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被稱為“六朝古都”，指的是那哪六個朝代

一直以來，作為中國六大古都之一的南京，時常用“六朝古都”這一概念來對自身的歷史文化積淀進行定位。“六朝古都”中的“六朝”，指的是從公元229年到公元589年間，在當時被稱作建業或建康的南京先后定都的東吳、東晉、宋、齊、梁、陳四個政權。其中的東晉和宋齊梁陳政權，雖然都有著各自的國號，但考慮到當時的政治形態是以門閥貴族為掌握國家政權的主體，而南朝各政權的更迭，往往都是不同門閥勢力的重新分配，政權變動前后，不同的門閥勢力與前朝和今朝依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而，這幾個政權在某些角度上也可以算作一個連續的大王朝。這種特殊的政治體系所帶來的南朝政治演變上的連續性和一致性，也使得作為都城的建康在營建方面，以及根植于建康城的南朝文化，具有相當的完整性、一致性。

作為六朝都城的建康城，發端于自孫權定都建業后營建太初宮。其后南朝諸政權也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擴充宮署建設，并形成了當代人耳熟能詳的臺城區域。除了以臺城為核心的建康都城外，當時的建康周圍還分布有長干里、石頭城、丹陽郡城、西州府城、白下城等不同功能的市鎮或要塞，共同構成了一個城池體系。

說起南朝對建康城的營建，就不能不提及東晉。作為西晉覆滅、中原遭受“五胡亂華”之難后播遷至此的王朝，東晉按照洛陽故都的部分格局，并創造性地以對稱布局作為規劃理念，開創形成了北為宮城區，南為官署區的城市格局。南齊武帝永明年間，北魏孝文帝為了重建洛陽城曾派人來到建康，對建康的城市格局進行詳細記錄并用于洛陽的營建中。北魏的洛陽城也成為隋唐時期長安和洛陽城市格局的藍本，而大化改新后的日本在營建自己的平城京（今奈良）和平安京（今京都）時也以這種都城格局作為模板。 這種在東亞產生重要影響的城市格局，其源頭就是六朝時的建康。

至于在建康前前后后定都數百年的南朝各政權，許多人都會不自覺地貼上“短命”“偏安”的標簽。短命和偏安，難道就是南朝的全部？對于所謂的“短命”，正如之前所言，由于特殊的政治形態，南朝的政權更迭，更多地只是門閥世族的勢力的交換，基本的政權結構，依然得到完整地繼承。而談到所謂的“偏安”，就不能不提到造成這一局面的“五胡亂華”。由于西晉王朝統治集團的腐敗和勾心斗角所引發的“八王之亂”，造成了國力的大規模衰退，恰逢氣候變冷造成北方游牧民族大批南下，與此前被不加防備故意安置入塞的各個游牧民族合流，趁西晉衰頹之時大肆反叛，使得中原一片涂炭摧殘之狀。東晉王朝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衣冠南渡”定都建康。對于那段慘痛歷史，當代的歷史學界也許會以當代的背景進行多種不同的解讀，但在當時的情況下，這些在中原大肆殺戮的胡人，無異于外族侵略者。而晉朝則更像是合法政權在失去核心統治區后的被迫南退，自此之后，北伐中原、恢復故土成為不少南朝君主的夙愿。但此后數百年南朝一直未能像之后的明太祖一樣進行成功北伐，很大程度上與當時的特殊戰爭形態有關。南北朝時戰爭的主要形態，是以戰爭雙方用人馬俱披重甲的重型騎兵——“甲騎具裝”相互沖擊來進行。這些作用有若當代坦克的重裝騎兵的數量，往往決定了雙方的軍事實力。相較于北朝，當時南朝的甲騎具裝數量較少，難以與北朝形成有效對抗。在不少戰役中，南朝軍隊正是被北朝的大規模重騎兵沖擊所擊敗。因此在當時的情況下，南朝要北伐中原、飲馬黃河，無疑是困難重重。? ?然難以北伐，但南朝還是一次次擊退了北朝的進攻，保住了南朝的半壁金甌，并且也保護了五胡亂華之時，在中原已如風中殘燭的華夏文明。正是南朝的存在，才讓當時遭受巨難的華夏文明，有了繼續發展的支撐點。

隋文帝楊堅顛覆鮮卑人的北周政權，建立隋朝并滅亡南陳后，曾獲得一支來自陳朝的宮廷樂隊，在聽聞了樂隊的演奏后，隋文帝表示：“此華夏正聲也。昔因永嘉，流于江外，我受天明命，今復會同。雖賞逐時遷，而古致猶在。可以此為本，微更損益，去其哀怨，考而補之。以新定律呂，更造樂器。”在中國的傳統中，禮樂往往是文明是否成熟、是否是正統的重要標志。隋文帝對南朝音律的肯定，無疑昭示了其對于在政治上處于敵對狀態的南朝，在文化正統性上的無比認同。而隋文帝所建立的致力于大一統的隋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為恢復以南朝為象征的華夏正統。在之后的唐朝，南朝積淀數百年的文化典章制度等因素，又大量被統治群體吸收，以致出現了所謂“唐代南朝化”的現象。“偏安”的南朝，在政治實體上消失后，卻依然通過另一種形式，在大一統的盛世里延續著自己的生命和血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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