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綏靖公署、行營、行轅等機構層出不窮，詳解其性質和級別
為了更好地說明這些機構，特別選擇了一個全部擔任過上述職務的三棲模特：桂系老大李宗仁，他先后出任過廣西綏靖公署主任、漢中行營主任、北平行營主任和北平行轅主任，基本上也是唯一一個掛滿全職的民國高級將領，包括期間的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是比較好的特例。
北平行營、行轅主任李宗仁
先說綏靖公署，全稱是某地“綏靖主任公署”，它的準確定義為“地方性軍政指揮機構”，并且分為抗戰前、抗戰后兩大類型，注意級別是不一樣的啊！抗日戰爭之前，早在1932年2月6日國民政府重建軍事委員會起，綏靖公署就陸續開始設立了，作為直屬軍委會的地方軍政統一領導機構，一般每省設立一個，情況特殊的地區（與紅軍作戰）則在兩省或者數省邊區設一個。
綏靖公署的主要職能是維護轄區治安，因此不僅可以指揮轄區內駐扎的正規軍、地方保安部隊，也有權控制轄區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活動，是特殊歷史時期“軍政一元化”的產物。李宗仁就是于1936年就任廣西綏靖公署主任，為什么這么晚呢？因為桂系之前一直在從事反蔣活動，直到“兩廣事變”和平解決后，雙方才達成妥協：桂系不再反蔣，老蔣承認桂系在廣西的統治地位，于是才加封了名正言順的職務。
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胡宗南
粗略統計一下，這一時期共設立了18個綏靖公署，比如廣東綏靖公署主任余漢謀、太原綏靖公署主任閻錫山、駐閩綏靖公署主任蔣鼎文、川康綏靖公署主任劉湘、豫鄂皖邊區綏靖公任衛立煌、滇黔綏靖公署主任龍云等等，所舉實例，基本涵蓋了某省、兩省、數省邊區或者以某市命名的情況，但是職能和權力是完全相同的。
而在抗日戰爭爆發后，這些綏靖公署要么被裁撤、要么被改組為“集團軍”編制，所以才說抗戰前后的級別不同。比如衛立煌的豫鄂皖綏署被改編為第14集團軍、劉建緒的浙閩贛皖邊區綏署改編為第10集團軍、張發奎的蘇浙邊區綏署改編為第8集團軍等等。然而在抗戰勝利以后，改制為綏靖公署的已經是“戰區”了，所以特別說明，抗戰前的綏署級別較低，只相當于集團軍建制，而抗戰勝利以后的綏署級別升格，基本由戰區改編而來。
西安、贛州行營主任顧祝同
比如胡宗南第一戰區改編為“西安綏靖公署”、閻錫山第二戰區改編為“太原綏靖公署”（名字沒變，級別升格了）、顧祝同第三戰區改編為“徐州綏靖公署”、劉峙第五戰區改編為“鄭州綏靖公署”、余漢謀第七戰區改編為“衢州綏靖公署”、傅作義第十二戰區改編為“張垣綏靖公署”等等，但是職權與抗戰之前沒有區別，仍然是軍政一把抓的機構。
行營則是一個純粹的軍事機構，是軍事委員會的特別派出單位，全稱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某地行營”，因為老蔣1932年復職以后，并沒有兼回“國民政府主席”一職，而是專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那么它的派出機構當然就是軍事單位。抗戰前第一個設立的是南昌行營，之后分別在武昌、重慶、西安等地分別設立，以高級將領充當“行營主任”，主抓幾省地區的軍事和作戰。
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
抗日戰爭爆發后，又在軍事委員會之下、戰區之上設置了若干行營，理論上可以督導幾個戰區的作戰行動，比如白崇禧的桂林行營即可協調第四、第九等戰區，而李宗仁從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升任的“漢中行營主任”，理論上則可以指揮第一和第五戰區的軍事行動，當然了，胡宗南和劉峙根本不聽他的，李宗仁等于被明升暗降奪去了兵權。
抗日戰爭勝利后，由于戰區已經改制，所以行營即可以指揮兩個以上的綏靖公署、以及綏靖區，李宗仁的漢中行營換了地方，在日軍投降后駐蹕北平，遂改稱“北平行營”。北平行營下轄傅作義的張垣綏靖公署和孫連仲的保定綏靖公署（第十一戰區改制），不過呢還是沒有什么實權，因為那倆綏署主任只是表面上聽招呼，實際都聽老蔣的。
太原綏靖公署主任閻錫山
重慶談判開始以后，軍事化色彩較濃的“行營”名稱有點不合時宜了，并且從1943年起老蔣已經重新做回國民政府主席職，所以1945年年底開始將行營改稱為“行轅”，它的全稱是“國民政府主席某地行轅”。所以行轅實際上是一個行政領導機構，李宗仁因此也就換了職務，盡管只差了一個字。
因為行轅之下有專門的軍事指揮機關，比如東北行轅就下轄杜聿明的“東北保安司令部”，北平行轅下面有“華北剿總”，再后來節節敗退之際，各行轅被裁撤，代以剿總和后來的軍政長官公署行使權力，這又成為了軍政兼管的戰時機構。
豫鄂皖綏署主任衛立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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