遠堡還有汾陽會館、孝義會館。這里的洋行之盛，是過去張家口對外貿易繁榮、趨于國際化的象征。東門大街13號是清中葉俄國立昌洋行舊址，現在門樓上還留有沙俄雙頭鷹的痕跡。鼓樓東4號是清末日本三井洋行舊址，據說三井洋行的后人曾來此尋舊，還想把它買下。堡子里還有二道巷1號院的清末英國平和洋行，2號院的清末美國德泰洋行，安仁里3號的清末民初法國立興洋行等可考的十四家洋行。這里的錢莊票號之火，讓鼓樓東街、興隆街堪稱金融一條街。鼓樓東街3號是祥發永帳局的舊址，它建于清乾隆七年(1736年)，是張家口也是中國最老的金融企業。錦泉興巷4號是清中后期山西太谷縣曹三喜的后裔曹本舉開辦的錦泉興票號舊址，因生意興隆、名氣大，票號的名稱便成了巷子的名字。東門大街21號，曾經是民國時期萬全縣政府所在地，后改為世合德錢莊，東家為萬全縣周家河村的郝大財主，其分號遍布半個中國。郝家還在張開有世名號（賣北京點心）、世盛德（賣張家口點心）點心鋪、世生德綢緞莊，在柴溝堡開有世順德缸房、世興德雜貨鋪，在洗馬林還有世從德缸房。二道巷19號，是清朝中期山西祁縣喬家來張經營口堿買賣的宏茂票號，喬家在鼓樓西街還開有大德通票號，古宏廟大街旁的堿店巷是喬家熬堿的地方，現二十中分校有一棵兩人合抱的老榆樹，據說是喬致庸開堿店時親手栽種的。中國歷史上第一家開展異地匯兌和存放款業務的票號山西平遙“日升昌”票號，在張家口堡的分號叫“百川通”，起步投入白銀十萬兩，1900年前后的四年間就獲利603萬兩白銀。二百年間，張家口的金融企業總數接近百家。這里的商行店鋪之旺，讓人相信張家口陸路商埠之名并非虛得。鼓樓西街35號是乾隆年間來張的晉商常萬達的大美玉商號舊址，他先后建立起了大德玉、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獨慎玉商號，常氏一家就形成了“五玉”商號共同進軍俄國恰克圖貿易的格局。西城墻底4號院是慶巨成皮貨行商號舊址，北京大商號瑞蚨祥曾常年營銷慶巨成的皮貨（40）。張家口為糧食貿易提供中介服務的斗牙行也很繁盛。從清末到民國，西沙河、長勝街、邊路街到元臺子一帶的斗牙行，頂峰時達到四、五十家，僅西沙河街日成交額最多就達七百五十萬斤，其中萬全新羊屯人武樸開的長盛公是最大的一家，日交易量可達30萬斤。張家口的斗牙行，從掌柜、帳房到斗牙子均由萬全人一手操辦。

到了1924年，外蒙古獨立。1929年中俄斷交，蒙古關閉了中國的所有商號，張庫大道被迫中斷，繁榮近三個世紀的張庫大道開始衰落。之后，軍閥割據，日寇蹂躪，戰火紛飛，百業凋零，橋東、橋西商業遭到嚴重摧殘和破壞。1946年國民黨占領張家口當年，便有824戶工商戶倒閉。張家口尚如此，萬全災難更重。民國十八年（1929年），小暑始雨，夏季山洪暴發，年景不滿三成，災荒奇重，萬全到口外逃生者達3000余人。“短褐不蔽體、糟糠不充腹，農無耕田、商無交易、工無可成，人皆失業，號寒啼饑，老幼轉于溝壑，少壯散于四方。”（41）

五、新中國：發展讓兩地在對接中融合

區域中心城

新中國成立后，張家口是河北省的一個地級市，萬全縣是張家口市管轄下的縣區之一。

1952年12月察哈爾省建制撤銷，察南、察北兩專區合并后稱張家口專區，劃歸河北省，萬全縣改屬張家口專區。1953年4月29日，翠屏庵村劃歸張家口市。1958年5月張家口市改屬張家口專區，同年10月16日，萬全與懷安合并，稱懷安縣，縣治柴溝堡。1959年5月撤銷張家口專區，所轄各縣劃歸張家口市。1960年4月28日將孔家莊公社所屬的許家莊、東辛莊、陳家堡、上營屯、下營屯、上營房、太師莊、東腰站堡和萬全公社的臭灘村（后改名清河）劃歸張家口市。1961年5月復置張家口專區，張家口市及所屬各縣隸屬之，12月25日又恢復了萬全縣，治所萬全城。1965年，張家口市將太師莊、上營屯、上營房、臭灘四個村交萬全縣管轄。1967年12月，張家口專區改稱張家口地區，轄張家口市，縣屬不變。1974年秋，又將臭灘劃入張家口市。1983年7月1日，萬全縣城由萬全城遷至孔家莊。1993年7月1日，張家口地、市合并，稱張家口市，萬全縣隸屬張家口市管轄。1995年5月9日，經國務院批準，張家口市正式對外開放。

1948年張家口二次解放后，被日偽、國民黨摧殘、枯萎了的工商業迅速恢復發展。1956年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被壓抑的生產力得到了解放，國家投資建設的91個大中項目使張家口市的面貌大為改觀。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全市國營、集體，個體商業發展迅猛，商業、飲食、服務網點發展呈現出勃勃生機。進入上世紀90年代，張家口充分發揮鄰近京津、工業基礎齊全扎實、礦產資源豐富的優勢，在發展上日新月異。1992年11月成立省級張家口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1995年5月9日，被列入對外開放地區，張家口迎來了第二次對外大開放，為大發展創造了條件。從2008年開始，陸續建設了西山、東山、南山和望山等產業集聚區，實現了產業集聚與產業提升。近幾年，按照“京冀晉蒙交界區域中心城市”發展定位，做大做強旅游服務、新型能源、裝備制造、食品加工四大主導產業，積極培育現代物流、電子信息、礦產品精深加工三大成長性產業。實施了歷史上投資最多、規模最大、力度最強的城建工程，年投入均在500億元以上，完成了清水河、洋河治理改造等重點工程，2011年成功創建國家園林城市。2011年張家口市全部財政收入完成179.3億元，是2000年的10.4倍。到2011年，高速公路通車里程達到730公里，居河北省首位，張家口機場、海關，張集、張唐鐵路的修建，以“大好河山”為品牌的文化旅游產業的全面發力，“春賞花、夏避暑、秋觀景、冬滑雪”的旅游產業格局的初步形成，使張家口的發展在藍天白云下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蓬勃活力。

萬張同城化

解放后到改革開放前，萬全縣的發展一直比較平穩、健康，但速度不快。1983年7月1日，縣城從萬全城遷至交通便捷的孔家莊，發展加快。改革開放后，萬全主動接受京、津、張帶動輻射，積極調整產業結構，建立起了較好的工農業基礎。從2007年起，率先在縣城與張家口市的結合部規劃建立了72.69平方公里的，成為張家口市經濟發展新的隆起帶。西山產業集聚區的建立，使萬張兩地實現了無縫對接，該區成為張家口市企業搬遷改造和外來企業重要的承載地，萬張兩地已在發展中集聚融合。集聚區已入駐企業百余家，總投資達285億元，2008年被批準為省級產業集聚區。2010年，又在縣道五賜線兩側規劃建立起省級萬全縣經濟開發區。2011年，圍繞“東部市產業集聚區、西部萬全經濟開發區、北部萬全衛城開發建設”品字形發展格局，積極發展“文化旅游、新型煤炭物流、裝備制造、農產品加工”四大產業。城市建設工程加速，實現了城西河景觀改造、集中供熱、供氣、污水處理、垃圾處理，城市框架全面拉開，城市功能明顯提升，城鎮面貌煥然一新。全縣城市化率由31%提高到44%，在全省136個縣(市)中居第18位。2011年，全部財政收入完成4.5億元，同比增長18.5%，是2000年的8.2倍。萬全縣進入了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

張家口是萬里長城數千雄關險隘中變化最大的關口，是長城沿線唯一一個由下級戍堡發展而成的地級市。時移世易，萬全和張家口歷經滄桑，互有領屬，在中原農耕與草原游牧相交融的獨特文化浸潤中，孕育出兩地人民粗獷豪放、誠實篤信、安于義理、厚重不遷的性格特質。鄉間炊煙暖，鄉音字字親，至今張家口橋西區、特別是堡子里的老居民說話仍然保持著萬全縣東部方言口音。

是明初的軍事斗爭催生了萬全與張家口，是明清兩代的蒙漢貿易成全造就了張家口。從1393年明確納入萬全右衛管轄，到1939年建市離開萬全縣，張家口就像一個孩子在萬全母親的懷抱中孕育、成長了546年，一朝長成，脫穎而出，成為京北一座名聲鵲起的中等城市。而母親萬全雖飽經滄桑，卻由于歷史的選擇沒有像張家口那樣發展壯大為一座城市，隨著“萬張同城化，建設張家口新區”戰略的實施，從古到今就緊密相連的萬全、張家口兩地正貼得越來越緊，同心合力，攜手創造新的歷史。

注釋：

（1）《萬全縣志》，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

（2）《萬全縣志》道光甲午重修

（3）《張家口歷史文化讀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年出版

（4）《萬全文史資料.第一輯》，1988年出版

（5）《萬全縣志》道光甲午重修

（6）《萬全縣志》道光甲午重修

（7）《隋書地理志》

（8）《策異錄》

（9）《大業雜記》

（10）劉振瑛著《品讀張家口堡》

（11）《張家口歷史文化讀本》

（12）《欽定續通典卷?一百三十四?州郡十四》

（13）劉振瑛著《品讀張家口堡》

（14）黎東方著《細說明朝》

（15）清·顧祖禹著《讀史方輿紀要?卷十八?北直九》（16）《西路志》

（17）明·劉孔印著《宣鎮圖說》

（18）清·顧祖禹著《讀史方輿紀要?卷十八?北直九》

（19）李建麗張亞平著《萬里長城》

（20）楊潤平作《宣府、萬全及長城九邊重鎮》

（21）《萬全縣志》道光甲午重修

（22）《元史·太祖本紀》

（23）《明史》

（24）楊時寧著《宣大山西三鎮圖說?卷一?張家口堡》

（25）《萬全縣志》道光甲午重修

（26）明·孫世芳著《宣府鎮志》

（27）清·王騭作《馬市圖序》

（28）楊時寧著《宣大山西三鎮圖說》

（29）祁美琴李立璞作《明后期清前期長城沿線民族貿易市場的生長及其變化》

（30）楊申茂作《明代長城軍堡形制與演變研究——以張家口堡為例》，本文刊于2012年《建筑學報學術論文專刊》第7期

（31）《萬全縣志》道光甲午重修

（32）宣府報戶部黃冊

（33）《萬全縣志》道光甲午重修

（34）《萬全縣志》乾隆七年

（35）匡熙民作《張家口游記》，手抄本，民國八年

（36）《萬全縣志》道光甲午重修

（37）《萬全縣志》乾隆七年

（38）《萬全文史資料·第一輯》，第150頁

（39）劉振瑛著《品讀張家口堡》

（40）《察哈爾省通志》

（41）《萬全縣志》民國二十二年

文章摘自新右衛萌新浪博客，圖片來源于張家口清水社區周中華老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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