軒亭口的歷史

追溯紹興軒亭口的歷史，清乾隆年間悔堂老人所著的《越中雜識》一書，對于它的淵源已經有所記載。《越中雜識》凡二卷， 系浙江德清徐承烈所撰。清乾隆年間，他客寓紹興西郭，參考清康熙三十年《紹興府志》等文獻資料，又走遍紹興全境，實地考察，以“昔所瀏覽見聞極真者記其間”。由此可見，署名“西吳悔堂老人”，并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寫就的《越中雜識》的史料可靠性是比較高的。《越中雜識》載述：唐代浙東觀察使李紳（772—846）就在這里建造亭子，名曰“侯軒亭”。觀察使的官階比知府還要高一級，出門辦事循例以車代步，而“軒”是古代一種前頂較高又有帷幕的高檔車輛，李紳和他的同僚到了“大街”，則將坐車停放在“侯軒亭”內。如此說來，“侯軒亭”就如同當今的停車場。其實，我們從“侯軒亭”這一名字的字義上也是能夠很好理解的。觀察使李紳本人的政績如何不得而知，但他吟詠的《憫農詩》：“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這是古往今來人們樂于傳唱的著名詩篇。詩言志，從這里也可想見李紳對勞苦農人抱有深切的同情心。
緊貼“大街”并與之平行的府河，是一條界河，河西是山陰，河東為會稽，直到民國元年（1912），山會兩縣才合并為紹興縣。這條府河曾經是紹興城內南北向的水上交通干道，為人們洗澡、買賣、上下船等生活、生產所需，沿河兩岸即山陰大道（“大街”，今為解放路）、會稽大道（“南后街”、“北后街”，今猶存）；臨河一側陸續建筑一些踏道（埠頭），其中古軒亭口的埠頭最大，人稱“越王埠”。不過，當時多數埠頭就像紹興城內許多河道一樣，是沒有名字的。原來，唐末藩鎮割據，常有戰爭發生。乾寧三年（896），錢戰勝董昌，建立了吳越國，定杭州為西府（實為首都），越州為東府（實為行都）。他駐節越州，其王宮就建在臥龍山（今府山）東南側。從杭州等地到越州，就在此上岸，從越州去杭州等地，也在此下船，故稱“越王埠”。有人撰文說：“越王勾踐經常在此登舟，因此該埠稱為越王埠。”這鐘說法是值得商榷的。越王埠在錢蒞（離）紹時，是一個專用碼頭，平時和紹興的其他埠頭、踏道一樣，軒亭口附近的居民出門迎親、訪友、走親、旅游、看戲、掃墓、出喪等，多在此下船；鄉下人用舟船將菜蔬、瓜果、魚蝦等農副產品、水產品載到這里，與城里人交易買賣。更有甚者，連農民換糞換灰的船只也泊此地。舊時，農民在田地里所施的糞肥、草木灰之類的有機肥。糞溺、草木灰對城鎮居民來說，除了少數大戶人家有后花園，少量需要往蔬菜、瓜果、花木雍施外，幾乎是廢物，而對鄉下農民來說，單純依靠農家自身“產出”，肯定是無法滿足施肥需要。于是，農民搖著料船進城購買。由于他們手頭缺的是銅板等現錢，因而進城時所帶的多是自己所種植的瓜果、蔬菜，所以，城里人和鄉下人常常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做成交易，（換）料船、換灰船的名字也因此而來。鄉下農民之所以用船來裝載，全在于糞料、灰肥運量大，他們不得不考慮運輸成本；而紹興是水鄉、水城，河道縱橫交織，四通八達。故用舟船，多走水路，就可以節約不少成本，減輕農民自身的負擔。由于那時的運糞船都是敞開式的農船，有些農戶又裝載得滿滿的，萬一行船稍有碰撞、起伏搖擺，便會漫溢到河里，造成一定的水質污染；而那河水，又是市區居民每天淘米洗菜洗衣所必用。好在那時的水質好，且又是流動著的活水，所以，人們對此情景? ??習以為常，不足為奇了。
軒亭始建于唐，后歷經滄桑，屢廢屢建，至宋時改建為“和旨樓”。據考，早有酒城、醉鄉之譽的紹興，在宋代已出現了“村醪處處熟”、“無處不酒家”的盛況，地處市中心的軒亭口是一塊黃金寶地，拆除廢舊的候軒亭，改建高檔酒樓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清嘉慶五年（1800）九月，軒亭口一帶不慎發生火災，風大火急，延燒甚廣，給當時所造成的損失十分慘重，連軒亭原址建筑也蕩然無存。山陰縣民向當局請愿，“此處古為越王登舟之所，軒亭亦因年久為居民所占，后又輾轉相售，今皆成灰燼……”。知縣裘世應民之請，率眾買地，重建軒亭和越王埠。 大概是明清兩朝，紹興官府將處決死刑犯的刑場放在軒亭口和小校場。這是因為明清兩朝的紹興知府衙門都設在紹興臥龍山東南側（府山也因此而得名），山陰縣衙門和會稽縣衙門都相距不過數百步之遙，將犯人押赴刑場也較安全、方便；而更重要的原因是鬧市區人口眾多，將鬧市區作刑場，就可以殺一儆百，從而獲取較好的警戒、威懾效果。男性死刑犯均在軒亭口斬決，女性死刑犯均在小校場處絞（算是全尸）。在古典小說和古裝戲曲舞臺上，人們常常能看（聽）到“午時三刻”行刑的情節。之所以選定這一處決時間，是因為古人崇奉迷信。在古人看來，午時三刻，太陽當頭臨空高照，是人（或物）在地面上的陰影最短小的時候，也就是一天之中“陽氣”最旺盛的時刻。他們迷信地認為，殺人是“陰事”，無論被殺者是否罪有應得，其鬼魂總要糾纏審判官、監斬官、劊子手和其他有關人員。而在陽氣最剛盛的“午時三刻”行刑，似乎能解脫或減少死囚犯鬼魂的糾纏。有人說，清光緒三十三年六月初六天未亮，紹興知府貴福就把女革命家秋瑾綁赴軒亭口斬首，是怕久押生變，是怕黨人劫法場，是貴福之流見不得人，只能暗地里殘害革命黨人。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在行刑時間方面的理由未必成立。任舉一例，1901年3月27日《周作人日記》載：“晴。暖。上午往徐朝宗處轉方，順路至寶橋發小高步信（路徑軒亭口，有二人棄市，尸猶在，以草席覆之，聞系盜犯也）。”可見紹興等各地，處決死犯不像京城那樣是“午時三刻”問斬的，一般是清晨行刑。梟首示眾也好，棄市也好，官府旨在“教育”、震懾百姓當順民、良民。至于將秋瑾這一女性也破例動用斬刑，這充分說明清政府對革命黨人是何等的憎恨，其殘害革命黨人的手段是何等的殘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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