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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贛地發現丨“暴走驢友”徐霞客,記錄了明朝江西哪些事兒?

        400多年前,江蘇有位少年,

        立誓“走遍天下,朝煙霞而暮蒼梧”。

        他用35年的時間,

        憑著一口仙氣暴走江山

        留下60萬字的千古奇書《徐霞客游記》。

        江西是他唯一先后四次尋訪的一個省區,

        江右元素是《徐霞客游記》中濃墨重彩的一筆。

        在男耕女織、車馬很慢的明末,徐霞客沒有攻略,沒有導游,沒有相機,硬生生把自己暴走成了旅游從業者的“師祖”、當今驢友的先鋒。35年的游歷時光里,他從一個翩翩少年變成了一個耄耋老人,他的游記成為了別人的攻略,他的腳步開拓了別人的旅程。

        當年他穿山越嶺來到江西,把所見所聞寫成《游廬山日記》和《江右游日記》,沿途記述了山川景色、村落風貌與風俗民情,為我們展現了一幅生動的明代江西人文地理風物畫卷。

        足跡遍及江西十府

        徐霞客是徐孺子的后裔,在他游歷生涯中,除了出生地江蘇之外,江西南昌是他的故鄉,是他的祖籍。

        三十歲那年,徐霞客跨越大山大河,第一次“遇見”“贛東”,或許是江西旖旎風光讓他初見傾心,在此后的整整二十年間,他先后四次來到江西尋山問水,江西也成為他唯一先后四次尋訪的一個省區。

        在四次游歷江西的過程中,徐霞客足跡涵蓋明代江西十府:南昌、九江南康、饒州、廣信建昌撫州吉安贛州南安。僅有瑞州、臨江袁州3府未去。雖是“窮游”,但抵達次數之多,足跡范圍之廣,足以看出徐霞客對江西山川勝景的迷戀與重視的程度。

        與普通的旅行不同,他在行走中,會遍訪僧侶、道士、官員、樵夫、商販、旅客、各行各業手工業者等社會不同階層人群,并將所得記錄下來。故而在江西師范大學文化研究所所長王東林看來,《徐霞客游記》叫《徐霞客科考手記》更加準確,其內容基本是作者“足勘目驗”的實地調查記錄,以科考調查的形式寫就的。

        繪制明代贛域風情

        中國歷史上,有幾場重要的出行活動給世人留下了豐厚的文化遺產,如漢代張騫出使西域,開辟了絲綢之路;唐玄藏西天取經,是對古印度佛教一次承接;鄭和下西洋,則是中西物質文化的一次交流……而我們談到的徐霞客,在今天看來,他的旅行路線、他的筆記,包含了大量的物質和文化遺產。他的科考內容關乎自然、社會、文化、民生,涉及地理學、地質學、氣象學和歷史學、文化人類學等多個領域,具有多方面的科學價值。

        四段旅 程里,徐霞客對江西進行了系統、掃描式的考察,他不僅寄情于自然,而且著意于人文,不僅在其游記中對山川地理詳加記述,而且對所經過的村落有所記載,特別是對人文底蘊深厚的村落著墨更多。他的行走繪制出了明代社會的贛域風情。

        在徐霞客游記及相關史料里,我們可以了解到,在相對偏遠的山區,常出現稀疏聚落倚山而居的情形。如南豐三江口,居民只有“數家在溪上”,宜黃軍峰山“山溪瀠洄,數家倚之”。又如永新常沖嶺盧子瀧“下此始見山峽中田塍環壑。又二里始得居民三四家”……在游記中,這些小聚落多為一筆帶過。

        與這些原始小聚落不同的是,徐霞客筆下的大村落卻有另外一番景致:宜黃的洪氏山莊,“遠下觀,巨室鱗次,大聚落也”;“吉安府廬陵縣狼湖村,皆尹姓,有舡百艘,知其村落不小”。翻閱整個徐霞客游記,我們發現,在明代江西,一些大的古村落,尤其是家族聚落,在商貿、物產以及人文上都有著相對較高的文明程度。

        如在崇禎九年,徐霞客來到樂安境內的曾田村,所聞聚落有兩千余人,均為曾姓,家族所建門樓雕梁畫棟,歷來進士舉人頻出;而樂安流坑,在他筆下則是“萬家之市”,村落以董姓為主,明代以來,這里興教辦學,修譜建祠,族人安宗族分派而居,巷內都以鵝卵石鋪地,并有良好的排水系統。

        南城的磁龜村,這個隱居深山里的古村落,明時卻是另外一番天地:“戶至千四百,屠肆至七十,樓觀相望,弦歌聲之聲不絕。”

        此外,徐霞客還沿途記錄了當時江西大部分古村落商貿、交通等社會面貌。當時許多商業市鎮興起于河溪沿岸,上饒縣東面的沙溪集市,“小舟次河下者百余艇,夾岸水春之聲不絕”。鉛山河口鎮,商賈往來頻繁,貨物充斥街市兩邊,繞岸燈輝。此外,徐霞客還記錄了鄱陽湖、南城縣等水域樞紐的商貿繁盛情形。

        見證晚明社會風向

        徐霞客生活的年代,處于明代中晚期,社會動蕩加劇,尤其是崇禎后期,大明王朝風雨欲來,已然是窮途末路。農民起義軍首領李自成南部起事,勵志倒戈京都;北方努爾哈赤的鐵騎正已踏翻北疆,呼嘯而來。

        年近半百的徐霞客正是在這樣一種時勢背景下,兩次來到了江西,踏覽山河,其經歷、所見所聞,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是以一個私人化視角,打開了了解明代晚期江西社會的一個切面。

        崇禎九年十月,徐霞客第四次入贛。這一次,他在江西游歷時間最長,走訪的地方最多,一路的行旅也是屢遭兇險和劫難。

        《徐霞客游記》中記錄,他在吉安府的吉安縣、廣信府上饒等地屢遭強盜,大量盜賊幾乎連篇累牘充斥在他筆下。就連寺廟的風向也出現異樣,在南城鐵仙巖寺院,寺僧“拒客不納”“求一臥不可得”“逐客甚急,形于聲色”。

        他在永新縣李田度過了一個孤寂冷清的新年,“徹夜不聞一炮爆竹聲,山鄉之寥寂,真另一天地也”。從徐霞客的記錄中,我們? ??注意到,不僅是江西,幾乎他游歷過的許多地方,大多都是盜賊橫行,社會動蕩加劇。事實上,崇禎年后的現狀非一日之寒,從正德年間開始,以江西為例,當正德皇帝正迷戀民間社會“另類色彩”的時候,在遠離政治中心的江西,劉六、劉七在江西領導了一場威脅到京都的農民起義。社會風情每況愈下,群氓呼嘯山林,加劇了社會民生的動蕩。明代江西新設興安等九縣,就是對山區社會變遷控制的結果。

        徐霞客的行旅,既是對山河真相的探索,也反映出了社會的細節,代表了中國早期知識精英對現實的關照。

        主筆丨曾悅之、黃穎 編輯丨林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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