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金鵬：新世紀中國考古新常態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考古學有了新的長足進步，這既是中國考古人在二十世紀不懈努力的結果，也是中國考古人最近十幾年中改革創新發展的結果，是在新的思想理念指導下的新機制、新措施、新方法、新技術。其中，有一些必將成為較長一個時期內，中國考古學的新常態。

一、考古工作的文保理念

考古學傳統理論認為，“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通過各種活動遺留下來的實物加以研究人類古代社會歷史的一門科學”。“考古學的研究對象是實物資料……古代人類通過各種活動遺留下來的實物，通常包括遺物和遺跡兩大類。”考古學“通過各種遺跡和遺物，研究人類古代社會的各個方面，其中包括生產規模、技術水平等物質文化，也包括美術觀念、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考古學研究的最終目標在于闡述存在于歷史發展過程中的規律。新近出版的《中國考古學大辭典》也說：考古學“是主要根據古代人類活動所遺留下來的實物遺存研究當時人們的生活及其社會的狀況，并進而解析人類文化與社會發展的歷史過程，探索其發展變化的背景、原因和規律的一門科學。考古學屬于廣義歷史學的一部分，與文獻歷史學共同承擔著研究人類歷史的任務”。

有學者說的更直白：“考古學的根本追求是什么，我看就是‘復原’二字。所謂復原就是恢復遺存所在歷史時期的原來狀態。”“復原是考古學的精髓，是考古學的本質……所以考古學的任務，是不斷增容吸收遺存準確信息的能量，追求更接近歷史真實的復原。”

既然是歷史科學，對于史料的追求應是務必廣泛、深入、精確。考古學的“史料”就是古代遺跡遺物，作為搜集考古“史料”的考古發掘，當然應該是發掘面積越大、揭露越徹底、提取越細致越好。然而，中國的考古工作，歷來包含在“文物工作”體系中，中國的考古工作，一直遵循“保護為主，搶救第一”的文物工作方針，大量的考古發掘，其直接起因并非具體的歷史科學目標，而是為了搶救和保護遺址與文物。可以說，中國的地下文物保護，完全建立在考古工作基礎上面。

因此，中國考古學在任務、目標方面實際上存在著理論與實踐并不完全符合的矛盾狀態。有人將這種現象稱為“考古學純潔性的喪失”。其實，與其說是考古學純潔性的喪失，不如說是我們對于考古學學科任務的定義存在偏差，考古學任務目標原本是多樣性的。

如果，把“復原人類社會歷史，探索人類發展規律”作為考古學唯一任務目標，體現的是其“純潔性”，那么，“為文物保護提供科學依據和支持，為文物展示傳承提供資源和闡釋”作為考古學另一任務目標，就是考古學“多樣性”的體現。

為了從理論上解釋中國考古學的現實矛盾性，促進中國考古學的永續發展，中國考古人一直在進行理論的探討和建設。

1950年，蘇秉琦發表《如何使考古成為人民的事業》，認為配合基本建設的考古工作是建設新生活偉大事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考古應加以改造以適應新中國經濟文化建設需要。“考古是人民的事業，不是少數專業工作者的事業。人少成不了大氣候。我們的任務正是要做好這項把少數變成多數的轉化工作。”2010年12月１日《中國文物報》發表評論員文章，認為“當下的中國考古學亟需在堅持科學性的前提下，在思維方式、工作內容、工作的理論方法上不斷拓展和發展自己，以適應形勢和社會的需求”。

2007年7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科學出版集團等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市舉行“大遺址保護研討會”，來自全國26個省市自治區近60家科研、出版及文物管理部門的代表出席會議，就當前考古與大遺址保護、大遺址保護政策、理念、方法等問題進行研討。在本次會議上，專家們明確提出考古工作服務于文物保護之理念。王巍先生說“保護好大遺址是考古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張忠培先生說“考古學是大遺址保護工作的排頭兵，考古工作者要為保護大遺址鳴鑼開道”，首次提出考古應納入文物保護工作中。筆者則“大力倡導創建以遺址保護為主要目的的新興考古模式”。欒豐實先生認為：以文化遺產保護融入考古學為代表，標志著考古學研究的理念正在發生重大變化；曹兵武先生說，把考古工作納入文物保護工作，創建文保類考古等理念的提出，標志著中國考古學進入到“遺產階段”。

我認為，考古工作是遺址保護的科學依據和主要推動力。古代遺址是客觀存在的，但是，對于遺址的認識還是依賴于考古勘察和發掘。如果我們要對一個遺址進行有效的、科學的保護，那么有關這個遺址的基本信息—遺址的規模范圍、文化內涵、布局、時代、性質以及科學價值、歷史價值、文化藝術價值和社會價值等，是不可或缺、必須掌握的。而這些信息的唯一來源就是考古勘察、發掘、研究。因此，系統、充分的考古勘察和發掘，是制訂遺址保護規劃的根本前提。事實證明，凡是考古工作充分深入的遺址，其保護規劃就內容豐富、立論扎實，具有較強的科學性和說服力。因此，筆者呼吁“建立從遺址保護出發的考古模式”，“這種新型考古模式，是以遺址保護為要旨，兼顧考古學研究，并為遺址展示提供支持。”

此后，我又反復倡導“文保類考古”，強調“文化遺產保護類考古是以文化遺產保護為首要目標，在實踐中勇于自制、自律的考古科研活動”。

2008年10月25日，張忠培先生在“中國考古學會第五屆代表大會暨第十一次年會”閉幕詞中呼吁，“要切切實實地將中國考古工作納入到文物保護體制中來”。2014年11月26日，張忠培先生在貴州演講，再次強調要將考古工作納入到文物保護體制中。張忠培先生認為：考古人必須修心養性，做一個“有自知之明的考古工作者”：應堅定地認識到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資源，同是也是考古學賴以存活、實現持續發展的資源；應對考古發掘既是保護文物、同時也是對文物的破壞要有切實的認識；應對研究考古學遺存的諸學科，尤其是考古學和文物保護科技的時代局限性有充分的認識，并對這些學科能與時俱進和后代人將比前代人聰明持樂觀的態度。要做“有自知之明的考古工作者”，還得將這樣的認識轉化為能指導自己行為的觀念。這觀念是：將文物保護作為自已職業操守和職業道德，并以文物保護為標準，只做自己能力所及的事。

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先生在“201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工作座談會”上指出：考古科研機構和考古學家應從學術研究理論層面重視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在開展田野考古工作的同時，高度重視文化遺產的價值與意義，重視遺址的保護與利用。

事實上，中國考古長期以來一直都是身處文物保護體制中—無論是管理體制還是實際工作，莫不如此。最有代表性的，可舉三峽水利工程“考古大會戰”和南水北調工程“考古大會戰”，調動全國考古力量，參與大型基本建設工程，保障建設工程的順利進行，更搶救了大批珍貴文化遺產。從面與量的層面講，中國考古主要是圍繞各類建設而開展的。

我理解，現在強調把考古工作納入文物保護體制中，就是要求考古人自覺投入到文物保護工作中；“有自知之明的考古工作者”就是“新考古人”—具備文物保護理念、文物保護知識、文物保護技能的考古工作者。

總之，新時期的考古人應充分認識到考古學肩負著文物保護的重大責任，愿意更加自覺地、更加積極地投入到文物保護工作中來，以此保障和促進考古學的永續發展，實現考古學最廣泛的任務目標。

二、考古學精細化理念

中國的考古資源十分豐富，但不可再生且日漸減少；中國的考古發掘，揭露面積大、速度快，但產出與投入的比率偏低；中國考古發掘中發現的遺跡、遺物等珍貴文物—尤其是脆弱文物，在發掘現場有時得不到有效保護，進入實驗室保護也往往不夠及時，考古發掘與文物保護時常脫節，造成一定程度的考古資料損失。因此，從考古學科永續發展角度看，走資源節約型的精細化道路，勢在必行。在總結前輩經驗基礎上，我們提出了“實驗室考古”新概念。實驗室考古是指考古專家與文物保護專家相互協作，運用多種科技手段在室內開展古代文化遺存發掘清理，隨時根據相關檢測分析結果及時實施文物保護，通過對相關遺跡、遺物的現場觀察、分析、實驗，探索古代人類活動及科學技術等問題的考古活動。發掘清理、分析檢測、保護處理、研究復原為其基本要素。把文物保護工作前置于考古第一現場，把考古發掘、文物保護熔融一體，推動考古學向著更加注重資源節約、科技投入、信息提取、文物保護的方向前進，走科學化、精細化的可持續發展道路，是其基本理念。

幾年來，國內多家考古科研機構和大學，先后開展了實驗室考古工作，如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甘肅馬家塬戰國墓、江蘇盱眙大云山漢墓、江蘇揚州隋煬帝蕭后墓、貴州遵義宋代土司墓等實驗室考古項目，均取得很好效果。對此，學術界給予充分肯定。國家文物局也給予高度評價。西漢海昏侯劉賀墓的考古發掘，國家文物局專門設立實驗室考古項目，有力地推進了實驗室考古。

實驗室考古為中國考古學發展方向，已是大家共識。考古學家正在日益努力投入，國家文物局正在迅速加強推廣。希望國家文物局把實驗室考古作為考古專項予以持續支持，有關各方加快人才培養、隊伍建設，盡快建成一批能夠承擔復雜任務的實驗室考古基地。

三、考古學國際化理念

所謂國際化道路，不僅是人員的國際化往來交流，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把考古的對象擴大到境外，把考古的眼光放大到世界。尤其是，中國考古學要利用和服務我國倡導的“一帶一路”國家戰略，把考古學的戰場推進到海外。目前，我國考古學家在非洲、美洲、中亞、東亞、西亞和東南亞地區的涉足，就是國際化的具體表現。將來，中國考古學界應在世界考古研究方面具有權威學術地位，造就世界級考古學家。

中國考古學的國際化，已有初步成效。這里可以列舉兩點：上海世界考古學大會的連續舉辦與一系列境外考古項目的實施。

為了推動世界范圍內考古資源和文化遺產的調查、研究、保護與利用，中國社會科學院與上海市人民政府聯合舉辦“世界考古論壇·上海”，首屆論壇于2013年8月成功召開。“上海論壇”咨詢委員由來自45個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考古與文化遺產研究領域的150位專家學者組成，負責提名推薦世界重大田野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評審委員由來自17個國家的40名權威學者組成，主要負責對推薦的重大田野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進行評選。來自28個國家和地區的70余位著名考古學家和100多位來自國內研究機構、大學的一流考古學家參加論壇，介紹他們的發現和研究成果。2015年12月，第二屆“世界考古論壇·上海”在滬召開。該論壇不僅是中國考古學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更使世界考古學界加深了對中國考古學歷史及現狀的認識，在推動全球考古學界相互融入、共同發展方面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中國考古界在本世紀開元以來開展的國外考古項目，取得可喜成績。如：長達十年的中蒙合作項目《蒙古國境內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遺存考古調查、勘探、發掘研究》，于2005年啟動，對蒙古國12個省市的60多個蘇木的150余處古代遺址進行考古調查，發掘面積達12000平方米。這些考古成果提高了我國游牧民族文化研究的國際話語權，增強了國家間合作關系。近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美洲洪都拉斯瑪雅文明城邦科潘遺址、烏茲別克斯坦明鐵佩古城遺址的發掘；湖南省考古所與孟加拉國考古機構合作，在Vikrampura遺址進行大規模發掘，揭露面積3746平方米，是孟加拉歷史最大考古發掘，成果巨大，為我們研究8～12世紀南亞次大陸社會歷史、宗教文化，為研究中孟交流史以及藏傳佛教文化等，提供了寶貴資料，也為國家“一帶一路”戰略做出了重要貢獻。

中國考古界應當在組織、主持一些具有世界意義的重大課題方面，發揮領導作用。第二屆上海“世界考古論壇”中榮獲“考古研究成果獎”的《黍和粟的起源與傳播》項目，已經體現出中外考古學家的通力合作。

正如王巍先生指出的：“考古學不僅僅是研究人類的過去，更重要的是通過對古代的社會發展、人們的生活方式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解和闡釋，為我們更好地認識過去、現在乃至未來，提供歷史性的啟示。”如何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尊重和保護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文化特色，是人類面臨的重大問題。如何處理不同族群、不同信仰、不同文明間的相互關系，對于人類而言，是從起源時期就已經需要面對的問題。考古學可以在解釋和解決上述問題方面貢獻自己的力量。這些就是當今具有世界意義的考古學重大課題。

賀云翱先生指出，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考古學必須、也必然走向國際化。考古學國際化不僅具有歷史科學價值，更具有當代和未來“思想解放”及“文化創新”意義。

正如賀云翱所說，中國考古學國際化還在起步階段，中國的“外國考古”還停留在翻譯外國考古著作、介紹外國考古成果的水平；沒有專門的研究機構，沒有專門的教學部門；除了周邊國家，我們的考古觸角延伸的還不遠、更不多；我們對于世界范圍的考古學重大問題，沒有多少發言權……。但是，只要我們有正確的思想認識和措施，假以時日，具有世界視野和世界價值的中國考古學，必將屹立于世界考古之林。

袁靖先生在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提案中建議設立境外考古專項經費，支持中國考古走向世界。果若實現，必將極大促進中國考古的國際化進程。

四、考古學公眾化理念

“公眾考古”是新世紀的新寵名詞。但它其實是中國考古學與生俱來的組成部分。

早在1941年6月，我國的考古機構撤退至四川宜賓，冒著日寇的轟炸，忍受著饑餓與疾病，在李莊舉辦了殷墟出土文物展，轟動朝野。體現了考古人不畏艱難的事業心、抗戰必勝的民族自信心，拉近了與當地民眾的距離，為長期駐扎研究創造了條件。

1950年，蘇秉琦先生提出“考古是人民的事業”，誓言要把考古變成多數人的事業，明確指出了考古學公眾化方向。

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先生的《敦煌考古漫記》，把他早年參加西北科學考察團期間在甘肅進行科學調查的所見所聞寫出來告訴大家，把考古學、考古工作、考古學家，介紹給公眾。他在緒言中說：“普通一般人的觀念……一提到考古學家，便以為外貌一定帶著幾分古氣：帶（戴）著玳瑁邊眼鏡，額上滿布著皺紋，嘴上長著灰白胡子，用他們干癟的手指撫摸著綠銹斑斕的商彝周鼎。因之，一提到考古學家便聯想到遺老。顯然，這種觀念是錯誤的。讀了這冊《漫記》后，我想他們一定對于現代的考古學有一種新認識。”這是公眾考古的實踐范例。

而今，我國的考古研究院所設立公眾考古機構，向社會開放考古工地，舉辦出土文物展覽，舉行考古講座，考古學家走進中小學，考古網站面向大眾，設立公眾考古微信平臺，創辦“文物醫院”；一些大學的考古院系設立公眾考古中心，舉辦“考古夏令營”，創辦《大眾考古》《公眾考古》等專刊；許多考古學家撰寫考古普及讀物，世界考古論壇設置公眾考古講座……都是考古公眾化的體現。

這些，均屬中國考古學的進步表象，可喜可賀。但，還不夠，還應有更高的追求。正如曹兵武先生指出的，“文化遺產時代的考古學”，“應該要更加關注學科和社會的關系，關注古代遺存的現代價值及其作用，這已經不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大眾考古學或公眾考古學所可以概括、容納的。這也不完全是考古知識普及、考古信息共享、考古配合基本建設等問題，而是考古學與社會共同進步，融入乃至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并反過來為考古學提供更多可能性等更深層次的問題”。建議“響亮的提出應用考古學這個名字”，充分考慮考古信息、考古知識、考古資源的社會應用問題。所說極是。

考古學也要講“為人民服務”。“考古是人民的事業”，人民事業人民辦，人民事業為人民。“公眾考古”不能僅僅限于開放發掘現場和文物庫房，辦講座，開夏令營，出版普及讀物，搞網站建微博……而是要把為人民服務納入到學科任務目標中來。考古學不僅要為廣大人民群眾提供精神食糧，還應創建考古遺址公園和遺址博物館，發展考古創意產業，推動經濟發展，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從而回報社會。

五、考古工作社會化理念

明確了考古是人民的事業，人民事業為人民，人民事業人民辦的道理，有助于理清關于考古工作社會化的一些思想認識。

在我國，所有考古資產都是人民共有資產，考古是服務于全體國民的公益事業。這個認識和定位，應是明確和堅定不移的。在此基礎上，我們探討考古工作社會化問題。

隨著社會的發展，關門搞考古已經行不通了。考古工作社會化是必然趨勢。

考古工作社會化的關鍵，是解放思想，改革創新。

其一，發展“第二支隊伍”。考古使用、消費的是不可再生的珍貴文化資源，考古應有明確而具體的學術目標，考古是現代人與古代人的直接對話，考古工作是慢工出細活，考古是多學科的“會診”。凡此，決定了考古必定具有集體的、科學的、漫長的、手工的等特性。

當前，我國所有考古機構，都受制于“編制限制”的發展桎梏，即編制內工作人員的數量遠遠不能滿足當前的工作量需求。一個人支撐一個考古隊，甚至一個人同時主持多個考古發掘工地的現象，比比皆是。毋庸置疑，這樣的考古是很難與規范的科研工作劃等號的。考古領隊縱有三頭六臂也應付不了方方面面的瑣碎而復雜的事務，哪有精力坐下來靜心做學問搞研究？于是，中國的考古工地靠“考古技師”來支撐的現象，由來已久。每個考古隊具備人數不一的“常備”技師、技工，保障本隊考古工作的正常開展。這種模式的延伸，是考古機構其他部門如文保、科技等也聘用若干“編制”外科研輔助人員。考古技師和其他科研輔助人員高學歷、高能力的現實，促進了考古“第二支隊五”人員素質和工作任務的更新提升，然而其身份認同雖然逐步改善，但是距離真正融入考古“正統”行列還較遠。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給聘用的科研輔助人員評定職稱的做法，拉近了“兩只隊伍”之間的距離。希望不久的將來，考古機構自行聘用科研輔助人員，能夠得到人事主管機關的認可，讓他們“入冊”。

其二，考古資源共享，引進社會力量。

考古資源全社會共享，主要是以我為主的項目合作制的施行，即引進社會力量共同參與考古調查、發掘、研究，推動考古科研工作。如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為了多學科綜合研究山西洪洞縣坊堆—永凝堡遺址，向全國公開招募水文、地質、科技考古、測繪學、歷史地理學、民俗學等方面專業技術人才，是一種很好的做法。一些跨部門、跨學科的項目，也可以考慮采取“分包制”，與社會力量形成互利共贏的合作機制。

此外，還應為社會其他學科領域的科研需求，包括考古遺址公園和考古博物館建設，提供考古資料、考古技術、考古研究成果等方面的支持和幫助。

其三，兩種體制，兩種模式。

考古科研是公益事業，考古科研機構應定位為財政全額撥款事業單位，專業科研人員應享受“吃皇糧”待遇，不應參與創收，也不應承擔技術服務類工作。其考古工作主要應是有明確而具體的學術目標的主動發掘和研究，同時，受國家文物主管部門委托，參加基本建設中重要考古活動，主持或承擔重大考古研究項目。

配合基本建設的一般性考古工作，可交由社會力量完成，如專業考古公司。考古公司受政府文物管理部門業務管理，受考古科研機構或考古學會、協會業務指導和監督。通過立法規范考古公司的行為，確保其考古活動的科學性、規范性，確保其考古活動中產生的所有考古資產的完整性、安全性。

考古科研、教學機構負責的考古項目中的技術服務類工作，諸如勘探、測繪、影像資料、文物修復、其他后勤服務等工作，也可與考古公司等社會力量合作，以便科研人員集中精力做好研究工作。

考古公司應定性為公益類社會文化服務機構，出具參與考古服務且業績合格之證明，應享受減低或免除相關稅費待遇。

其四，打破地區割據，實現全國一盤棋。

各個地方文物考古機構壟斷本地區考古資源和考古工作，造成考古行業內部的封閉、阻隔，制約了考古事業的發展，應予糾正。科研、教學類考古發掘，應由國家文物局向具備考古發掘資質的全國考古科研機構和教學機構招標；跨地區大型基本建設中考古項目，可由國家文物局會同建設單位向全國招標。其他基本建設中考古應由地方政府文物主管部門、建設單位聯合向全國公開招

標。

三峽水利工程、南水北調工程項目中，已經實現了資源分配和業務管理的全國一盤棋，積累了很好的經驗。一些地方的文物考古勘探、出土文物保護修復，也打破地區限制實現了全國招標，值得肯定。

其五，加強法制建設，強化社會監督。考古社會化，要有法律保障。應在相關法律法規中明確考古社會化的合法性，規范所有參與方的行為。

本著“小政府大社會”理念，隨著政府的簡政放權，應賦予和強化考古、文物保護社會團體如各級考古學會、文物保護協會的參與和監督作用。使其在考古公司資質評審、考古工作業務咨詢、考古項目監督監理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六、結語

國務院頒布的《關于進一步加強文物工作的指導意見》明確指出：我國新時期文物考古工作，其指導思想是堅持“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針，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切實做到在保護中發展、在發展中保護，努力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作出更大貢獻。其基本原則是堅持公益屬性。發揮文物的公共文化服務和社會教育功能，保障人民群眾基本文化權益，拓寬人民群眾參與渠道，共享文物保護利用成果；堅持服務大局。始終把保護文物、傳承優秀傳統文化、建設共有精神家園作為文物工作服務大局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統籌協調文物保護與經濟發展、城鄉建設、民生改善的關系，充分發揮文物資源傳承文明、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的作用；堅持改革創新。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破除影響文物事業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更新觀念，協同創新，發揮社會各方面參與文物保護利用的積極性；堅持依法管理。完善文物法律法規體系，全面落實法定職責，健全依法決策機制，強化責任追究。

凡此，既是對新時期考古工作新常態的指導，也是對考古工作新常態的保障。

綜上，新時代的考古學，應秉持的信條是：考古是人民的事業，考古要為人民服務。

（作者：杜金鵬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原文刊于：《華夏考古》2017年第4期　 此處省略注釋，完整版請點擊左下方“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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