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平湖慈善業
在中國古代，慈善業被稱為“義行”或“義舉”，真正意義上的慈善業則興起于清代。本文就清代平湖慈善業的興起、主要類別、管理方式以及產生的社會原因，作一初探，就正于各位。
一、慈善業的興起、主要類型
平湖的慈善業興起于清康熙年間，最早的機構為建于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的育嬰會，而形成較大規模則在嘉慶、道光年間。清光緒版《平湖縣志》卷四《建置》下特增設“義產”一節，在題注中寫道：“按：舊志‘義產’散見各門，今溯嘉、道以后，漸次增置，數倍于前，特匯為一門，以見邑之好義者眾，而后此董其事者便于考證，得永保于勿替焉。”清代的慈善業可分為以下幾類：養老、收養棄嬰、接濟窮人、助葬、助學等。
養老的機構主要有普濟堂，創辦于嘉慶二十一年（1816），由邑紳吳嘉德、袁渤等倡辦。
收養棄嬰的機構主要有育嬰會、保嬰會、蘆川接嬰堂。育嬰會創辦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由平湖知縣董天眷、邑人翰林院編修高輿等倡辦，在縣城（以下在縣城者不再注明）；保嬰會創辦于同治十二年（1873），由知縣邢守道以及邑紳張中和、朱慎修、張濟美等創辦，作為育嬰會之補充；同年，在新倉鎮設立蘆川接嬰堂，皆本地人捐建。
接濟窮人的機構主要有同善會、生生集。同善會創辦于乾隆七年（1742），由邑紳劉大業、顧溶、張時行等倡辦；生生集創辦于同治年間，由邑人陸師郊等倡辦。
助葬的機構主要有永安局、行便集、同仁堂、廣仁堂、樂善堂。永安局創辦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由邑紳鮑東璇、黃鳳等倡辦，幫助埋葬靈柩久停因貧困而無力下葬的窮人，使死人“永得安寧”，故稱“永安局”；行便集創辦于咸豐四年（1854），由邑紳徐元鐘等倡辦，窮困人家有人去世，多有無錢購買棺材以入殮者，行便集以棺材原價之2~3折出售，并允許其賒賬，以幫助遭遇不幸的窮人家得以完成喪事，故稱“行便”；同仁堂創辦于嘉慶六年（1801），由里人劉嘉瑞等倡辦，在乍浦，專門作為施放棺木公所；廣仁堂在乍浦，創辦于道光元年（1821），由邑紳劉潮、路守管等倡辦，作為掩埋客死乍浦的商人的掩埋公所。后又在全公亭鎮設立分局；樂善堂創辦于咸豐二年（1852），由邑人顧銘、沈寶篆、時元烈等倡辦，性質與廣仁堂相似，以收埋暴露尸骨為主。
助學的機構主要有登瀛局、學田等。登瀛局創辦于咸豐七年（1857），由邑紳胡良佐、胡良俊兄弟兩人倡辦，專門為支助縣內諸生（即秀才）及貢監生應本省鄉試（即考舉人）而設；光緒七年（1881），舉人葉廉鍔等稟請嘉興府衙門，請于現辦茶捐內提四成作為貧寒舉人之公車費（舉人赴京參加會試，又稱“登公車”）。學田包括二類：一為學宮（即縣學）田，用于支助貧困諸生，多為官辦；二為書院田、義塾田，用于支助在學肄業之貧困學生，多為私人捐辦。平湖最早的學院田為創辦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的觀海書院田，但規模甚小；當湖學院田置辦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為監生張誠獨力捐置。同治、光緒年間，縣內又先后創辦了九峰書院田（由舉人張天翔等捐）、蘆川書院田（由知縣明德暨邑人徐步瀛等捐）、新溪書院田（里人沈玉書等捐）、全公亭義塾田（邑人俞范氏捐）。
二、慈善業的管理方式
慈善機構多為公益機構，一旦形成一定規模后，如果沒有嚴格的管理制度，極難維持長久；而且，有些“義產”為一個家族或一人所捐，極易混同“族產”。如登瀛局為邑紳胡良佐、胡良俊兄弟捐建、捐辦，他們的后人胡乃樑、胡乃槐及胡澧等又共同捐獻了局基，并且主持登瀛局的管理，為了不使胡家后人將“局產”視為“族產”，特請貢生馬樹業等共同議定了局規，規定“嗣后局務概請邑中公正紳董經理，胡姓不得自管，亦不得移家入局。”[2]所以，平湖幾乎所有的慈善機構都訂有條規，嚴格按規章操作。
下面對育嬰堂、同善會、當湖學院義田三個條規作一簡要介紹，從中可以看出平湖慈善機構的管理方式。
育嬰堂的條規初訂于雍正初年（約1723），至光緒八年（1882），對原有條規進行了修改完善。堂規主要以下幾條：一、在堂司事者必須是好善之人，除了司賬（即賬目管理）外，其余一概不付薪水；二、每年8月初進行交接，由原司歲（即主管）將賬目、錢物等悉數移交給新司歲；三、在堂司賬必須選擇老成之人，并須2人作保，在堂司事可以隨時稽查；四、司賬于每月底須將本月之賬目列清，一份報縣府備查，一份張貼在堂前大門，一份保存堂內。每年交接之時，將所有賬目匯編成《征信錄》。如果司賬不能按時月報及匯編《征信錄》，立即辭退。
同善會之條規初訂于乾隆十九年（1774），三十九年對條規進行了完善。會規主要下列幾條：一、擇司歲。會內設司歲、司收、司給、司訪等司事職，由司歲總其事。司歲一年一換，必須謹慎選擇，其余職事，由司歲推舉；二、核給助。資助對象分為三類：凡男子素有文行而屢困考場者，婦女必青年守節、白首完貞及舊族名門謹守閨訓者，給上助，每季給銀9錢。凡男子中清白良民、年老極貧者，婦女必窮苦守節、年老無依者，又有清白人家、身有殘疾、饑寒難度者，給中助，每季給銀7錢。凡男子從無犯罪、貧老廢疾、無從謀生者，婦女中老寡貧病、素無非議者，給下助，每季給銀5錢。凡孽由自作者、有依靠者及別處流落至此者，一概不予救助。三、嚴收放。會內資產之收、支分列賬目，按季編制《征信錄》。至新舊交接之時，將全年收支再造賬目，于所有項目之下均開列清楚，如現存田若干畝，所處位置，租戶為誰；如存入典鋪之銀錢，總數多少，存在哪個典鋪，本金多少，利息多少。
當湖書院義田條規訂立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共有下列幾條：一、清戶管。義田之清冊必須詳細登記清楚，交給司歲掌管，以杜絕今后盜賣盜買；二、重經理。設司歲一名，輪年更換；三、絕挪移。義田租息所入只供寒士之膏火錢，一切公事概不借用；四、籌賦稅。司歲必須按期交納賦稅，如遇荒年，停供半年膏火；五、定課額。每年正月，由知縣主持考核，取定正課生員、童生（初定生員20人，童生30人），每人每年給錢五兩。另自每年2月起至11月，取附課生員、童生100人，在書院肄業，不給膏火。正課生員、童生三次不到，于附課內挨次頂補；六、嚴試程。每月于月初、月中兩次考試，知縣親至院中出題考試；七、備修葺。如遇山長（即院長）不到，書院暫停1~2月課，利用積蓄對書院進行整修。
根據以上三個條規，從中可以了解到清代平湖慈善機構的管理方式。一、機構的日常管理一般設司歲（即總管）1人，掌管機構財物，另有多名輔助人員，名稱繁多，如司月、司旬、司勸、司察、司醫、司收、司給、司訪等。司歲一般需共同推舉，必選家庭富裕、品行端正、樂善好施之人，其余職位一般由司歲推舉。無論是司歲，還是其他職位，皆屬義務，均不領薪水。司歲一年進行一次交接。另設司賬一人，必須選擇老成之人，領取一定薪水。二、財務公開。司賬按月（季）將賬目列清，一份報縣府備查，一份張貼公示，一份保存。至司歲交接的時候，將所有賬目匯編成《征信錄》。
三、慈善業興盛的社會原因
平湖慈善業的得以興盛，我認為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平湖經濟的繁榮。到了康熙后期，經過幾十年的經濟復蘇，使平湖的經濟有了一定的發展。平湖地處江南，水網密布，自然條件優越，農業發達。特別是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后，清政府重開海禁，允許通市貿易，乍浦逐漸成為浙西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使平湖的經濟到了清中期成為歷史上最為繁榮的時期。經濟的繁榮，必然涌現一大批擁有大量資產的地主、商人，而其中一些鄉紳樂于惠及鄉梓，興辦慈善事業。這是平湖慈善業興起的經濟條件。
（二）平湖多好善之士。知縣在劉肇紳《普濟堂序略》寫到：“夫普濟堂之設，自京師及各省會而外，其他郡邑蓋不數數，覯今平湖以百里之區，亦能創此善舉，具見邑之樂善好施踴躍從事者有古仁人風，是守土者之幸也。”[3]（同上）平湖的慈善家最為特出有以下幾位：候選布政使經歷胡良佐、候選同知胡良俊兄弟兩人捐地900余畝，創辦登瀛局。候選州同知屈天成，一生慷慨好義，樂于為善，曾先后捐資建石橋18座、重修學宮；捐銀1000兩，資助同善會；饑荒之年，出谷平糶，設粥于路，周濟貧困，被稱為“仁人君子”。太學生張誠捐田166畝，作為當湖書院義田。鄉紳黃鳳樂善好施，曾修葺文廟，恢復放生湖，創永安局以賑貧乏，建普濟堂以收養孤老，設思源書塾以教育貧家子弟，前后捐資不下萬金；黃鳳著有《當湖五事紀略》，專門記載平湖幾項慈善業。
（三）平湖多樂于奉獻慈善業的義士。上文提到，在慈善機構供職的管理人員都不領薪水，但他們樂于奉獻，為平湖的慈善事業奔走操勞，苦心經營。生員沈瑜，家中并不很富裕，但樂于周急濟困，篤行不倦。育嬰堂剛創辦時，庶事草創，規模不大，經費也不充裕，每年所收遺嬰皆送蘇州就育。沈瑜慨然以實心奉行作為己任，偕同道之士朱弓錫、周維瀚、過鰲三人設法勸捐，里人被他們的真誠所感動，爭相樂輸。沈瑜苦心擘畫十六年，使育嬰堂規制詳備，堂產達到二百畝，活嬰無算，而他竟因勞累而卒；又如義士陳佩蓮，輕財好義，遇事敢為。道光二十年（1820），平湖發大水，發生饑荒，陳佩蓮倡議勸捐賑濟，活者萬計，事跡上報后，清政府頒“樂善好施”匾額。平湖的萬程橋將圮，戶部侍郎徐士芬倡議重建，未成而卒。陳佩蓮廣為勸募，逾年工竣。其他如夏施藥，冬施衣，備水龍以御火災，開河道以防水患，莫不躬親督率，任怨任勞。由于平湖有一批如沈瑜、陳佩蓮一樣的義士，慈善業的規模得以不斷擴大，資產不斷增加，使更多的貧困百姓受益。如育嬰堂于康熙年間剛辦時，資產十分有限，自己無力養育，只能轉送蘇州。發展到雍正末年，共有田地421畝，市房29間。到嘉慶初年，已積余錢1120千文，分存于縣城7個典鋪，以利息作為育嬰乳資；創辦于乾隆七年的同善會，發展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共在田地216畝，市房22間半，積有銀洋700兩、制錢27335千文。
（四）清政府的大力提倡。清代的慈善機構雖非官辦，但清政府為了穩定社會，鼓勵民間創辦慈善業。如邑紳路守管在創辦廣仁堂時提到：“道光元年，伏讀恩詔，內有地方官擇隙地多設義冢、收埋無主暴露棺骨一條。”[4]平湖許多慈善機構的創辦也與許多地方官有密切關系。育嬰堂為知縣董天眷首倡，后來知縣林緒光續捐田地。又如知縣王瑋、明德先后捐田作為義學田、蘆川書院田，知縣劉肇紳捐廉俸給普濟堂和廣仁堂。但地方官員所捐十分有限，大多起一種倡導作用。
（五）有嚴格的管理制度。此在上文已經提到，不再贅述。
總上所述，在清代中后期，平湖的經濟達到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繁榮，特別是海外貿易的發達，一些現代工商制度開始產生，出現了一個處于國家與百姓之間的中間階層——紳士階層，他們或是退休（或閑居）的官員，或是擁有較多資產的地主或商人。他們中一些人樂善好施，急公好義，成為承擔清政府無力操辦的慈善業的承辦人。慈善業作為一項新興的事業，也是一項公益事業，在其管理上，必然不同于傳統的土地經營，創辦（管理）者借鑒了一些股份制工商業的運作方式，加強管理，透明辦事，實行嚴格的財務制度，使它成為一項“長命”的事業。改革開放后，特別近年來，各種慈善業日趨興盛，但過多的政府介入，使其資金運作有“暗箱”操作之嫌。清代的慈善業管理制度至今仍有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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