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派人下西洋，為何人選是一個太監？鄭和

明成祖何止是在下西洋時重用太監，可以說明朝的宦官干政問題就是朱棣打下的基礎。他不僅重用了鄭和，還有如侯顯、洪寶等，永樂時期就是太監集體“翻身”的時代，朱元璋立下的祖訓在這個時代被打破，太監的地位就一發不可收拾。鄭和之所以能夠脫穎而出，成為七下西洋的正使，主要與他的個人經歷有關。

永樂時期的太監“翻身”“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灑掃、給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日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為亂，其可得乎？”——《明太祖實錄》

朱元璋開國之后，雖然內廷規模就已形成，但太監在洪武時期并沒有成為一個政治集團，這是朱元璋吸取漢唐教訓，提高警惕，刻意打壓宦官的結果。朱元璋規定宦官不許接觸軍政方面事務，只將這些人作為“服務員”、“傳訊員”，當皇帝的不給他們其他權力，他們就沒有機會作亂。洪武時期的宦官是由吏部管理的，朱元璋曾告誡吏部：“此輩自古以來，求其善良，千百種不一二見。若用以為耳目，即耳目弊矣；以為腹心，即腹心病矣”。也就是說在朱元璋得眼里，太監里邊沒什么好人，當耳目都會被蒙蔽，何況拿來當心腹呢？

總體來說，朱元璋對太監是非常提防的，所以也就在制度上形成了打壓。到了洪武末年，朱元璋還為此立下祖訓，規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銜，不得御外臣冠服，官無過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內庭”；“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這里就點明了封建社會內外之分的權力架構，這種架構就是宦官形成政治集團的根源。

眾所周知，明朝很好的解決了外戚問題，在明朝的后妃選拔制度中，不再重視門閥，甚至有些后妃只是小縣令的閨女，這就將外戚集團徹底“消滅”了。封建權力架構中的內外之分往往需要第三方勢力形成權力上的平衡，皇帝是唯一的中心，三方勢力分別是外戚、宦官、士大夫，宦官屬于內廷核心，士大夫則是掌控外朝的龐大集團，外戚被用來權衡內外廷。

洪武時期的權力架構企圖拜托這種模式，朱元璋的方法就是君主專制無限加強，不需要任何權力制衡。所以他首先在制度上將外戚一棒打死，又規定了宦官不得參與軍政，然后借著胡惟庸案徹底廢除丞相制度，六部直接對皇帝負責，看起來皇權一家獨大，內外廷做好分內事務就可以了。

但與此同時，朱元璋又搞了個塞王體系，這等于說宗室取代外戚，而且是分封于地方，軍政財高度自主。再加上言官體系的空前加強，又相當于外朝權力雖然削弱，但手里多了個發聲的工具，而且這個工具不能隨意處置，即使是指著鼻子罵皇帝，也不能隨便動刑、處死。所以明朝的權力走向并沒有達到預期，第二代皇帝就遭遇了塞王的反叛，皇位就此被奪；外朝的言官個個“忠言逆耳”，前期成了皇帝最討厭的群體，后期又成了黨爭的工具。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還是得宦官重出江湖，形成一個三角制衡的權力架構。

建文帝朱允炆是個聽話的孩子，他銘記爺爺的教導，對宦官加強了抑制，他上臺后規定：內臣外出時，稍有不法行為，地方官有權力、有義務將他們綁了送往京城，交朝廷處置。朱允文的做法將太監群體“得罪”的淋漓精致，所以當塞王對皇權提出挑戰時，不管外朝如何，宦官是肯定要拋棄朱允文的。朱棣靖難時，一些宦官就開始密謀投奔朱棣，很多宦官都成為朱棣的向導和內應。

朱棣雖然是藩王，但朱元璋設定九塞親王鎮邊體系的時候，也對其進行了限制，主要就是征募軍隊? ??規模。所以朱棣造反的時候最卻的就是人手，他需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因此他身邊的宦官基本上都得到了重用，一個很奇特的現象就是太監拿起兵器上戰場。當朝中的宦官聽聞燕王重用太監時，自然而然的是想迎來新的生機，所以就偷偷地給朱棣送情報。當燕軍南下逼近江北時，朱允炆皇宮里一些宦官不再滿足泄露機密當內奸了，而是乘人不備逃到朱棣的軍營中，“漏朝廷虛實”，充當燕軍南下的向導。所以整個靖難過程中，太監充當了很重要的角色。

“文為忠于己，而狗兒輩復以軍功得幸，即位后遂多以委任。永樂元年，內管監李興奉赦往勞暹羅國王。三年，遣太監鄭和帥舟師下西洋。八年，都督譚青營有內官王安等。又命馬靖鎮甘肅、馬騏鎮交趾。”——《明史》

對朱棣而言，不僅僅是跟著他起兵的太監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建文帝宮里的太監也都是功臣，所以在當上皇帝后，他對于太監這個群體產生了好感。除了犒賞之外，還在朱元璋祖訓的紅線里尋求突破，將太監包裝成文官或武官身份，委以重任。朱棣為了掩蓋違背祖訓的事實，還言到“朕一遵太祖訓，無御寶文書，即一軍一民，中官不敢擅調發”。這句話的意思就是我遵守太祖的祖訓，不給宦官任命，也不通過戶部給宦官任職。事實上也是如此，因為宦官“至永樂始歸其事于內”，內就是司禮監，也就是說宦官管理不再歸戶部，由內庭機構司禮監負責，所有的任命都是皇帝口諭的“借調”。

解決身份問題后，朱棣再破宦官讀書之禁。朱元璋要求宦官不能識字，以免宦官有文化了之后更可怕。朱棣在登基之后就遭到外朝言官的口誅筆伐，他心里明白，這就是外朝文官們利用言官討伐自己得位不正，所以他要培養內庭太監們處理政務的能力，以此對抗外朝，“聽選教官入內教習之”，這就是給太監辦培訓班。當太監又有文化，又貼心，而且具有合法身份的時候，朱棣就可以更加放心的授予重任，比如下西洋的鄭和。

（方孝孺頂撞朱棣劇照）

鄭和為何能脫穎而出鄭和早期的相關記載并不多，只知道他是明軍在云南抓獲的俘虜，被充至軍中做雜役，有人說鄭和的軍事才能就是被藍玉俘虜后，在軍中鍛煉出來的，其實俘虜很少有人能入軍籍，通過鄭和后來被充入燕王府服役來看，他當時應該只是奴籍。當朱棣發動靖難之役時，鄭和是立了軍功的，所以當上了內官監太監，并且受命祭祀朱棣乳母馮氏，這個事情說明鄭和是朱棣的親信，類似這種祭祀活動，皇帝是不會交給外人的，一是信任，二是祭祀的油水大。

（朱棣、姚廣孝

）

永樂元年（1403年），鄭和刊印《佛說摩利支天經》，并請姚廣孝撰寫題記，姚廣孝是何許人也？被稱為朱棣的妖僧軍師，能請的動此人說明鄭和早年在燕王府就進入了核心圈。但這個事情為鄭和的宗教信仰打上了問號，姚廣孝本就是僧人，還賜鄭和法號福吉祥，鄭和抄經也多記載為佛經，所以有觀點認為他可能信仰佛教，并對佛家經典有一定研究。

（鄭和、朱棣）

但根據《故馬公墓志銘》、《泉州靈山回教先賢墓行香碑》 等資料看，鄭和出洋期間多是傳播伊斯蘭教，回歸后還曾參與西安清凈寺的重建，并請求重修凈覺寺，要求子孫世守之，這些又不能排除他的穆斯林身份，以及對伊斯蘭教的信仰。但不論宗教信仰如何，在下西洋的路線中，伊斯蘭教與佛教都會成為重要紐帶，他對宗教的研究與理解，可能是朱棣選中他下西洋的重要原因。

（鄭和與外國君主交談）

上面說了朱元璋最怕太監有文化， 而鄭和就是個有文化的太監，據說鄭和在云南接觸過很多安南、印度人，因此對南亞的語言、風土人情和禮儀習俗有所了解，所以讓他搞外交工作最合適不過。在燕王府期間，他又熟讀漢族儒家經典，對于弘揚大明文化有所幫助。另外有一點存在爭議的，就是《明史紀事本末》中提及的出使東洋，即鄭和于永樂二年（1404年）出使了日本，除此之外還有出使西藏的說法。這些外交工作的經驗如果能夠得到印證，那么也一定是他當選下西洋正使的重要原因。

其實明朝永樂時期的外交家里不止鄭和這一個太監，還有一位名叫侯顯，他也是在明軍征云南時抓獲的俘虜。永樂元年時受命以正使身份出使西藏，他成功的將西藏諸多宗教首領帶入京師，接受明朝封號，因此被朱棣提拔進了司禮監。但與鄭和相比，侯顯年齡要比鄭和大一些，而且不具備上述的語言、文化修養，所以在鄭和第二次、三次下西洋時，都給鄭和當作副手。

在一系列航海經歷后，侯顯后來也以正使的身份為大明“出海”，如永樂十三年（1415年）獨率舟師出使榜葛剌諸國（今孟加拉國）。《明史·侯顯傳》中評價他“勞績與鄭和亞”，至于為何資歷老而不得首席，我想應該是他沒有在燕王府服役的經歷，由此也可以看出朱棣在下西洋的問題上是任人唯親的。畢竟這次大型航海活動還有一個傳說中的目的——尋找建文帝的下落，這種不光彩的事情當然是交給親信，保不齊朱棣還密令鄭和發現建文帝后“就地處決”。

綜上，鄭和作為太監有此壯舉，還要感謝朱棣的栽培，他將宦官的地位陡然提升，使鄭和這類人有了參與國政的機會。而鄭和的種種優勢建立在“自己人”的基礎上，這個基礎將他的宗教信仰、語言溝通、文化修養無限放大，成了最適合的人選。另有一點，鄭和在靖難中的軍事表現出色，這讓朱棣有了更寬的余地，即宣揚國威時帶著友好目的，因此他不能選擇水軍將領為使者，但遠航他鄉，沒點軍事指揮能力也可能有去無回，鄭和就是“友好形象”與軍事能力結合較好的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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