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遺產：保護和旅游開發能否兼得？

當中國越來越多的世界遺產出現在旅游宣傳片里的時候，當越來越多的中國風景名勝因入選世界文化遺產而聲名鵲起的時候，有人歡呼，有人擔憂。在世界遺產保護和旅游開發之間，已經處于世界遺產第三大國的中國感到了困惑。 在中國旅游業蓬勃發展的今天，有一種矛盾是不容忽視的——游客的過度膨脹與列為世界遺產的風景區的保護。 陷入超負荷運轉的世界遺產近年來，“假日旅游”不斷升溫，使許多世界遺產陷入了超負荷運轉與接待的境地。例如北京的故宮，連續幾年在黃金周前三天，日接待游客量都在１０萬人次以上，最高突破了１３萬人次的歷史紀錄，超過飽和度１００％－２００％。事實上，故宮每天接待游客的恰當值僅為三四萬人次。 清華大學建筑專家羅哲文教授指出，游客過多除增加古建直接意外損傷的可能外，活動中產生的廢氣還會使古建內的溫度、濕度等各項指標發生變化，對已保存了數百年的彩畫、雕刻都會有不可挽回的影響。 其實，旅游開發對世界遺產保護的影響已經為全球所關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已經把旅游定為對世界遺產的四大主要威脅之一。 由于空氣污染，雅典衛城上的磚石已經變質，百萬人次的旅游者來訪所造成的重大損失，已經迫使衛城停止對外開放；旅游車輛的停車場侵占了某些古建筑的前院，并造成了明顯的污染（在天氣燥熱的地方，還不得不使空氣調節器不停運轉，因而增加了空氣的污染）；在一些本來就很狹窄的步行街上，停放著一排排的汽車或摩托車，如此等等。這些都是一些現實的問題和事例，需要通過不斷地交換意見來解決。 許多世界遺產風景區不得不作出控制旅游客流的應對措施。據介紹，故宮已初步制定出一整套的應急方案以期將客流量控制在允許范圍內，其中包括在長假高峰日限制進入故宮的團隊數量，對局部景點在緊急情況下關閉，狹窄路段單向分流、旅游路線適當調整等措施。蘇州市正在討論提升世界遺產的園林門票，以控制游客人數，而麗江古城則要求每一位到訪的游客上繳幾十元的古城保護費。 國際建筑協會主席、澳大利亞悉尼大學建筑系主任雷·恩·約翰遜教授說，旅游業的企業家，雖然在利潤第一主義的驅使和壓力下，有利地促進了旅游業的發展，但他們經常忽視自然環境的風貌，不恰當地在這些地方修造建筑物、停車場與附屬建筑，造成對自然環境的入侵和蠶食，從而以最拙劣的方式破壞了那些絕妙的風景區和名勝古跡點的獨特風格。 歐洲的大城市和古跡名勝，亞洲的廟宇和城市，美洲和非洲的自然風光和名勝都富于吸引力，招徠這么多的游客（特別是運用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對于這些地方必然要產生巨大的影響。技術發達的工業社會本來有它消極的方面，加上旅游者云集，自然環境所受的影響是非常復雜的，也可說是災難性的。地中海沿岸的許多風景區，由于亂占亂建，已經大為縮減了；其它國家海岸的名勝風景區，也發生著類似的變化。 雷·恩·約翰遜認為，環境保護方面的一個特殊問題是，旅游的后果同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混合起來了。位于爪哇和龍目島之間的馬來西亞巴厘省，在其郊區的風景區有著極為豐富的文物古跡。它的自然風光、自然資源的開發、城鎮與村莊、罕見的木雕廟宇，形成了一個和諧的統一體。 直到最近幾年，巴厘才成為對外開放的旅游目標。而以前很長時間，只有少數感興趣的參觀者來訪。旅游者必須有住處，有服務設施，必須周旅各地（旅游車在村里或廟前排成長隊）。 伴隨旅游業而產生? ?奢靡的需求和供應，不可避免地要影響此地的文化和社會結構，結果吸引旅游者的自然環境本身，面臨遭受破壞之勢。而這種情況在中國的一些地方也不鮮見。 保護和旅游開發能否兼得中國的世界遺產現在是２９項，在世界排名第三位。關于世界遺產的爭奪是很激烈的，一個國家每年只能申報一項，它的擴展項目除外。世界文化遺產所昭示的是，一個民族對全人類的特殊貢獻與突出成就，這是樹立一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依據。 就遺產本身來說，世界自然與文化遺產背后都具備了一段很長的歷史。自然遺產動不動就是幾十億年。文化遺產像北京周口店有５０萬年，故宮將近６００年，中國最年輕頤和園也有２５０年。這些遺產不僅有它的歷史功能，還有它的現實功能。例如故宮，它的歷史功能是皇宮，是皇帝坐朝與居住的地方，而它的現實功能是博物館。 然而，在旅游業飛速發展的今天，世界遺產有一種更直接的現實誘惑：一旦被列為世界遺產，這個風景區就會得到海內外游客的青睞，旅游業的各種投資就會接踵而來，然后整座城市的知名度就會提高，這又會吸引更多的游客。 許多人因此將旅游開發視為世界遺產不可承受之重，甚至將其間的矛盾視為不可調和。但也有專家認為，其間并不是本質矛盾的。 “發展旅游與遺產保護這兩個方面本身沒有對立的必然。”著名的文物與旅游研究專家耿留同教授對發展與保護所持的觀點是，并沒有一勝一負的必然，它本來就是互相依托的當代社會文化活動的形式，關鍵要從價值認識的高度來把握與對待。 身為北京旅游學會常務理事的耿留同對旅游的解釋是，最好的人類文化交流活動。他認為，旅游是擴展人的生活空間和時間的，這是人類很重要的一個需要，從這個角度說，旅游是一種非常高尚的活動。通過這種形式，人們增長了見識，增加了歷史文化知識，提高了自身素質。人們不僅了解現在，還了解過去與未來。這種交流與遺產保護并不矛盾。 問題在于，目前很多把旅游解釋為一種經濟行為，單純追逐利益的做法；一些不負責任曲解與矮化世界文化遺產的做法，使得發展與保護產生了矛盾與沖突。 他舉例說，在頤和園，他聽到一位導游小姐對游客說，這條路上的鵝卵石就是當年專門給慈禧太后按摩足底的。其實，這些鵝卵石是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才鋪上去的，與慈禧毫無關系。曾為頤和園公園高級工程師的耿教授，對導游員用一些低劣的、庸俗的內容來講解歷史的做法，十分反對。他說，胡說八道，瞎編亂造，就是矮化了我們的民族文化，曲解了我們的民族文化，這是職業的極端的不負責任。 世界遺產是人類的共同遺產，對它的價值研究和認識是很必要的。北京市旅游局局長于長江認為，一方面提高和深化公眾對世界文化遺產的認知，引導人們對世界文化遺產的主動保護意識，另一方面，加強管理，提高旅游管理者與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和專業知識水平，做好遺產保護與利用。 清華大學建筑專家羅哲文教授認為，文物古跡與旅游的發展互為表里，密不可分，旅游離不開文物古跡，文物古跡借旅游發揮其作用，流傳其歷史。如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以公布世界遺產的辦法把各個國家著名的文物古跡與自然景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為旅游者提供了最值得選取的旅游參觀對象。中國的“北京人”遺址、長城、故宮、蘇州園林等二十三處文化和自然遺產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了該名錄。 旅游是發揮文物古跡作用的一個非常重要、非常關鍵的途徑和一個非常好的形式。兩者如果處? ??得好可以達到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雙贏目的，如果處理不好，也可能兩敗俱傷。關鍵是要做到互通情報，科學規劃、合理安排、依法辦事。 過度開發亟待引起各界重視目前許多地方存在著盲目過度地開發文物古跡的情況，以犧牲文物古跡內在價值為代價，一味追求所謂的經濟效益和旅游發展，無異于殺雞取卵。例如將世界遺產和文物保護單位作為旅游項目捆綁上市或租賃使用，進行商業性開發；無處不在的索道嚴重地破壞了自然景觀；一窩蜂的修建新造景點，卻忽視了對文物本身的保護和利用；棄真求假，隨意修造假古董和臆造景觀等等不一而足。 耿留同說，我們對世界遺產要加以保護與利用，但這些遺產的價值絕不僅僅是旅游價值，基于歷史功能所產生的現實功能，將在更廣闊的空間顯示他們的歷史文化價值和在現實生活中的活力，這就是歷史文化遺產持續發展、永續利用的主題。 北京有６項世界文化遺產，耿留同認為其價值所在還包括：首先，這些遺產是北京作為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和世界歷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內容和理由。假如北京沒有這６項世界遺產，就很難同巴黎和羅馬相提并論。 其次，是制定和實現北京總體規劃的主要依據，和許多區域規劃的出發點。北京的總體規劃像故宮、景山都起了很大的定點作用，天安門廣場不就是從中軸線發展起來的，北京原有６．８公里，現在要向兩邊延伸３０多公里。它的出發點還是故宮的中軸線。包括交通道路的組織也要考慮這些景點。 第三，也是北京作為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國際交往中心，是標志性的景觀和理想活動的場所。最近，２００８年奧運會會徽的標志就是天壇，這次雅典奧運會的火炬傳遞的終點也是在頤和園，應該把這些世界遺產首先定位在這樣高的標準上。 耿留同說，世界遺產也是北京生態環保、環境保護不可忽略的保護內容和建設成就；是雄偉壯麗的首都不可缺少的亮點；是在北京居住工作的外國人生活質量的一項指數；是愛國主義教育、精神文明教育、科普教育的理想氛圍和場所，以及展示２００８年北京科技奧運、人文奧運的一個閃光點。 對保護世界遺產的態度，耿留同強調有三個負責：第一，對歷史負責，對創造人類高度價值和文明的祖先負責。第二，對現在人負責，世界遺產不僅是十三億中國人的，也是全世界人民的。第三，對未來負責，關鍵的是要把它完整地交給子孫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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