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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金融史(二十四):閩浙贛革命根據地金融機構——贛東北特區貧民銀行

        1934年,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閩浙贛蘇區創始人及閩浙贛省蘇維埃政府第一任主席方志敏于獄中寫下《可愛的中國》,次年英勇就義,時年36歲。

        一、閩浙贛革命根據地創建概況

        閩浙贛革命根據地是由方志敏、陳昭禮、黃道、徐履峻及其戰友們前仆后繼、領導創建的,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重要的蘇維埃區域之一,中央蘇區的右翼屏障。

        1927年8月下旬,方志敏潛回江西弋陽家鄉,在革命的關鍵時刻根據黨的八七會議精神,同邵式平、黃道等同志一起,以贛東北為基地,舉起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旗幟,組織農民暴動。從黨的八七會議到國共第二次合作進行全面抗戰之前,閩浙贛根據地的斗爭主要分為幾個階段:

        1927年8月至1930年7月,贛東北、閩北兩大根據地創建后合并,成立紅十軍和贛東北蘇維埃政府;1930年7月至1933年10月,形成包括福建崇安,浙江開化,江西婺源、弋陽、橫峰等26縣的閩浙贛革命根據地,進入了根據地發展的全盛時期;1933年10月至1934年底,根據地軍民投入到保衛和鞏固蘇區的斗爭中;1935年初,由于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紅十軍轉入三年游擊戰爭,直到國共第二次合作。

        閩浙贛革命根據地鼎盛時期,包括江西、浙江、福建、安徽四個省,由贛東北、閩北、浙西三個蘇區根據地和皖南、浙南兩個游擊根據地所組成,四省邊界地區80多個縣、蘇區人口100多萬人,游擊區人口達1000萬人,在這塊紅色熱土上誕生并發展壯大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十軍團、紅十軍轉戰在贛東北、閩北、皖南、浙西地區,與敵戰斗千余次,為創建、鞏固和發展革命根據地,保衛中央蘇區,以及掩護中央紅軍主力戰略大轉移浴血奮戰,功不可沒。

        方志敏是閩浙贛革命根據地創始人之一,是早期閩浙贛省委書記、第一任閩浙贛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在方志敏的正確領導下,閩浙贛革命根據地廣大軍民在對敵斗爭、根據地建設、財政金融建設等方面都有許多創造。軍事斗爭方面,創建中國工農紅軍第十軍,實行工農武裝割據,依靠人民戰爭,開展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勝利地粉碎國民黨軍的多次“圍剿”。在黨的建設方面,到1931年9月中共贛東北省委成立時,全省有442個黨支部,黨員1.2萬人;1932年11月,中共贛東北省委改組為閩浙贛省委,全省黨員隊伍進一步壯大。特別是在根據地經濟金融建設上,閩浙贛蘇區有許多建樹,創設蘇維埃銀行、發行紅色股票,鼓勵開放的邊貿活動,形成幾條對外貿易路線發展國民經濟,以增加財政收入。

        方志敏等無產階級革命家領導創建根據地積累的經驗豐富了毛澤東關于紅色武裝割據的理論與實踐,被毛澤東譽為“方志敏式”“有很好創造”的“堅強的蘇維埃陣地”。

        二、贛東北特區蘇維埃政府的財政與經濟

        贛東北地區以自然經濟為主。革命根據地建立之前,農業凋敝、工商業衰敗、市場蕭條。農村土地高度集中在地主劣紳手中,80%以上的土地被占人口總數9.5%的地主、富農所占有。對于廣大農民來說,地租對半開、三七開,極為苛刻,除糧食要交租外,其他種種苛捐雜稅如人丁稅、煙酒稅、夫子捐、軍隊過境招待費等,多達百種;在城鎮,僅有一些鐵器、染坊、槽坊、醬坊等個體手工作坊,生產力落后,工人工資微薄;市場上工農業剪刀差嚴重,據《弋陽縣志》記載,當時要以兩升米價才能買到一塊肥皂和半斤洋油。廣大群眾生活入不敷出,80%以上的農民不得已靠高利貸借債度日,最低年利3分,6—7分也是常事,流傳甚廣的民謠“一擔谷子借九年,九十九擔送堂前”,是當時百姓受重利殘酷盤剝的真實寫照。

        早在1926年秋,邵式平、黃道、江宗海等革命同志活躍在贛東北地區組織工農運動,反抗地主豪紳的壓榨剝削。大革命失敗后,以方志敏為領導的贛東北黨組織,自1927年12月發動弋陽、橫峰兩縣農民革命暴動,在信江沿岸燃起革命之火,成功開辟信江革命根據地之后,接連粉碎國民黨四次局部“圍剿”,創建中國工農紅軍第十軍,并于1931年4月擊潰蔣介石反動集團第二次反革命“圍剿”,發展形成以橫峰葛源為中心,包括信江沿岸各縣的贛東北特區革命根據地。

        革命斗爭一步步地勝利推進,紅軍將廣大群眾從暗無天日的壓榨剝削中解放出來,翻身當家作主,改變貧苦命運,每一塊新創建的根據地都需要展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建設以鞏固根據地政權,進而鞏固來之不易的革命成果。

        從信江根據地時期開始,蘇維埃政府加強對經濟金融工作的領導,實行優先發展農業、扶持發展工商業的經濟政策。1929年10月1日至3日方志敏在弋陽縣九區主持召開了信江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會議通過《信江蘇維埃政府政綱》,《政綱》關于財經、經濟方面的主要內容有:沒收一萬元以上的工廠、作坊或商店,由當地蘇維埃政府與工會共同管理;沒收豪紳地主、寺廟祠堂的土地財產分配給貧苦農民;銷毀一切田契,宣布一切高利貸無效;廢除一切苛捐雜稅,實行統一的累進稅;1930年3月20日,信江第二次工農兵代表大會頒布《信江蘇維埃臨時組織法》,在執行委員會之下,分設內務、財政、軍事、懲治反革命、人民經濟、土地、教育、紅色救濟等八個委員會,管理各項工作。

        1931年11月,贛東北特區蘇維埃政府改建為贛東北省蘇維埃政府,后成為閩浙贛蘇維埃政府,舊址位于江西省上饒橫峰縣葛源鎮楓林村

        同年8月1日,贛東北革命委員會成立后,信江特區蘇維埃政府隨即撤銷,1931年3月,贛東北特區蘇維埃代表大會在橫峰縣葛源召開,贛東北特區蘇維埃政府成立,方志敏任主席。贛東北特區時期,根據地在方志敏同志的主持領導下,頒布《臨時土地法》《勞動法》,開展土地分配運動和耕種運動,開展“反懶惰斗爭”,加強勞動教育,極大地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糧食產量增幅每年達到了10%以上;發動群眾興修水利,加固堤壩,1928年到1930年間,興修的水利工程多達100多個,受益農田灌溉面積60多萬畝;提出“大辦蘇維埃工業”“保護貿易自由”的經濟方針,大力發展工業生產,建立合作社和國營商店、開辦工廠,各縣、區、鄉開辦了規模不等的兵工廠、印刷廠、織布廠、煤礦廠、制糖廠、造紙廠等工廠,雨傘、木器、鐵器等生產合作社以及大大小小國營和集體經濟組織達20多家;蘇維埃政府根據1931年11月頒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暫行稅則》,對土地稅、農業稅、商業稅開征計稅,增加財政收入,充實財政實力,1930年12月30日贛東北特委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到,從1928年到1930年根據地財政實現了年年都有結余,并可提供十萬元的黃金上交中央。

        經濟的活躍少不了金融的調節。籌建勞動人民自己的銀行,取消一切高利貸契約,調節資金短缺,支持經濟建設,早早就提上了黨和蘇維埃政府的議事日程。在《信江蘇維埃政府政綱》中,提出“組織農業銀行及信用合作社,經手辦理低利儲、貸”的金融事業計劃,并將銷毀一切田契及其他剝削農民契約,廢除一切高利貸和封建債務列入《施政大綱》中。為解決廢債后群眾的資金短缺問題,對于民間的自由借貸,蘇維埃政府規定不允許超過一分五厘。

        三、成立贛東北特區貧民銀行

        1930年六七月間,信江蘇維埃政府召開會議研究成立銀行事宜,會議決定由財委會主席邵忠負責籌建“信江蘇維埃貧民銀行”。不久,隨著革命形勢發展變化,7月,信江特委與負責領導景德鎮、波陽、湖口的東北特委在江西弋陽縣合并組成中共贛東北特委,于是正在籌建中的信江蘇維埃貧民銀行直接改稱為贛東北特區貧民銀行,1930年10月16日,經過一段時間的籌備,贛東北根據地第一所蘇維埃銀行——特區貧民銀行正式在弋陽縣芳家墩成立,經方志敏提名,行長由財委會主席邵忠出任。特區貧民銀行由蘇維埃政府財經委員會直接領導,在行長之下設經理和干事股、會計股、出納股等職能部門,初建時有6名工作人員。

        在第一、二次反“圍剿”的激烈戰事中,贛東北特區貧民銀行不斷隨軍轉移,到1931年冬遷往葛源。在隨軍轉移的過程中,行長邵忠不幸去世,寧春生繼任財委會主席兼任特區貧民銀行行長。此后,寧春生調任消費合作社經理,方志敏將隨紅十軍行動的供給部長張其德從前線調回,擔任財委會主席兼任特區貧民銀行行長。

        成立以來,贛東北特區貧民銀行堅持充實發行基金,嚴格適量發行蘇區貨幣。蘇維埃政府核定特區貧民銀行發行基金為20萬元,印發4萬元貧民銀行券,以銀元為本位,代表本位幣銀元作為市場上流通交易的貨幣。銀行成立后,以行長邵忠的名義發布了成立公告,先向工農群眾集股1萬元,財政撥款20萬元籌集到最初的發行基金。1931年5月開始發行了面額為2角、5角的紙幣,發行數量嚴格控制在1萬元以內。

        贛東北特區貧民銀行2角銀元券(正面)

        贛東北特區貧民銀行2角銀元券(背面)

        贛東北特區貧民銀行5角銀元券(正面)

        1931年年中,由于國民黨的“圍剿”,根據地戰事吃緊,經濟困難,財政入不敷出。到1931年七八月間,特區貧民銀行適時增發了3萬元貧民銀行券,以解決財政臨時性困難,支援戰爭。存續期間,特區貧民銀行堅持維護紙幣信譽和保證財政有一定發行基金儲備的基本原則,以20萬元的保證基金總計發行了4萬元紙幣,大約只是當時1個月的軍政費用,流通在信江兩岸。

        四、贛東北特區蘇維埃政府的貨幣金融政策

        為擴大銀行券的使用范圍,爭奪貨幣流通市場,活躍內外貿易,蘇維埃政府制定實施了一系列貨幣政策:一是嚴禁私人銀行紙幣,只有蘇維埃的銀行有權發行貨幣,發行的紙幣保證兌換銀元;二是在蘇區內一律使用蘇區票,國營商店、消費合作社、工農藥店只能收貧民銀行券,不收銀元,白區紙幣只能用于到白區購買物資;三是允許白區商人到蘇區做生意,但銷售所得的貧民銀行券只能用于蘇區購買物資,不能兌換銀元;四是到白區采購需經過批準,向銀行兌換銀元;五是對拒不收受蘇幣的商人,給以宣傳解釋,對有意拒收和破壞貧民銀行券的奸商和敵人堅決予以打擊;六是對舊的金屬、鑄幣、銀元、銅板、銀毫加大政治宣傳,結合政治軍事形勢,將貧民銀行建立的目的和意義運用各種宣傳工具、采取多種宣傳方式大張旗鼓地進行宣傳,做到人人皆知,將通過以上管控貨幣的政策和舉措,保證貧民銀行券在市場上順暢流通。

        這些政策原則還印在了銀行紙幣背面,即“本行鈔票,現銀一律,準備基金,十分充足,工農士兵,攜帶輕便,縣蘇區蘇,都可兌現,買賣完稅,毋許折扣”。

        謝文清同志(曾任閩浙贛省財政部副部長)曾將貧民銀行券占領市場的過程總結為“擴”“排”“變”“肅”四種策略,即擴大銀行券的流通范圍,排擠與取締白區貨幣流通,逐步在白區變為敵我兩種貨幣混合流通,進而隨著根據地的鞏固肅清白區貨幣。

        五、贛東北特區貧民銀行開展的主要金融業務

        根據地革命斗爭形勢十分嚴峻,國民黨頻繁軍事“圍剿”,對蘇區實行嚴密經濟封鎖,贛東北特區蘇維埃政府成立后,各項經濟工作尚未有大的發展,特區貧民銀行開展的貸款業務80%投向財政。為貫徹蘇維埃政府優先發展農業、扶持工商業、溝通對外貿易的經濟任務,還向蘇維埃商店、生產和消費合作社、對外貿易處、船舶檢查站還有農戶,發放一部分貸款。另外,收購金銀、兌換銀元所需紙幣占到了整個貨幣發行量的20%。

        特區貧民銀行通過三種渠道回籠貨幣,一是通過蘇維埃商店、工農藥店、經銷對外貿易處、船舶檢查站,這些單位一年平均收入達到近萬元,會有部分存入銀行;二是通過財政稅收,從1931年下半年開始,贛東北根據地征收累進征收制的農業稅、商業活動營業稅以及過往船只運載貨物價值1%—5%的商品稅,這些稅收收入會存入銀行;三是通過農業、工商業等國營、私營經濟組織歸還貸款本金與利息。

        (作者:中國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紅色金融史編寫組)

        來源:中國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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