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村的祠堂文化

金村是張家港境內的文化古村。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村周圍方圓三里內建有多座祠堂，其中建造于清朝年間的祠堂就有6座：金氏西祠，清順治十六年（1659）太學生金永祐建，吳德裕撰記；金氏東祠，康熙十四年（1675）太學生金永福建；金氏先祠，乾隆十三年（1748）太學生金培元等建，國子監司業陳祖范撰記；王氏支祠，在金村南蘆莊，道光六年（1826）舉人王錫誥等建，李兆洛撰記；鄧氏家祠，在金村北湘涇，道光年間舉人鄧琳立；周氏家祠，在金村東北周家院，光緒中周殿魁建。
金村的這些祠堂規模大，祠田多，影響廣。金氏先祠有“祠屋三進凡四十間，祠田二千一百畝”，祠前有“金氏先祠碑”，祠中立有“捐建金氏先祠碑”和“金氏先祠規條碑”。咸豐兵燹后，金家花園資產也歸入祠內。而王氏支祠則堂宇壯麗，祠堂內還設有舞臺，并有宰相劉墉親筆題詞，另有劉石庵書冊石刻等珍貴文物，支祠有祀田500畝。時至今日，王氏支祠雖不復存在，尚存部分文字資料可供查考。
初覽數祠碑文、祠堂規條和有關資料，深感祠堂文化是地方民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宣揚善行、扶貧幫困、友鄰睦族、教化民風等方面有著重要作用。
就金氏祠堂規條而言，它隨著生產的發展、意識的深化、社會的進步、時代的變遷，先后作了三次修改與增補。如果說初立時尚有少數條款內容不完善的話，那么，后續增議增補的規條卻對今天構建和諧社會有著許多借鑒之處。如規條曰：“祠裔孤寡力不能自養而矢志撫孤者，每月給白米三斗，不論其子年歲若干，一律永遠發給。”“族人六十無子而貧苦者及瘋顛病者，每年給白米一石八斗，柴錢貳千文。”“族中有孤寡被欺至涉官而不能費者，祠堂公項開銷。”大多數祠堂還特別規定：“（族眾）大口給糙米一石，小口給糙米五斗，定每年正月十一發給”等等。由此可見，在當時的社會環境里，金村各大宗族借助血緣關系，以祠堂維系著一個“大家庭”，使族內貧困者能夠得到一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金村是文化古村，興教崇文蔚然成風，“五百年來子姓繁，半是耕漁半是讀”，涌現出大批文人墨客，其中不乏出自貧寒之家的莘莘學子。那么，這些清寒子弟何以能讀書進學的呢？從祠堂規條和有關資料中不難找到答案。金氏祠堂規定，祀田所收租息，優先用于供族內子弟上學。祠堂所屬金家花園內的麗矚樓，就是金氏辦私塾的場所。祠堂還規定，對學業優秀的子弟給予資助獎勵。如規條中有“生監鄉試者，給盤費七千文，臨行先一日致送”。正因為金村各大宗族以祠堂為載體，興教崇文，助學幫困，明清年間才會出進士8人、舉人13人、太學生和秀才100余人，才會出現翁同龢所詩贊的“馬隊文人集，牛行舊德多。笘畢家家墨，機絲處處梭”的耕讀傳家的動人景象。
古村金村“清白家風遺子孫”、“鴉片既除還戒博”，這和幾百年來祠堂文化的影響不無關系。《鄧氏宗譜》、《金氏家乘》中均載有以家訓祠規教育、鞭笞族內不肖子孫的實例。鄧氏家族五世祖允賢（義士）為人公平正直，“與惡人不善”。一日深夜，他聞知村中惡少聚眾博賭，當即披衣直奔賭場，將開賭者責罰，直至其“乞憐求免、愿改前非”。他每在家祠曰：“后世好賭是曾祖之罪人也，族人當以見賭博者如淫聲美色而遠之，遣愁只許酒三樽。”
金村的祠堂文化之所以能在化育民俗民風中起引領作用，同地方進步士紳率先垂范密不可分。“東園高似漢東園，丹桂廷前日益繁”，這是明代高僧吳寬對金氏先祖金? ??瑞的贊譽。金文瑞號東園，他學識廣博，通十七史，所交皆名人，年八十猶手不釋卷，常袖白金濟人，困不索償。其實象東園公這樣的進步士紳在當地委實不少。哪一個祠堂的建造者不捐大量錢財，舍大片土地！就以金氏先祠的建造者金氏十三世孫金培元為例，他早年在京師太學館讀書，返鄉耕漁后，生活節儉，可他捐出150畝地作為義田，致力公益事業；當沿海發生水災，災民流亡危難之際，他開倉賑濟災民，對死去的災民施以棺木，劃地安葬；他為永昌寺建造“地藏殿”，他捐出私宅建金氏先祠，還帶頭捐獻并籌措祠田千畝。金村周邊的楊巷橋、永安橋、潘祈橋等十多座橋梁都是金村的開明士紳出資建造。金村南錢巷肖安福，肖大坤（武舉人）、肖大炘（武舉人）父子三人生活儉樸，卻捐田五百畝立肖氏義莊。可見，在濃郁的祠堂文化熏陶下，古村金村境內百姓和進步士紳的價值觀、民俗觀得到規范和優化，世襲耕讀、敬宗睦族、積德行善的傳統理念得到普遍的認同和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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