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三項考古成果令人矚目?

河津固鎮宋金瓷窯航拍圖

記者從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了解到，2015—2016年度山西省重點考古項目成果在11月13日舉行的“山西2016年隋唐宋金重要考古專家會”上揭曉。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中心等的20多位專家共同見證了本年度山西三項考古項目成果。

晉陽古城遺址 —— 根據殘碑推斷為隋代晉陽宮城所在區域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晉陽古城遺址位于太原市晉源區，它經歷了春秋初建、北朝繁榮、唐代鼎盛，在宋初遭火焚水淹后塵封于地下，連續使用近1500年。在唐朝是與京都長安、東都洛陽齊名的北都。其中，晉陽宮城始建于東魏時期，后被毀，在隋大業三年又被重建。

此次，考古工作者在晉陽古城二號建筑基址群內發掘出兩組大型建筑基址。其中，西組建筑基址始建于唐，毀棄于宋初，整體布局保存基本完整。整組建筑由左右兩側房屋組成一個封閉的多進院落。建筑坐北朝南，中軸線左右布局，由道路、門道、三個庭院、十個殿堂和四處廊廡組成。

考古工作者在西組建筑基址上還出土了許多殘碑，內容有的涉及金剛經，有的有“迦殿”字樣。還有一塊重要的殘碑，上面刻有“隋之晉陽宮”的內容。另外，建筑基址周圍還出土有經幢殘段、精致的石雕建筑構件、日用瓷器、吻獸以及大量磚瓦等。

“從出土的遺跡及遺物可以推斷出這是一處佛寺遺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該考古項目負責人韓炳華說。

而在西組建筑以東100米，考古工作者發掘了東組建筑基址，共分三期。可以看出，最早在漢代人們在此地就有活動，到了魏晉十六國時，活動比較豐富，發現有大型窖穴及房址等遺跡，再到北朝時期建筑規模擴大，布局更加明確，發現院落中排水渠曲折回繞，水井修筑考究，礎石整齊劃一。

“以前我們在晉陽古城沒有發掘過唐以前的建筑基址，這是第一次清楚認識到晉陽古城從建城到毀城之間的變化。除了時代連續外，還說明這個地點非常重要，有可能是歷代宮城所在區域。”韓炳華說。

韓炳華表示，從不同地層的疊壓關系和重要的建筑遺跡，能反映出不同時代人們在這個地方活動過，說明該區域為晉陽古城城市中心區。再從“隋之晉陽宮”殘碑的發現，結合過去的考古成果和文獻資料，可以初步判定該地方為隋代晉陽宮城所在區域。

河津市固鎮村宋金瓷窯址 —— 發現制瓷作坊和瓷窯爐，填補山西地區無相關制瓷遺跡的空白

白釉印花纏枝牡丹紋碗（河津窯出土的文物）

河津窯位于山西省西南部，地處汾河與黃河匯流的三角洲地帶。北靠呂梁山，西臨黃河，南倚汾水，距河津市約7公里。有關河津窯的文獻記載相對較少，僅在個別明清文獻中略有提及。迄今為止在河津市共發現北午芹、古垛、固鎮和老窯頭四處瓷窯址，窯址的時代自北宋延續至清。

固鎮瓷窯址位于河津市樊村鎮固鎮村，地處呂梁山南麓、清澗沿岸，分北澗疙瘩、上八畝和下八畝三個地點進行發掘，共計發掘1039平方米，清理制瓷作坊4處、瓷窯爐4座、墓葬1座、水井1處、灰坑35個，出土數以萬計的瓷片、窯具，以及一定數量的陶器、銅錢、鐵器、骨器等，時代為宋金時期，以金代遺存為主。

制瓷作坊多為窯洞式，作坊底面遺存保存較完整，有澄泥池、沾漿缸、灶址、石磨盤、石臼等遺跡、遺物，涵蓋原料制備、制坯、晾坯等環節；瓷窯爐均為半倒焰式饅頭窯，由通風口、扇形單火膛、窯床及雙煙室組成，不同之處在于通風口的位置、窯床及煙室的結構及大小等。

素燒花口長頸瓶（河津窯出土的文物）

該項目領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王曉毅介紹：“河津窯出土可復原瓷器千余件，瓷器品類有粗白瓷、細白瓷、黑醬釉瓷及三彩瓷，器形有碗、盤、碟、罐、枕、盆、瓶、盒、器蓋等，裝飾工藝有白地黑畫花、剔花填黑彩、珍珠地劃花、黑地白繪花及印花，題材以詩詞、花草為主，紋樣層次分明，流暢活潑，技藝嫻熟。其中北澗疙瘩地點出土的北宋細白瓷，胎白而細密、堅致，釉色瑩潤，造型簡潔大方，可媲美定窯白瓷。通過對該地點瓷片標本的X熒光分析，顯示其燒成溫度可能極高，白度不遜于邢定鞏白瓷，代表了同時期較高的燒造水平。”

據了解，固鎮遺址發現的制瓷作坊及瓷窯爐，填補了山西地區無相關制瓷遺跡的空白，為研究宋金時期河津窯的制瓷流程、燒窯技術、裝燒方法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通過對金代瓷枕的對比，在美國、日本等地均發現有該窯同類產品，為國內外相關的瓷枕藏品及出土品找到了燒造出處，同時對研究河津窯的瓷器外銷有重要價值。

蒲州故城遺址 —— 一段夯土長城證實唐代蒲州城的存在

蒲津渡與蒲州故城遺址位于山西南部永濟市西三十里的蒲州鎮境內。遺址分為東、西兩城，東西長2.49千米，南北寬1.71千米，占地面積4.26平方千米。現有城墻整體保存較好，根據文獻記載及城墻解剖結果，地表現存城墻始建于宋金時期，明清沿用。

從2015年開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西城內西北部進行了大面積的發掘，發現一段夯土城墻。蒲州故城遺址新發現的城墻證實了唐代蒲州城的存在，其年代還可以上溯至北朝時期。

這段城墻位于地表1.5米以下，東西走向，長約130米，主體寬8-10米，自身厚度4-6米不等，夯筑質量高。考古發掘對夯土進行了完整的揭露和局部解剖：根據夯土的土質土色、夯層厚度、夯窩尺寸以及夯土結構形態等信息，確認夯土城墻從北向南可分為六部分。從北向南編號為夯1-夯6。根據城墻夯土的土色、出土遺物及夯土之間的疊壓關系，最早修筑城墻時利用了原有的生土高臺，將生土臺稍作修整后作為墻芯，再依次在生土臺的南側增筑夯3、夯4和夯5，形成城墻的主體。其中，夯3為城墻的原筑夯土，夯4、夯5為補筑、增筑形成,有規整坡面。此后在城墻北部增筑夯1、夯2，在城墻南部增筑夯6。夯1、夯2、夯6內出土白釉玉璧形足瓷碗殘片、蓮花紋瓦當、開元通寶等不晚于唐代遺物，夯3、夯4、夯5出土雙耳小口矮領陶罐，素面繩紋里板瓦、筒瓦等不晚于北朝遺物。

各部分夯土夯層、夯窩特征接近，疊壓打破關系明確，根據出土遺物判斷城墻始建于北朝，唐代沿用并進行了大規模的增筑，宋金時期該段墻體被廢棄，改為建筑基址使用。

這段城墻的發現為確定北朝至唐代蒲州城的位置、分布范圍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線索和依據，對進一步探尋北朝-唐代蒲州城的規制布局、探討蒲州城址的沿革、變遷以及蒲州故城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都具有重要意義。

作者：王媛

責編：牛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