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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朔知先生談“安徽的史前時期”——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2017年度田野考古交流會系列講座(五)

        山東文物考古研究院2017年度田野考古交流會舉辦期間,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朔知先生受邀來我單位做學術報告。1月26日晚,他以《安徽的史前時期——被邊緣化的歷程》為題開展講座,講座由孫波副院長主持,全體業務人員參加。

        朔知先生首先從基本概念、歷史上的行政劃分、古地理及其變化、考古上的區系類型研究成果等方面介紹了安徽的基本情況。根據安徽省自然地理狀況將其分為三個區域,分別為面向黃淮的廣闊平原、山與平原相間的皖江流域、偏居山區的新安江流域。隨后他從選址特點、遺址密度特點、時代特點、文化分區、聚落興衰等幾個方面簡要介紹了安徽省新石器時代的總體特點。

        講座的重點是分時間段、分區域對安徽省新石器時代的文化譜系作詳細梳理。

        距今8000年左右,安徽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在淮北初興,代表為小山口一期文化、古臺寺一期文化。總體看來,此時淮北地區與周邊區域保持相近的步伐,在淮系文化的發展史中具有自身的地位,并有一定的地域特色。而皖江兩岸則未能與長江中游、下游保持相近步伐。

        距今7000年左右,安徽新石器時代的文化格局表現為江起淮興,即皖江流域開始興起、淮北區域趨向興盛。代表性遺址有沿淮地區的蚌埠雙墩遺址濉溪石山子遺址(第二期文化)、淮南小孫崗遺址,以及皖江流域的繁昌繆墩遺址。

        距今6000年左右,安徽的文化格局可概括為“江、淮同進”。淮北及沿淮區域的代表性遺址有石山孜遺址(第三期文化)、硤山口遺址,以及雙墩和侯家寨遺址的一部分等。皖江兩岸的發現主要是調查材料,文化面貌更接近太湖流域。總體看來,此期安徽境內南、北文化特點差異明顯,分別趨同于鄰近文化,似是經過了不同母胎的發育后分別發展起來。

        距今6000-4000年間,是中國史前文化的劇烈震蕩期,整個中國東部也邁開了文化統一的關鍵一步,但各地的震蕩方式并不相同。若從較大范圍看,整個東南部的淮河中下游與長江下游,作為這一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形成了兩種不同模式——融淮、并江。

        在淮北和沿淮地區,距今5800年左右出現“南北犬牙”的特點,此時文化傳播比較繁盛、南北交流頻繁,代表性遺址有雙古堆遺址、侯家寨遺址上層、后鐵營遺址、扁擔崗遺址下層、紅墩寺遺址一期等。從整體文化特點上看,淮北區域受海岱地區文化影響較重,淮南區域則更多受到寧鎮太湖區域文化的影響。

        在距今5500年-5000年期間,淮北和沿淮區域體現出“北進南退”的特點,整體文化面貌更接近于大汶口文化,基本不見長江下游的因素。代表性遺址有亳州富莊遺址、蕭縣金寨遺址

        距今5000年以后,整個淮北和沿淮地區慢慢進入“全域一統”的狀態,大汶口晚期文化強勢南下使得該區域在兼具本土特點的基礎上統一趨勢增強。代表性遺址為蒙城尉遲寺遺址。

        距今4300年左右,整個淮北和沿淮地區聚落分化明顯,出現城址。從文化面貌上看,本區域統一趨勢增強,南方因素進一步減少,北方典型龍山文化的影響減弱,淮河流域本土因素進一步強化和擴展。代表性遺址有固鎮垓下遺址、蚌埠禹會遺址、宿州蘆城孜遺址等。

        到距今4000年左右,中原對淮北地區的輻射力度逐步增強,從整體文化面貌上看,全域更進一步融合,與淮河上游接近。

        至此,淮河以北及沿淮區域經過漫長的過程已逐漸融為一體。總體上“融淮”的過程有兩大步,第一步是大汶口文化的形成與南下。自大汶口文化形成之始,便開始了文化南下過程,淮河中游大片區域受到影響,但與此同時南方的北陰陽營文化、崧澤早期文化也試圖往北發展。從大汶口文化中期開始,南下的影響持續增強,淮河流域的融合速度加快。“融淮”的第二步是大汶口晚期的南擴與西進,這是融淮過程的關鍵時期,整個淮河中下游已全部籠罩在大汶口文化之下,表現為一種群體內部逐步融合的形態,形成了一個略有區域差異的文化共同體,以“尉遲寺類型”為代表。

        皖江流域的文化發展則有著不同的道路。作為長江中游和下游三角洲之間的交通走廊,歷史上人口遷移和變動頻繁、來源多樣,文化上總是處于一種動態多變的狀態,難以形成統一、持久的區域文化。朔知先生近十年來一直致力于皖江兩岸的考古研究,形成了深刻獨到的見解。

        距今5800年左右,皖江東、西兩端的文化體系開始初步形成。東部的文化面貌總體與太湖、寧鎮相近,代表性遺址有含山韋崗遺址、肥西古埂遺址等。西部出現了黃鱔嘴文化,代表性遺址有宿松黃鱔嘴遺址懷寧孫家城遺址一期等。

        距今5500年左右是皖江流域走近文明的階段,表現為三個特點:一是聚落密度的增加,出現了以凌家灘遺址為代表的聚落中心;二是大型墓地出現,生、死兩界的區分明顯;三是玉石器的大量使用。這一文明化的進程在凌家灘遺址表現的最為明顯。凌家灘遺址選址于裕溪河北岸,呈長條狀分布,聚落中包括內外壕溝、祭壇、貴族墓地、大型建筑區、房址與居住區等,總面積達110-140萬平方米。凌家灘遺址中出土的玉器在同時代文化中十分突出,種類超過30種,不僅用料豐富,而且制作工藝發達。與此同時的皖江西部地區,玉石工業尚不發達,仍以陶器為主,代表性遺址有懷寧孫家城遺址二期。

        至距今5300年左右,朔知先生將其概括為“玉石分野”的階段,他引用嚴文明先生在《凌家灘·序言》中的觀點“在凌家灘之后,文化發展的重心可能有所轉移”,指出凌家灘的玉石器工藝分別在地域上形成了分野,向東南方向傳播至良渚文化中形成“以玉為尊、以石為輔”,向西南傳播至薛家崗文化中形成“以石為主、以玉為輔”的特色。相比于皖江東部的衰落狀態,皖江西部的薛家崗文化逐步興起,此時到薛家崗文化晚期階段,已取代了凌家灘的中心地位,玉、石器制作迅速崛起,特別是石器制作成為長江下游的代表。

        至距今4600年左右,整個皖江兩岸出現了一種跌宕起伏的狀態,整體看文化交流的趨勢以南、北向交流為主,而長江中、下游之間的文化交流日趨減少。皖江西部區域興起了張四墩文化,以懷寧孫家城遺址為代表的城址開始出現。皖江東部區域的發現較少,文化面貌不甚清晰,總體看來與張四墩文化有相似性,但受良渚文化因素的影響可能偏多。

        到距今4300年左右,皖江西部區域再次衰落,而皖江東部再次崛起,常見于黃淮地區的文化特征在本地大量出現。

        縱觀包括皖江流域在內的長江下游地區在距今6000-4000年間的文化變遷歷程,可以將其概括成“并江”模式。“并江”的過程可分為三步,第一步是東西之并與崧澤文化群的興起。自距今5800年開始,長江下游(包括長江中游下端)出現了東西向大規模平和的交流,各文化之間具有了較大的共性,形成了以鼎、豆、壺為基本組合又各有特色的文化群,其中凌家灘遺址成為最杰出的代表。“并江”的第二步是東西分化與大汶口文化南下。在距今5300年前后,長江下游東、西兩側的良渚文化和薛家崗文化分別發展起了發達的玉器和石器。再次分化后的長江下游諸文化中,沒有保持原有的東西向大規模交流傳統,反而將擴展方向轉向北方,大汶口文化也趁機大規模南下,因而在已經具有部分共同基因的前提下,包括皖江流域在內的長江下游卻喪失了統一的可能性。隨后,西側的薛家崗文化出現衰亡,張四墩類型興起,東側的良渚晚期雖然強勢依舊,但并沒有帶領整個區域形成文化融合或合并。“并江”的第三步是長江下游全域衰落與北方化趨勢增強。在距今4300年前后,黃淮地區的文化特征陸續在本地出現,雖然北方文化南下給本區域造成強烈影響,但由于缺乏強勢文化的強勁介入,無法將其融入到北方文化中,表現為“并而不融”的特點,直到龍山時代末期,并江的過程仍然沒有完成,長江下游依舊呈現出多支文化的分布狀態。

        然后,朔知先生介紹了安徽皖南山區新石器文化的情況。皖南山區的新石器遺址發現較少,近年在黃山南麓和北麓以及天目山北麓發掘了幾處遺址,年代多數集中在距今5000-4000年間,從文化面貌上看,石器發達,其中石鏃和網墜十分豐富,陶器種類不多。代表性遺址有倉園塝遺址、磨盤山遺址新洲遺址、蔣家山遺址等。

        最后,朔知先生總結到,縱觀整個安徽新石器發展的脈絡,經歷了淮北初興、江起淮興、江淮同進、繼而“融淮”和“并江”的緩慢過程,以及皖南山區的參與,安徽的史前時代經過長達四千年的演變,最終由北往南分別形成了淮北沿淮區、皖江兩岸、皖南山區三個文化版塊。這三個版塊分別逐漸附屬于其周邊的文化圈,獨立性慢慢喪失,整個史前的安徽地區,始終未能形成統一的區域文化。

        講座結束后,我院業務人員對朔知先生的精彩講座表示深深感謝,同時就“玉石分野現象的背景、動因和傳播路徑”,“凌家灘玉器的制作工藝和交流過程”,“黃鱔嘴文化與周邊區域的交流融合”等問題與朔知先生進行了更深入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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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朔知,本名吳衛紅,現為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二十余年來始終在一線從事田野考古和考古學研究,主持過潛山薛家崗、含山凌家灘、銅陵師姑墩、懷寧孫家城等遺址的發掘工作,負責過與凌家灘考古相關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子課題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主持的含山凌家灘遺址調查與發掘、銅陵師姑墩遺址發掘曾分獲全國田野考古獎二等獎、三等獎。撰寫了《潛山薛家崗》考古報告及《長江下游的“玉石分野”與社會變革》、《崧澤時代的皖江兩岸》、《良渚文化的初步分析》等60余篇論文、簡報。為國家“萬人計劃”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中宣部全國“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拔尖人才、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文化部優秀專家;安徽省第一批學術和技術帶頭人、“六個一批”雙百人才、安徽省先進工作者等,論著曾獲安徽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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