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故里到底在哪?

導讀：莊子故里到底在哪? 由此推斷：蒙城為古商舊都，莊子是商之后裔。再結合以上諸點論斷，就可以得出結論：蒙城為早商故都，商周是商后裔封地，有可能就在今之蒙城，而莊子為“蒙”之漆園吏，歷史上既叫蒙城又有漆園的只有蒙城一地，關照一下莊子的思想淵源，我們就可以斷定：莊子有極大的可能為今安徽蒙城人。

莊子是哪里人? 這個問題的答案最早見于司馬遷的《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這里的“蒙”究竟在哪里?莊子故里之“蒙”以及“漆園”又是什么地方? 學術界對這個問題可謂傷透了腦筋。因為古人寫文章惜墨如金，素以用字簡練著稱，導致今人莫衷一是，眾說紛紜。
有人認為：今之安徽蒙城，世稱“山桑，北冢，古漆園”，改名蒙城雖自唐代天寶年間，但蒙城之“蒙’卻由來已久。他們認為不獨盡人皆知，且有史據可證。南朝宋羅泌《路史》云：“盤庚自奄遷于北冢；北冢，蒙也。”《嘉靖壽州志》還有記載：乾隆《穎州府志》“漆園城，在縣河北三里，即舊蒙城；莊子為漆園吏在此”。
反對者也不乏其人，他們從《隋書·地理志》于“譙郡·山桑”下找答案。《隋書·地理志》記載：“后陶置渦州渦陽縣，又置譙郡，梁改渦州曰西徐州，東魏改曰譙州，開皇初郡廢，十六年改渦州為肥水，大業初州廢，改縣曰山桑。又粱置北新安郡，東魏改置蒙郡，后齊廢郡置蒙縣，后又置郡，開皇初廢郡。又梁置陽夏郡，東魏廢。”他們認為：上面一段引文好像“山桑”(后為蒙城)也曾經稱“蒙”。其實，《隋書·地理志》說的是“譙州”之內(南北朝時州轄郡，郡轄縣)三個區域的建置沿革，其中渦陽、肥水、山桑的變遷，才屬今之蒙城，而北新安、蒙郡、蒙縣，仍屬今商丘。并認為“粱郡·守城”(今商丘)注云：“梁置北新安郡，尋廢”，這就是對上面的解釋和照應性的說明，由此推出，遲至隋代，今蒙城從未沾上“蒙”字。
唐代學者比較流行的說法則認為莊子出生地在山東曹州。李泰等著的《括地志·冤朐縣》說：“漆園故城在曹州冤朐縣北十七里，莊周為漆園吏，即此。”張守節在《史記正義》中也援引了這一記載，并說：“按：其地古屬蒙縣。”詩人李白居東魯，在其《贈從弟冽》一詩中說：“自居漆園地，久別咸陽西。”這里說明唐代學者都把曹州漆園作為莊子作吏之地。這種觀點一直影響到近代乃至今天。若把曹州與河南之“蒙”都看作“古屬蒙縣”，尚還可說得過去，但兩者是否能連在一起，就比較牽強了，至少無材料足以佐證。
宋代學者朱熹對莊子故里有比較系統的考證。《朱子語類》說：“李夢先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一相遇?又不聞道及，如何?’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在僻處自說，然亦止是楊朱之學。但楊氏說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莊子去孟子不遠，其說不及孟子者，亦是不相聞。今亳州明道宮乃老子所生之地。莊子生于蒙，在淮西間，孟子只往來齊、宋，鄒、魯，以至于梁而止，不至于南。”在朱熹看來，莊子乃楚國蒙地人。“淮西”指皖北、豫東、淮河北岸一帶，安徽蒙城屬楚，也正處于這個位置。
明代學者李時芳，主張莊子故里安徽蒙城說，他的考證沒有多少新意和見解，只是維護王安石、蘇軾等見解而已。但他反對莊子是山東曹州人之說。談及蘇軾、王安石的見解，有學者持極強烈的反對意見。嚴格的講，蘇、王持“莊周故里為安徽蒙城說”是沒有幾分考據的，只是蘇軾曾經為安徽蒙城在宋朝時所建的莊子祠堂寫過碑記，也就是著名的《莊子祠堂記》，當代學者劉文剛則認為蘇軾的這篇碑記是“求文以為記”的應酬之作，不是什么考據文章，蘇軾只是借此發揮他對莊子的推崇和贊美之情，而對于安徽蒙城是不是莊周故里，他在碑記中“不置一詞，可見還是比較審慎的”。 而王安石則是寫過? ??首《過蒙城清燕堂詩》 ，其中最著名的四句是“清燕新碑得自蒙，行吟如到此堂中。吏無田甲當時氣，民有莊周后世風。”憑借一首詩里的兩句話，即使作詩的人再有名氣，在一些學者們看來也不足以說明莊周故里即為蒙城。此一說。
莊子究竟是哪里人?我們認為：《史記》載莊子為“蒙”人，《漢書》又列“蒙縣”于“梁國”。那么，今天的蒙城在漢代是否叫“蒙”，是否又屬于“粱國”，弄清這個問題，莊子的故里紛爭就容易解決了。漢之“梁國”，原本秦之“碭郡”，即今河南商丘一帶。其領屬范圍既包括商丘東北境的“小蒙”，也包括商丘東南境的“大蒙”，梁國曾是漢梁孝王的封地，“梁孝王好營造宮室苑囿之樂以通賓客”，在商丘建造了“梁園”。小蒙近商，雖有“梁園”，但無“漆園”，大蒙偏遠，卻素有“漆園”之稱，可見司馬遷筆下的“蒙”當為“大蒙”而非“小蒙”。“大蒙”疆域原來甚遼闊，西北邊境達雉河集(今渦陽)以北數十里，直至今豫、皖接界處，距商丘僅百余里。隨著歷史變遷，又幾經分合，建置沿革也有變遷，但無論怎樣，大蒙與今之蒙城是聯系在一起的。所以，我們傾向于莊子為安徽蒙城說。
以上是安徽學者孫以楷、錢耕森等的觀點，另外安徽省內，特別是蒙城縣內的學者都傾向于莊周是安徽蒙城人一說，這也許無法排除爭榮之嫌，但如果論證的有理，又有充分的證據，那么這種論斷就應該引起研究莊子的人的注意，另外知道了莊子到底屬于哪個地方的人，對于研究莊子的文學藝術以及思想淵源諸方面的問題都大有裨益。比如，如果我們知道莊子是屬于淮河流域的人，那么淮河流域有著什么樣的文化底蘊和傳統，又與老子的家鄉有什么聯系？淮河流域是不是道家文化的發源地？鄒魯大地為什么孕育了儒家？淮河流域為什么孕育了道家？莊子的故里到底在哪？回答這些問題應該說對于莊子的研究，對于整個中華傳統文化的研究都非常的有好處。筆者通過走訪安徽蒙城的一些研究莊子的專家或者愛好者，得出一種結論，那就是莊子是安徽蒙城人。除了以前這些專家包括孫以楷、錢耕森先生的論證依據，我想再補充一點證明莊子是蒙城人的論據，另外對于以前他們所提出過的論據，此處略而不提。
莊子的身世是個謎，老子的身世也是個謎，為什么？而孔子和孟子的祖譜都很清晰，這又是為什么呢？我們為什么對于老子、莊子的身世無所了解？關鍵就在于道家主張一切不落定處，讓一切都在大化中運行，文章和人生都是如此，所謂“超逸絕塵”。顏回的“亦步亦趨”，卻未能跟上，那就說明道家認為“道不可言”、“不可授”，因此才有了老子、莊子的書不可捉摸，只是因為它合道而不可確知。也可以說是典型的“不可知論”，“成也毀，毀也成也”。
老莊的思想淵源是在淮河流域。為什么齊魯大地生儒家？為什么淮河流域生道家？提出這兩個問題我們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水土的靈性不同，所生長的植物動物也不同，時空變了，一切都會變。淮河流域的蒙亳地區，原為商湯故里。至今考古學家還在蒙城的壇城發現了商時的陶器。商亡，周分封諸侯，鄒公被分到魯國，而商之后裔則被留在了蒙亳地區，即今蒙城所在的地域。我們說，莊子不是宋國人，也不是楚國人，莊子應該是“商周”人。“莊子之楚”，說明莊子不是楚國人；從《莊子》文章中我們可以發現莊周好象是宋國人的證據。但我認為與其說莊周是宋國人，還不如具體到莊周是宋與楚之間的“商周”人。“曹商得車”一段盡管說曹商“? ??于宋”，遇見莊子，并向其炫耀，那為什么不能是在他返宋途中遇見了莊子呢？又有人說在莊子文章里出現的“商之丘”就是指的今之河南商丘，那也未必武斷，可不可以看成是“商周”一地的一處小山丘呢？不能說沒有這種可能。最早見到“商周”這個地名也是在《莊子》一書中，孔子被困于“魏、宋、商周、陳蔡之間”，說明當時的“商周”是一個地名，而與“魏”、“宋”、“陳蔡”相提并論，至少可以說明“商周”是個小諸侯國。“商周”是商后裔所在地 ，而商朝的主流文化是天道，所謂“商人尚玄色”。“天道”是商整個國家的意識形態；而鄒的整個主流文化則是“禮”。鄒公在魯國對整個禮進行貫徹，使其成為整個中央集權的象征。這種文化土壤孕育了孔子和孟子。莊子所在的國家，即“商周”，整個天道文化盛行，殷商時期的天道觀也并沒有被取締。北京大學張翔龍先生所著《海德格爾與中國的天道》一書正說明了這個問題。可見當時天道思想之影響巨大。莊子長于此地，耳聞目睹的事情和自己所受到的傳統的天道教育產生極大的矛盾，因此就要力爭彌補，正如孔子“克己復禮”，維護禮教一樣，莊子有一種偉大的使命感，那就是維護天道，倡導人生的自由和自然的回歸，反對統治者對人性的戕害。
所以，我們的論斷是：莊子不是宋國蒙地人，也不是楚國蒙地人，而是界于楚、宋之間的商周國的蒙地人。所以要證明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判斷商周是商湯后裔的封地；其次我們要論證商周人崇尚天道這個事實；再次我們要論證莊周不是宋人也不是楚人，只是界于楚和宋之間的蒙地人；最后我們要論證商周一地就是位于楚、宋之間。應該說這是一個很復雜的論證過程，就目前我所掌握的材料來看，還不足以證明這一點，因此，我此處僅僅提出假說，有待進一步的考證和推理。
另外一種說法是不必要爭論莊子的故里問題，因為所謂“蒙人也”之“蒙”就是指的一個大的區域，其中包括宋地、楚地和山東。司馬遷之所以只說了一句：“莊子者，蒙人也。”就是因為他也搞不清楚莊子到底是哪里人，只是說“蒙人也”，就說明司馬遷唯一有把握的就是莊子是蒙地人，而且“蒙”這個地方肯定不只是一個小國家或者小地方。這就夠了。
文章的最后我想補充說明幾個重要的發現：今年11月24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隊正式宣布：安徽省蒙城縣很大的可能是早商之都所在地。蒙城縣的壇城有很大的商代古城垣，并擬訂下一步挖掘計劃，聲稱對于壇城古城垣的挖掘有可能有震驚全國的發現，那就是一直以來沒有找到的早商故都，有可能就在這里。另外，連續幾年的尉遲寺挖掘工程也在緊鑼密鼓地同步進行，尉遲寺出土的陶器中有全國僅此一件的“鳥形神器”，據考證，屬于大汶口文化時期原始村落領袖或權利的象征。尉遲寺為震驚中外的中國原始第一村遺跡，那么這個“鳥形神器”會不會是商代遺物呢？早商應該在黃帝、帝嚳時期就應該存在，而黃帝、帝嚳時期應該就是大汶口文化時期，據《商頌》記載：“天命玄鳥，降而為商。”按照商的傳說，商的祖先契是這樣降生的：簡迪氏一日于河中洗澡，突然由天而降一玄鳥，一下子落到了簡迪氏洗澡的地方，簡迪氏因之受孕，從而生“契”，整個商由此而生。因此，鳥一直就是商人崇拜的圖騰。既然全國僅此處發現一件如此這樣的“鳥形神器”為什么不可以懷疑此地就是商都所在地呢？因為這種神器只有擁有最高權力的王者才可以擁有，而考古學家已經證明這是最高權力的象征。
把尉遲寺和整個壇城的挖掘工程和已有發現綜合起來觀察，我們就可以得出結論，蒙城為商后裔所在地，極大的可能是早商故都，因為眾人皆知晚商舊都在河南商丘，但對于早商故都歷來都沒有任何跡象引起考古學家的注意。“周人西來”，“商人東來”，考古學家認為應該從開封向東，直到黃河入海口都為早商的活動地帶，但由于此地屬于黃泛區，所以歷來給考古工作帶來困難，到目前為止，僅在蒙城發現了古商遺址。這已經有了很大的說服力。結合莊子的思想淵源來看，莊子文章首篇即以“大鵬展翅”開篇，這是一種標準的“玄鳥”，而大鵬又是從北海的“鯤”幻化而來，而“鯤”為魚子。這也就體現了莊子對鳥的推崇和鳥與魚的關系，也就是天與水的關系。商人尚玄色，商是一個推崇神的朝代，至周才發生“人神之爭”。通觀莊子之文，其中的崇神情結和神話特色都是先秦諸子里不太多見的。“天水關系”其實就是陰陽關系，而鳥與魚的關系就是簡迪氏生商的關系。

由此推斷：蒙城為古商舊都，莊子是商之后裔。再結合以上諸點論斷，就可以得出結論：蒙城為早商故都，商周是商后裔封地，有可能就在今之蒙城，而莊子為“蒙”之漆園吏，歷史上既叫蒙城又有漆園的只有蒙城一地，關照一下莊子的思想淵源，我們就可以斷定：莊子有極大的可能為今安徽蒙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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