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已經證實伊尹確實存在，為什么不能佐證

導讀：甲骨文已經證實伊尹確實存在，為什么不能佐證 “酒店”+“文化”如何融合？

夏商周，春秋戰國歸于晉。

凡是炎黃子孫都熟悉的歷史歌，這是數千年來每個家族都傳承下來的史譜，是天經地義，無法更改。

如同西方子孫牢牢傳承《圣經》一個樣。至今沒有中國人去與西方人辯論，因為這是人家家族的傳承。不管東方人的事。

同樣，中國五千年歷史，從三皇五帝到夏商周，也是東方人的事，不關西方人管。

在我們探討夏朝是否存在時，第一撇開西方人的觀點，西方也不是歷史專家，因為只有中國一家才是古文明傳承下來的。作為學術研究，可以讓西方人闡述其觀點。但不能左右中國的歷史。

用文字丶青銅丶城市來說歷史僅是一家之言。歷史的回原應該存在多樣性。我們不能因三星堆文明沒有文字就可以否認三星堆文明，同樣，不能暫時沒有夏文字就可否認夏王朝。

甲骨文的發現承認了商王朝，假如甲骨文也失傳了，難道也不承認了商王朝。可見，證明古王朝決不能以文字或其它元素來做判官。古代歷朝歷代傳承下來的寶貴史料，都要繼承和發揚光大。

三皇五帝中最后的帝，就是大禹治水。是最后一個被禪讓的原始社會華夏最高最大統治者。正是他，奠定了中華九州的范疇。而他的兒子啟開啟了私有制奴隸社會，就是夏朝。這是近現代中國歷史學家公認的史實，也是炎黃子孫津津樂道的上古歷史。

中國老黃歷叫夏歷，不是空穴來風。祖先稱謂華夏，不是無緣無故。四季分明有夏天，原來真有夏令營啊！

您祭祀祖先和向成神了的先祖賢人卜問的時候會連帶幾百年前的鄰居或者敵人一并祭拜么？甲骨文不是用來記事的

“酒店”+“文化”如何融合？

個人認為酒店+文化這塊涵碧樓酒店做的比較具有參考性，酒店整體中西結合，融入了儒家思想的理念，也秉承了臺灣涵碧樓一貫的水準，不建立在鬧區，世外桃源般的淡雅，從酒店一詞的含義上獨樹一幟，非常有特色，現在人所理解的酒店無非包括商務型酒店，快餐型酒店，主題式酒店等，涵碧樓雖定位休閑度假酒店，上次經朋友推薦，有幸體驗了一次，我認為文化酒店更加符合他的身份，外表充滿現代鋼筋水泥的建筑，讓人開始不覺得多么獨特，但是一旦走進去后發現確是古樸迎襲，不得不感嘆，他將儒家思想灌入到由硬件組成的建筑中，仿佛打開了人的任督二脈一樣，精妙絕倫。所以我由此得出結論，由一個硬件（現代）+軟件（特色）+一個主題思想（儒家）這種模式還是可取的，繼而等于從冗亂繁雜的類型酒店中脫穎而出，定有過人之處。

中國之長處在有“倫理情誼，人生向上”兩大精神；中國之短處在缺乏“科學技術，團體組織”。——這是我多年以來用心研究所得之結論。中國文化已走到了改造途中，舊文化崩潰殆盡，新文化亟待創造。只是惜國人不自知其有不可磨滅之長，而妄想離開舊有一切，憑空建設新的，以致不能成功。以我研究所得，要建設新中國文化，第一在發揮固有精神引進團體組織，第二在以團體組織運用科學技術。只如此使圓滿無缺，更無其他。

何謂發揮固有精神引進團體組織？流俗以為中國缺乏民主，其實乃是缺乏進步的團體組織，誤為缺乏民主，更誤認是封建。于是把西歐的人個主義，自由主義，自我中心，權利觀念，都引進到中國來，而不知這些原為他們團體過強，干涉過甚之反動。在他們是對癥下藥，而在我們缺乏團體生活者恰好藥不對癥。更且加重其散漫之病，個人主義是團體生活之一種離心傾向，但我們卻正需要團體生活之向心力。所以可說完全錯? ?。

近代西歐思潮于我不合用，最近東歐之集體主義是否合用呢，答，也不合用。抬高團體以壓個人者，似乎是加強團體生活之向心力。但要知道中國之病，一在散漫；二在被動。抬高團體之結果，便是專政和統制。專政和統制，更加重中國老百姓被動之病。所以這是藥不對癥，藥與癥相反。

總起來說，英美之路，蘇聯之路，皆與我不合。我們今天必須有一付藥，同時能治“散漫”“被動”二病，才可以有進步的團體生活實現。此藥方即以固有倫理精神，適用于團體與個人之間。舊倫理皆是此一人對彼一人之關系，例如五倫皆如此。現在我們要增加一倫，即“團體對個人”“個人對團體”之相互關系。倫理精神在尊重對方，在此，即是團體要尊重個人，個人要尊重團體。恐怕抽象理論不易了解，今特以我在鄒平所實行之鄉村組織，具體說明如次：

鄒平地方組織分鄉村兩級，村有村學，鄉有鄉學；村學鄉學，一面似是學校，一面似是公務機關。全村之人不論男婦老幼皆為村學學眾。鄉學以全鄉之人為其學眾，亦同。村學鄉學之組織規程不用法律條文之形式，而有《村學鄉學須知》一小冊，載明許多囑告的話。例如：《村學須知》中有學眾須知十三條，其第一條便是：

要知道以團體為重——村學是個團體，我們各人是團體中的一個人。團體事靠我們各人，我們各人還要靠團體。若一個人只圖自便，不熱心團體的事，團體散了，累及眾人，還害自己。

第二條，便是囑告他，開會必須到場，開會宣布的話必須用心去聽。開會不到是不對的，不用心參加是不對的。

第三條便是囑告他有何意見即對眾說出，不說又是不對的。第四條便是囑告他們尊重多數，舍己從人。第五條便是囑告他更須顧全少數，彼此牽就。若不如此是不對的。如此一條一條，共十三條，皆從第一條“以團體為重”引伸而來。我完全不對他們說：你有出席權，你有發言權，你有投票權……這一類權利觀念的話，而指出他種種應盡之義，此即以倫理精神應用到團體生活間。特如第四條尊重多數，第五條顧全少數，尤見倫理精神之發揮與機械規定多數表決者不同。我若對鄉下人說，你有種種權利，他不希罕要；我今對他講理說義，他聽了都點頭心服。——以上系加強向心力，對治散漫之病。

轉過來再看：代表全村負責公務者為村理事，村理事由村學學董中之一人或二人任之。在學董須知里面，則囑告：遇事公開討論，求得多數人了解與贊助。又囑告他要希望大眾監督公事，免出毛病。凡此種種，皆是“站在團體一面，則尊重個人”之義。由此一面處處啟發眾人過問公事，便引他們從被動轉為主動。對治了被動之病。

所以倫理關系互以對方為重之精神，適用到團體生活，實在是一仙方，既使中國人從散漫入組織，又使中國人從被動變主動。一個進步的團體生活，亦所謂民主的團體生活，于是成功。

但以上只說了發揮固有精神之一面，還有一面，便是要以“人生向上”精神引進團體組織。西洋近代國家和地方自治團體，無非為民眾謀福利而已，其人生向上精神殊不足。四五十年來，中國舉辦地方自治所以失敗無成，一則誤在摹仿西洋個人權利觀念，二則誤在摹仿西洋公共福利觀念。福利豈能不要，但眼中只知有福利，忘了“人生向上”則不可。按照中國精神，福利應該隸屬“人生向上”之內。所謂發揮固有精神者，倫理精神是其一，同時還要揭出“人生向上”精神才行。鄒平的村學鄉學，明白地說：村學是一個團體，鄉學是一個更大的團體：結此團 體干甚么？為的是“齊心學好向上求進步”。一家兄弟同住，弟弟要強，哥哥不正經干是不行的。夫婦倆過日子，這個好好地過，那個不好好過是不行的。闔村的人大家不齊心，沒有能辦好的事。不但一人不好，連累一家，一家不好，連累一村；“并且村里情形不好，影響一家，家里的情形不好，影響到一個人自身。要一身好，還須要一家好，要一家好，還須要一村好才行。因此我們闔村的人要聯結起來，共謀一切改良的事，大家振作，合力整頓。”——此引錄村學鄉學須知原文一段。

向上精神提振起來，則地方公益自然興辦，福利自然實現。為了“齊心學好向上求進步”之口號，常常在心目間一刻不忘，所以化社會為學校，全村之人為學生（仿照古時鄉約稱約眾之例稱為學眾）。村中公共機構，不稱為村公所，而稱村學，納地方自治于全村向上求進步之中。“倫理情誼，人生向上”。自周孔以來數千年，早于人心深處大有啟發，今天要民族復興，必從復興此精神入手。否則精神不振，更何能吸收外來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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