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史話丨南北朝時期淮安山陽城異軍突起
邗溝自吳王夫差開挖后在史書里出現的次數并不多,僅西漢時期吳王劉濞在“七國之亂”時曾用它運過軍糧。同樣邗溝北側末口附近的集鎮在秦漢期間也不溫不火,但到了三國、西晉時期情況發生了變化。
水網密布的淮安所在區域本身就具有較強的農業生產能力,當中國的經濟重心開始南移時,淮安是最先受惠地區,同時江南地區經過三國時吳國的初步開發已經展現出極大的農業生產潛力,而淮安是溝通江南與中原的要道之一。于是我們看到三國時鄧艾在淮安大規模屯田并興修水利,為滅東吳做物質上的準備;西晉統一后,廣陵度支陳敏再次疏浚邗溝。與此對應,末口附近形成了較為繁華的山陽鎮,其繁華程度應該不亞于當時的射陽縣城。西晉泰始二年(266)龍興寺(即“正法華院”)出現在山陽鎮,因此與“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一樣,淮安也是“先有龍興寺,后有山陽城”的。
西晉很快就走向了衰亡,東晉及后來的南朝都將首都設在南京。南京緊貼江面,看似有長江天險,實際位置非常兇險,如果沒有江北的淮河流域為南京提供不斷阻截敵軍的水網,想要依靠長江天險守住南京的政權很少有成功的,這就使得建都南京的政權必須將勢力范圍延伸到江北的淮河流域。在當時淮河邊有這樣一些城市極具戰略價值,它們是義陽、壽春、鐘離、盱眙、淮陰、山陽。其中山陽城和其它城有個本質的區別,其它城雖然都在淮河之南,守的卻是淮河北岸支流入淮口,它們大致對應著淮河的潁水、蔡水、渦水、汴水、泗水的入淮口,山陽城守護的卻是淮河南岸的邗溝。在東晉君臣心中,淮北是戰略盈縮之地,淮南則是生命線,如果北方政權孱弱,東晉就以山陽為前方大本營進攻北方,如果北方政權強勢就退守山陽,死守邗溝。因此東晉將領從一開始就十分重視山陽城的獨特戰略地位,山陽城在東晉初年的劉隗或荀羨手里首先完成了營建。
山陽城真正的貴人是軍事家劉裕,他和山陽城彼此成全。作為東晉將領的劉裕將水陸并進的戰術玩得爛熟于胸,曾多次借用邗溝北伐,相繼滅了南燕與后秦。劉裕自然知道地處邗溝與淮河交匯口的山陽城的重要性,東晉義熙七年(公園411年)他利用“土斷”的機會,從廣陵郡中分出山陽郡,以山陽鎮為治所,山陽鎮既令人意外又在情理之中的連升兩級,一下子同時成為郡和縣的治所。
山陽郡當時下轄山陽、鹽城、東城、左鄉4個縣。鹽城縣即西漢時設立的鹽瀆縣,自并入山陽郡時改稱鹽城。鹽城縣和山陽縣的淵源最深,自山陽縣設立后一直到清末的整整1500年間(即從公元411年到公元1911年),鹽城縣一直歸屬山陽統領,緊緊圍繞在山陽身邊,從未離開。值得注意的是東城縣和左鄉縣都位于邗溝(東線)之上,說明邗溝對淮東區域的整合作用在當時已經初步顯現。
山陽縣的興起流程是邗溝→集鎮→寺廟→建城→設縣,明清期間清江浦的興起流程為:清江浦河→集鎮→寺廟→設縣→建城,兩者很類似,在農業社會的幾千年里,城鎮形成與發展的底層邏輯是相通的,有微小的差別一般是由當時具體情況所決定,比如山陽與清江浦建城與設縣的次序不同是由當時軍情是否緊急所決定的。
東晉南北朝時期,雖然國家分裂,動蕩不安,卻也是中國城市迅速發展的重要時期,往往是此處戰火連天,隔座山隔條河的彼處卻是市場喧囂,戰亂并不能抵擋住商隊的駝鈴馬蹄。當時,無論是和平還是戰爭,邗溝都有其重要價值,在商業通道與軍事通道之間可以自由切換,地處邗溝入淮口的山陽縣崛起也就理所當然。自山陽縣走上歷史舞臺后一直是郡、州、路、府的治所,成為淮東區域公認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中心,稍后隋唐大運河的開通又強化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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