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星象記錄與文化遺址、文物之間的異同

雖然有著看似共同的目標,但實際上考古學和歷史學的學科性質相差很遠。歷史學研究的是史料,最基本的史料就是文獻,亦即文字信息。所以文字發明之前的歷史和未被文字記錄的歷史,自然是歷史學研究的短板。考古學研究的是實物,是人類活動遺留下來的有形的、能觀測到的東西,包括遺跡、人工遺物和自然遺物。它的特點也很明顯,就是絕大多數遺存本身沒有文字,考古材料不能自己說話,只能被人代言;而且并非所有的人類活動都能產生有形的遺存,歷史上的語言、哲學概念和信仰體系、重大而迅速的政治事件等很可能未留下任何形式的考古證據。站在實證史學的立場,史料的主要問題是真實性,或者說是史料的形成過程問題;而考古材料的真實性可以由嚴格的發掘程序來保證,更多時面臨的是如何解釋的問題。研究對象的性質決定了考古學和歷史學研究方法差異極大,即使是研究同一領域的問題,在實際工作中也基本是分工合作的狀態,很少有人能兼通兩者。如果根據文獻材料在復原歷史中的作用,把人類歷史劃分為:史前(Pre-history)、原史(Proto-history)、歷史(History)三個時代,那么:史前考古沒有當時的文獻材料,后世文獻材料對史前的描述主要是神話與傳說,有較大的不穩定性,因此史前考古與文獻的相關度很低。而歷史時期擁有大量且多方面的文獻材料,考古雖然仍能對文獻有所增補,但考古研究主要是在文獻材料的基礎上進行,以文獻材料為主要依歸。原史考古與文獻之間則是一種互補的關系,文獻為考古提供線索,考古則檢驗文獻的正確性,并在文獻所提供的框架之上進行更深一層的復原。夏商周斷代工程是一個歷史學取向的學術課題,其中考古材料是為預設的年代框架服務的,雖然不排除很多遺址的考古工作借工程的東風有了極大進展,但最根本的目的僅僅是使年表精細化。具體來說,三皇五帝僅有“史影”的價值,如果文獻中沒有這些符號,絲毫不影響我們對中國新石器時代歷史的理解。任何為三皇五帝建立具體年表的做法都是荒謬的(原因詳后),于考古研究也沒有多少實際意義。傳說中大禹建立夏王朝,通常被國內學術界視為史前和歷史的分界點,對這之后的研究往往刻意追求考古材料與文獻材料的整合,這其中的問題相當多。如有學者( 許宏、劉莉:《關于二里頭遺址的省思》,《文物》2008年第1期 )已指出的:中國上古時代考古學研究的一個基本途徑,是將見諸后世文獻的王朝編年作為考古學研究和解釋的藍本。這些研究盡管重視的文獻版本不同,但作者顯然都相信其中一種編年應當是正確的。這一方法有個根本性的問題,即其對涉及早期王朝世系性質的某些基本問題缺乏嚴格的審驗,而這些世系來源于口傳歷史而非可靠的成文編年史。……這一重建夏商世系的總體取向存在的一個明顯的缺陷,是混淆了編年史和口傳世系間的差異。前者旨在確切記錄真實歷史事件的時間序列,而后者則無法得出絕對的時間框架,因為它“有意顯示和傳達那些被認為是重要的事件,而絕對年代則從不,也不可能是其記錄中之一項”。這兩類信息往往作為完整的信仰系統出現于古代文獻,因為古人并不把它們看作是分隔的實體。然而, 對于現代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來說,神話、傳說和歷史是需要區別對待的。如前所述,盡管甲骨文是中國包含一個王朝的時間序列在內的最早的文字記錄,但它們沒有提供一個關于各王在位時間跨度的年譜。由于甲骨文用于記錄祭祀儀禮的過程,貞人沒有必要有意留下確切的各王在位的時間長度,或者這類信息被認為是不重要的而不必加以記錄。吉德煒指出,只有到了? ??墟晚期,關于王年的確切記錄才出現于祭祀周期,但似乎即使這時商人自己對其以前各王在位的長度也沒有明確的觀念。因此,商是否記錄下了一個確切的商王世系且將其傳給其后的王朝,還是值得懷疑的,更不必說推定的更早的夏世系了。 最早見于戰國至漢代文獻的夏和商的世系不是史學意義上的編年史 ,宗譜中的早期國王更像是在其后演變過程中被創造、編輯和改進而來的。因此,不少文獻中夏和商的王系應理解為口傳的世系。盡管在公元前兩千紀的后半商和其他同時期人群中可能有關于夏人的口頭傳說,夏也很可能是早于商的一個重要的政治實體,但在沒有夏當時的文字材料發現的情況下,作為一個王朝的夏的存在還無法得到證明。古代中國不是惟一為遠古王系所困擾的社會。 蘇美爾、埃及、瑪雅和許多其他文明都有文字記載來證明他們深遠而感人的歷史,這些歷史記載源自口頭傳說。據Henige對許多古代王朝王室世系的系統研究,一系列紀年上的扭曲變形可以出現在對口頭傳說社會的王系、宗譜和其他關于歷史時間跨度推測的處理上。宗譜可以通過壓縮被縮短,在這種情況下,被記住的只有最早的開國的幾代和最近立為嫡嗣的四至六代。與此形成對比且更為普遍的是,宗譜也會被人為地延長。在王系中,可以看到對既往時間長度的夸大的描述。有充足的例證可以說明王系在時間上被扭曲的情況。例如,蘇美爾的王系成文于公元前2100年,記述了到那時為止統治美索不達米亞的王朝的順序。它列出了前后相繼的約115個統治者的名字,但實際上,這些王分屬于不同的城市國家,其中許多是同時存在而非先后關系。由于年代上的扭曲,蘇美爾的王系把本來600余年的歷史時期拉長為一個超過1900年的統治期。公元前一世紀瑪雅早期紀念碑上的文字,把其王室的具有重要宗教儀式內容的日歷始點追溯到公元前3114年,而這比最早的農業群落出現于這一地區早了1000年。許多瑪雅紀念碑刻銘的主要目的是贊揚統治者和他們的世系,所以一個以世系的連續性和祖先崇拜為核心的,具有特定的社會、政治和宗教背景的貴族活動的悠久歷史被編造出來。印加和阿茲特克的國君也重寫了他們的歷史和信仰系統,強調他們與太陽神的神圣聯系,以證明他們政治、經濟、軍事擴張的正當性。這并不是說所有的歷史文獻都是政治宣傳,但統治者確有明顯的政治動機去制造和操縱王系和宗譜。 任何對歷史的闡述都包含了當代社會的需求。 沒有理由相信中國古代的歷史學家在創作王室宗譜時對于這樣的政治動機具有免疫的功能。事實上,Henige所討論的口傳歷史中許多類型的扭曲變形也見于夏商年譜,它們似乎是傳說與史實、口傳歷史和歷史記載的混合物。甲骨文和后代文獻中某些早期君主的名字可能的確是經若干世代口口相傳的真實人物。但這些王系并非王朝歷史完整的記述或確切的序列,被數百年乃至上千年后的歷史學家安排給夏商王朝的各種時間跨度,不應被當作等同于編年史的時間框架。 利用這些文獻材料進行與考古學的整合研究之前,我們需要首先搞清它們為何又是如何被創作出來的。 ……(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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