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英德：“造物不自以為功” ——讀蘇軾《喜雨亭記》隨感丨
“造物不自以為功”
——讀蘇軾《喜雨亭記》隨感
文/郭英德
蘇軾（1037—1101）的《喜雨亭記》（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349—350頁），寫于北宋仁宗嘉祐七年（1602）三月下旬。這年他二十六歲，任大理評事，簽書判鳳翔府公事，協理知府處理日常事務。 在這篇筆調流麗輕靈的文章背后，有一樁饒有趣味的求雨故事。
從嘉祐六年（1601）九月開始，鳳翔周邊除了飄過一些微雪，好幾個月沒正經下雪了。轉過年來，入春一個月了也不下雨。土地干枯，旱情嚴重，農人憂心如焚，擔心再不下雨的話，莊稼必然顆粒無收，盜賊難免興風作浪。人們束手無策，唯有遵循習俗，祭禱神靈，祈求降雨。而求雨本來就是地方官的職責，蘇軾自然當仁不讓。何況舞文弄墨自是文人的本分，更是蘇軾的特長。他寫了一篇文情并茂的祈雨文，準備呈遞神靈。
鳳翔府在今天陜西寶雞市一帶，南臨渭水。渭水以南是秦嶺，秦嶺最高的山峰是太白山，地處郿縣。太白山上有一座上清宮，宮前有池塘，禱雨取水，多有靈應。父老傳說，“太白山至靈，自昔有禱無不應”（《東坡志林》卷三“太白山舊封公爵”條，北京：中華書局，1981，第56頁）。三月初七，蘇軾不辭辛勞，親自登上太白山，在上清宮前高聲朗誦祝文，祈求山神普降甘霖，“上以無負圣天子之意，下亦無失愚夫小民之望”（《蘇軾文集》卷六二《鳳翔太白山祈雨祝文》，第1914頁）。
果然三月初八下雨了，十七日又下了一場雨，但是雨太小，遠遠不足以解救旱情。蘇軾咨詢當地人，說是太白山神在唐朝時封為“神應公”，到宋朝卻降為“濟民侯”，山神可能鬧情緒，不太靈驗了（《東坡志林》卷三“太白山舊封公爵”條）。于是蘇軾立刻代太守宋選向皇帝草擬一份奏狀，請封山神“明應公”（《蘇軾文集》卷三七《代宋選奏啟封太白山神狀》，第1061頁；卷六二《告封太白山明應公祝文》，第1914頁）。隨后又特派使者，前往上清宮敬告山神，并且恭恭敬敬地從宮前池塘里取回一盆“龍水”。蘇軾還特地寫了《迎送神詞》一篇五章（《蘇軾詩集》卷四《太白詞（并敘）》，北京：中華書局，1982，第152頁）。
二十日早晨，蘇軾與太守宋選齋戒沐浴，到郊外迎接“龍水”，并舉行祈雨儀式。數以千計的百姓聚集觀看，宋太守當眾宣讀蘇軾撰寫的《禱龍水祝文》，說：“府主舍人，存心為國，俯念輿民。燃香靄以禱祈，對龍湫而懇望。優愿明靈敷感，使雨澤以旁滋；圣化薦臻，致田疇之益濟。”（《蘇軾文集》卷六二，第1912-1913頁）一時天空漸漸烏云密布，但是還不見雨點兒。蘇軾又陪宋太守到鳳翔城的真興寺禱告（《蘇軾詩集》卷三《真興寺閣禱雨》，第140頁）。 果然天從人愿，狂風忽起，暴雨驟降，而且連下三天。枯萎的莊稼舒展挺拔，頓時充滿了勃勃生機（《代宋選奏啟封太白山神狀》，第1061頁；《蘇軾文集》卷七二《太白山神》，第2307頁）。
喜雨沛然，豐收在望，鳳翔百姓無不歡呼雀躍，“官吏相與慶于庭，商賈相與歌于市，農夫相與抃于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這年年初，蘇軾在官舍附近起造一座庭園，作為公事之余的休息之所，南有水池，北有亭子，樹木環繞著流水，景色格外雅致。 這時他新建的亭子剛好修成，蘇軾便將這座亭子命名為“喜雨亭”，并欣然命筆，撰寫了《喜雨亭記》。
《喜雨亭記》依次敘寫建亭的經過、下雨的過程、喜雨的情狀和慶賀的場景，最后以這么一篇歌詞，曲終奏雅：
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
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為粟。
一雨三日，繄誰之力？
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
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
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這篇歡快的歌詞有兩層意思，值得我們細細品味。
歌詞的第一層意思，說的是“西民之所恃以為生者，麥禾而已”（《鳳翔太白山祈雨祝文》，第1913頁），而“天”恰恰善體人意，既沒有“雨珠”，也沒有“雨玉”，而是“雨麥”，為濟民饑而賜之以麥。在傳統的農耕社會里，對于百姓而言，真正的財富不是金錢珍寶而是糧食，只有豐衣足食，才能安居樂業。在這里，蘇軾化用了東漢劉陶《改鑄大錢議》的文意，劉陶寫道：“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墻之內也。”（《后漢書·劉陶傳》）但是劉陶的原文卻“不如東坡辭婉意明，所謂出藍更青者也”（孫奕《履齋示兒編》卷七“祖意而勝”條，《叢書集成初編》本，第62-63頁）。
這年春天的求雨得雨，是有先兆的。蘇軾在文章中記載道：“是歲之春，雨麥于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雨麥”的意思是天上落下麥子。麥子自天而降，這可是異常的天象。古人以為天象與人事密切相關，發生氣候異象時就必須占卜，以測吉兇禍福。“雨麥”之后占卜為“有年”，即“豐年”，莊稼有好收成，這當然是“吉兆”。
早在戰國時，人們就有“神農之時，天雨粟”的傳說（清馬骕《繹史》卷四引《周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如果說這還僅僅是農耕起源的神話，那么漢人就多次記載了“雨粟”、“雨谷”的自然現象，并且還有“天雨谷，歲大熟”的占卜之說（《藝文類聚》卷八五《百谷部》引西以京房《易逆刺》）。蘇軾記載的“雨麥”之事，有時間、地點和事件，敘事相當完整。雖然我們無法判斷這一記載究竟是不是蘇軾親眼所見的“實錄”，也無法知曉占卜的主角是不是蘇軾，但是我們至少可以斷定， 飽讀經史、浸染傳統的蘇軾，內心中是愿意相信“雨麥”之事的，更愿意相信“雨麥”是祈雨成功的先兆（參看盧曉麗《蘇軾〈喜雨亭記〉“雨麥”釋義及內涵辨析》，《語文月刊》2014年第6期）。
所以，蘇軾特意在文章中記載“雨麥于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無疑是“有意為之”的。他要借此明確地說明：“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以樂于此亭者，皆雨之賜也。”上天不會遺棄下土的百姓，為了避免“無麥無禾，歲且薦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預先就以“雨麥”的天象昭示“有年”，給百姓帶來恩惠和歡樂。
但是蘇軾心里非常明白，即使真的有“天人感應”，也并非被動的，而是主動的，歸根結底是“人心”感動“天意”。于是他不禁設問：“一雨三日，繄誰之力？”一連下了三天的喜雨，是誰有如此這般的“神力”呢？這就引出了這篇歌詞的第二層意思。
因為百姓親眼看到宋太守、蘇簽判一而再、再而三地虔誠祈禱，為民請命，所以他們說，“一雨三日”是太守、簽判的“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但是，區區太守、簽判，怎么敢如此居功自傲呢？所以他們稱說：普降喜雨應歸功于皇帝。
在皇權時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小雅·北山》）更何況古人認為皇帝乃受天命而有天下，尊稱為“天子”，原本就是“天”在人間的化身，是“天下之主”。所有臣民的功勞、自然的祥瑞，都應歸于“天皇圣明”，這是理所當然的事。但是蘇軾筆鋒一轉，斬釘截鐵地寫道：“歸之天子，天子曰‘不’。” 真正“圣明”的皇帝，是不會將臣民的功勞、自然的祥瑞歸于自己的。他會明確地回答：“否！”——這不是我的功勞。
那么，能不能將喜降甘霖的功勞歸于“造物”，即一種創造、主宰萬物的力量呢？蘇軾卻替“造物”回答說：“造物不自以為功”。“造物”并不認為“一日三雨”是自己的功勞， 于是只能“歸之于太空”——即“天”。這應該是蘇軾的“終極思考”了，因為他說過：“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
蘇軾既否定了官吏的“德行”、皇帝的“圣明”具有感動上蒼的力量，也否定了“造物”具有呼風喚雨、護佑眾生的功能。他認為，降雨之功，與太守無關，與天子無關，甚至與造物無關，而應“歸之于太空”，是上天對人們的眷顧和恩賜。 蘇軾這種“推功讓德”的思想自有來歷，大抵取義于《禮記·祭義》：“天子有善，讓德于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于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只不過《禮記》是從天到士庶人順著說，而蘇軾則是從太守到“太空”倒著說。
但是頗有深意的是，蘇軾說到“歸之于太空”的時候，偏偏又宕開一筆，說“太空冥冥”，天是高遠渺茫，難以著實的。蒼天虛無飄渺，雖然看得見，但是有誰可以夠得著它，又有誰可以把握住它呢？人們又憑借什么去“感恩”上天呢？既然“一日三雨”的“神力”最終無所歸屬，是“不可得而名”的，那還不如腳踏實地地用“喜雨”來命名我的亭子吧。 因為這座亭子是老百姓一磚一瓦修建而成的，也是“官”和“民”休戚與共的見證。還有什么比“與民同樂”更可忻喜的事情呢？
文章以“喜雨”命亭作結，戛然而止，堪稱匠心獨運。這既是曲終奏雅，照應“喜雨亭記”的題目，也是由小及大，推出如此精深的道理：“人人不自有其善，天下于是大善，而豈區區焉，斤斤焉，飾貌矜情，以諧媚君父，矯誣上天云爾哉？”（《唐宋文醇》卷四四評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不過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追問，如此“棄虛”而“務實”的蘇軾，為什么明明知曉“太空冥冥”，天是虛無飄渺的，為了求雨，還是一會兒撰寫祝文，一會兒撰寫狀文，一會兒撰寫禱詞，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神靈傾訴，向上天祈禱呢？他是真心相信天有主宰人事的功能，還是雖然心存疑忌，卻不得不“隨鄉入俗”、“逢場作戲”呢？
其實古人早就說過：“心誠則靈”。只要人的心意足夠虔誠，只管祈禱就對了，不管借助何方神靈向上天祈禱，上天最終都是可以顯出靈驗的。 所以關鍵不在于選擇何方神靈，更不在于揣測上天是否通曉人意而決定是否祈禱，而在于人們是否采取了祈禱的行為，是否真心地祈禱，或者說祈禱時心意是否足夠虔誠。
這種虔誠的心意，對地方官來說，就是關心民生，為民謀利，與民同憂同樂，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為百姓之欲為，“救一時之急，解朝夕之患”（《蘇軾文集》卷四八《上韓魏公論場務書》，第1393頁）。蘇軾說：“早歲便懷齊物志，微官敢有濟時心。”（《蘇軾詩集》卷六《次韻柳子玉過陳絕糧二首》其二，第274頁）他認為，出仕為官，應“以及民為心，而慚尸祿”（《蘇軾文集》卷二四《謝除兩職守禮部尚書表》之二，第701頁）。蘇軾稱頌太守宋選修葺驛站，急生民之所急，就曾引用《詩經》“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的詩句，解釋說：“所貴乎豈弟者，豈非以其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歟？”（《鳳鳴驛記》，第375-376頁）敢于擔當，勇于任事，這本來就應該是地方官的本分。
所以，當亢旱之年，百姓信奉祈禱，地方官怎么能不為其所欲為，而且盡心盡力地為其所欲為呢？蘇軾借助于為亭子命名“喜雨”，無疑是要清楚地表達：如果“彌月不雨”，官吏卻毫不作為，不去祈禱降雨，任憑旱情發展，則“無麥無禾，歲且薦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于此亭，其可得耶！”而今地方官為百姓所欲為，一而再、再而三地虔誠祈禱，方能感動上蒼，使“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以樂于此亭者，皆雨之賜也”。正是有見于此，林云銘評此文道：“不但舍雨之外無可名此亭，亦舍亭之外無可名此雨”，“語語為民，便覺闊大”（林云銘《古文析義》卷十三評語）余誠評此文道：“就一座私亭，寫出絕大關系，伴憂樂同民之意，隱然言外，而又毫不著跡。立言最為有體。”（余城《重訂古文釋義新編》卷八）
天災源于人禍，天祥本于人福。天災之所以發生、之所以蔓延，是因為人們不為所應為，甚至為所不應為。 如果人們對天存一份敬畏之心，對民存一份仁愛之意，盡心盡力地為所應為，不為所不應為，天災要么不至發生，要么一旦發生也會轉危為安。宋太守、蘇簽判遵從民意，虔誠祈禱，終究使鳳翔一地從“彌月不雨”變為“一雨三日”，這就是明證。
由此可見，在蘇軾看來，“雨麥于岐山之陽”的吉兆之所以能夠成為天降喜雨的現實，雖非人力可為，卻為人心可期，最終應該歸功于人們虔誠的祈禱——不僅是宋太守、蘇簽判采取的虔誠祈禱的行為，也不僅是他們撰寫的虔誠祈禱的祝文， 而是他們內心中始終葆有的那份“當仁不讓”、“與民同樂”的真心誠意。這正是蘇軾一生秉持的信念和操守，晚年他還稱道友人李常，并以此自勵，說：“兄雖懷坎壈于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蘇軾文集》卷五一《與李公擇》之十一，第1500頁）
“憂樂同民”是一種儒家意旨，正如孟子所說的：“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鱉。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孟子·梁惠王上》）“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孟子·梁惠王下》）蘇軾一生善學孟子，對孟子“憂樂同民”的思想領悟極深，因此始終堅持“以民為重”的人生信念（四川大學中文系唐宋文學研究室編《蘇軾資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1994，第36頁）。
“憂樂同民”還是一種圣人情懷，所以《喜雨亭記》開頭就寫道：“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周公得到周成王賞賜的稻禾，便用“嘉禾”作為他文章的篇名；漢武帝在汾水上得到寶鼎，便改年號為“元鼎”；魯文公派遣叔孫得臣率兵，打敗北狄軍，俘獲北狄國君僑如，便把兒子宣伯命名為僑如。蘇軾的喜雨而名亭，正可與周公、漢武、叔孫得臣相媲美。
無論是儒家意旨還是圣人情懷，“憂樂同民”傳達的是這樣的政治智慧：“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孟子·離婁上》）蘇軾認為：“民者，天下之本。”（《蘇軾文集》卷九《策別訓兵旅二》，第277頁）在傳統的觀念中， “天”不僅僅是一種自然的“造物主”，而且也是一種主體的顯現物，是“民”的化身，這就是古人所說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萬章上》引《尚書·泰誓》語）因此，“得其民”而且“得其心”，不僅就能得到“天”的庇護而降祥福，而且這本身就是“天心”、“天意”的客觀顯現。
“喜雨”之事雖小，其中含蘊的意思卻大。古人以為，蘇軾為文，善于“小題從大處起議論”（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蘇文忠公文鈔》卷二四引唐順之評蘇軾《仁宗皇帝飛白御書記》語），良有以也！
-全文完-
原文刊于《文史知識》2020年06期
作者簡介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長期從事中國古代文學、中國古典文獻學、中國文學學術史、中國古代戲曲學、中國古代散文史等領域的研究，先后出版學術專著近三十部，論文近三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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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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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編輯
楊惠茹 馮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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