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籃橋

上海提籃橋監獄建造于1901年，在當時號稱“遠東第一大監獄”。從1945年12月起，位于提籃橋監獄內的上海戰犯拘留所陸續關押日本戰犯，不少戰犯從國內或國外移押過來。到1947年初，提籃橋監獄共關押了180余名日本戰犯。

在中國境內對日本戰犯的審判，要分兩部分。

一是1946年初，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兼駐華美軍司令魏德邁將軍奉命在上海組建的美軍軍事法庭，地點就設在提籃橋監獄。 1946年1月24日，美軍軍事法庭正式開庭審判18名日本戰犯，審判過程向全球廣播。經過幾次庭審，2月28日法庭對18名日本戰犯作出宣判，判處鏑木正隆等5人死刑，除1人無罪釋放外，其余被判處1年半徒刑到無期徒刑不等。此后又對29名日本戰犯進行過多次審判。

二是國民政府也設立了軍事法庭。從1946年5月起，先后在北平、沈陽、南京、上海、臺北等10個城市設立了專門審判日本戰犯的軍事法庭。這10個城市中審判最早的是上海和北平，都是在1946年4月。

美軍軍事法庭在提籃橋監獄內共審判了8批47名日本戰犯，5人在提籃橋監獄被執行了絞刑。國民政府的軍事法庭在上海審判了116名日本戰犯，判處死刑14人，有11人是在提籃橋監獄刑場槍決的。另外由于廣州軍事法庭審判結束后就被撤銷，還有3名日本戰犯從廣州移送到提籃橋監獄執行死刑。總之，提籃橋監獄共執行了19名日本戰犯死刑。 徐蕭

提籃橋處決的最后一個日本戰犯 提籃橋

據檔案記載，抗戰勝利后，提籃橋監獄刑場自1947年8月12日至1948年9月9日，共處決了14名日本戰犯，伊達順之助系最后一名被處決者

徐家俊

監獄史學者

1948年9月9日上午，上海軍事法庭檢察官偕同一撥人員到提籃橋監獄提押一個日本戰犯，并對其執行槍決。該日本戰犯年近60歲，是一位“中國通”，操著流利的中國話。他身體修長，身穿草綠色軍服，戴玳瑁眼鏡，頭發花白，皮膚黑灰，大眼大耳，大鼻大嘴，還有一顆大虎牙。

在臨刑的法壇前，他依舊把自己打扮的文質彬彬,在遺書中還寫上“中日親善”“一衣帶水”等動聽的詞語。他還向檢察官索討紙煙，甚至又提出要喝酒的要求，并引經據典，稱中國是禮儀之邦，自古以來犯人在法場上，臨刑前有飲酒飽餐的習俗。檢察官不再容他拖延時間，令法警將其押抵刑場執行槍決。

這個在提籃橋刑場上最后一個被執行死刑的日本戰犯，名叫伊達順之助，生于1892年，日本東京都人，是豐臣秀吉時代名將伊達政宗的后代。該人從小品行惡劣，常常惹是生非，為此頻繁轉學。他17歲的時候，因瑣事與一位學友發生爭吵，拔槍將其打死，因此被判刑。由于伊達家族的包庇，他被改判緩刑而出獄，并前往朝鮮謀業。

成年后的伊達順之助同日本軍部的外圍組織“黑龍會”、日本的法西斯理論鼓吹者北一輝、大川周明等勾結，干起了侵略中國的勾當。1921年，伊達順之助經人舉薦出任東北奉系軍閥張作霖的顧問，領少將軍銜，負責訓練精干士兵。次年伊達順之助去了山東，與“狗肉將軍”張宗昌臭味相投，一拍即合，混了個顧問的頭銜，他還取了一個中國名字“張宗援”。令人恥笑的是，他竟打算拜小自己17歲的張宗昌為干爹，后來因張宗昌的母親感到這種稱呼不妥，兩人才改為兄弟相稱。

伊達順之助與張宗昌，狼狽為奸，拉起一支偽軍。這支軍隊后來頻繁與東北抗聯作戰，危害抗日將士及平民百姓。“九·一八”事變后，伊達順之助密赴遼寧安東(今丹東)，勾結當地的民族敗類、社會渣滓，組織各種軍事和政治活動。同時，他又耍起筆桿，與人合寫了《支那事情》《對中國施策之大觀》《支那緊張處理大綱》等各種小冊子，這些書籍中談的都是如何利用和挑唆各種地方勢力、各派系之間的矛盾，以華治華的權謀權術、陰謀詭計。

1932年4月，伊達順之助自任東北安(東)、奉(天)地區副司令，下面編了3個步兵營及騎兵連、機槍連、擊炮連、山炮連、大刀隊各一個。放縱唆使日本憲兵及其所轄隊伍在安東八道溝捕殺中國人。

有一年夏天，伊達順之助到天津日租界的亞細亞會館吃喝玩樂，還霸占了一名原籍東北的女子。在酒席上，伊達順之助旁若無人地對她狎侮猥褻。在酒飽飯足后，他為了顯示自己的槍法，把一名女子拉到墻壁前，吩咐隨從取來一只蘋果，放在其頭上，要當眾表演“槍打美人”的絕技。伊達順之助的驚人舉動引來飯店許多人的圍觀。

伊達順之助坐在距離墻壁6米左右的椅子上，端起手槍，“啪”的一聲，女子頭上的蘋果落地，人也隨之倒下，鮮血直流。飯廳里亂成一片。伊達順之助抽著冷氣，他并非惋惜女子的生命，而是詛喪自己的槍技當場出丑。事后，他被日本領事館警察署扣留審查，警察裝模作樣詢問一番，草草作了筆錄，就放人結案。

1932年9月，伊達順之助的把兄弟張宗昌被山東省政府參議鄭繼成槍殺于津浦鐵路的濟南車站后，伊達順之助帶著偽軍到張宗昌的家鄉——山東掖縣(今萊州市)，特地大張旗鼓地祭奠了一番，以寄托他的所謂思念之情。

從1932年到1937年，伊達順之助從東北到華北，特別是冀東一帶，大肆進行騷擾活動，制造政治動蕩，為日本侵略者找尋借口，對中國政府施加壓力，扶植漢奸傀儡政權。他還收羅地方勢力，強征民工，組織偽山東自治聯軍，為敵寇侵犯山東地區之黑先鋒。伊達順之助有時自稱陸軍中將、有時又稱陸軍上將，穿著與之相應的軍服，只是肩章與真正的日軍中將、上將略有點區別。

伊達順之助還在華北地區實施各種活動，推行其謀略。日本關東軍主使偽滿軍入關后，第三混成旅旅長同伊達順之助率領一部分偽滿軍，編成“滿洲國”派遣軍，潛入山東東部，配合日軍主力控制地方。伊達順之助后來繼續率部活動于掖縣、招遠、黃縣一帶，殘害中國軍民。伊達順之助后在山東任偽自治聯軍司令及偽國民自衛軍司令，魚肉人民，屠殺無辜，殘害中國百姓。1939年年初，該部占領掖縣后，制造的慘案更是令人發指。

后來，伊達順之助的部隊在抗日武裝力量的一再打擊下，逐漸解體，內部也發生分解，沒有軍事實力的伊達順之助漸漸失去日本軍事當局的信任。伊達順之助解職后，投奔正在青島擔任海軍司令官的堂弟桑折英三郎子爵，并從海軍司令部獲得了一個海軍高級顧問的身份，從事著他特務的老本行，過著悠然自得的生活。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11月17日，伊達順之助被青島軍警逮捕，關押在青島監獄。可能伊達順之助在山東還有一定的情報資源，一度又被國民黨某部門收容，經中統局批準，調往山東省魯東區情報室留用。不過好景不長，在被榨干有用的價值后，伊達順之助最后還是作為戰犯被輾轉押解到上海。

1947年12月29日，上海軍事法庭開庭審理日戰犯伊達順之助，錢記生律師為其辯護。經過法庭的多次審訊，掌握其確鑿罪行后，由上海軍事法庭石美瑜庭長親自審理，軍事法庭以“計劃陰謀對中國之侵略戰爭、縱容部署連續屠殺我無辜平民、強迫非軍人從事有關敵人軍事行動之工作”三項罪名，對伊達順之助數罪并罰判處其死刑，關押于提籃橋監獄。

1948年9月9日上午，上海軍事法庭檢察官施泳，偕同書記官郭鎮寰、翻譯官王仁明，率一班武裝人員到提籃橋監獄提押伊達順之助。12時，由中國軍警對其執行槍決，尸體由普善山莊收埋。

據檔案記載，抗戰勝利后，提籃橋監獄刑場自1947年8月12日至1948年9月9日，共處決了14名日本戰犯，伊達順之助系最后一名被處決者。

責任編輯：王碩

“遠東第一監獄”提籃橋，究竟處決了多少日本戰犯？ 提籃橋

來源 | 東方早報，作者 | 徐蕭

01提籃橋的“前世今生”

民初革命黨人章太炎、鄒容，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任弼時，汪精衛妻子陳璧君，侵華日軍戰犯岡部直三郎大將、安藤利吉大將，上海寫作組成員朱永嘉，上海“首富”周正毅，殺警“刀客”楊佳…

這些不同時代、不同身份的人物之間有何聯系？

答案是他們都進過上海提籃橋監獄。

關押日本戰犯的提籃橋“十字樓”牢房提籃橋監獄建造于1901年，在當時號稱“遠東第一大監獄”，是中國仍在使用的歷史最悠久的監獄。

在上海人的心目中，“提籃橋”就是監獄的代名詞，但如果我們把目光放在更為廣闊的時空中，提籃橋的意義要遠遠超越監獄本身，僅從上面那些名字，我們就能看到一部微縮版的百年中國史。

但因為仍在使用，我們又不能將提籃橋監獄視為歷史遺存。

福柯將監獄的功能總結為“規訓”與“懲罰”，懲罰自不待言，而規訓，在中國主要表現為改造，在歐美國家主要是感化，方式不同，目的實一。

懲罰與規訓的實踐變化，實際上深刻反映著一個國家的司法進程和社會的文明程度。

和中國其他監獄一樣，提籃橋監獄也一直在追尋“現代”與“文明”。

正是看到提籃橋監獄可以作為過去和現在之間絕好的橋梁，原上海監獄管理局史志辦主任徐家俊從上世紀80年代末就開始關注提籃橋監獄的史志研究，后又擴大到整個上海乃至全國的監獄研究。

（編注：他曾兼任中國監獄工作協會監獄史學專業委員會秘書長，中國政法大學監獄史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副主任。也參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史》的編撰。）

今年4月，他的《上海監獄的前世今生》（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正式出版。

全書46.5萬字，系國內第一本全面敘述上海監獄的往事與現狀的專著。

現年66歲的徐家俊于1972年進入提籃橋監獄，先是在第一線管理犯人，后轉入機關，繼而“半路出家”進行監獄史志的研究。

這本《上海監獄的前世今生》匯集了他20余年的研究成果，內容涉及上海近現代各個監獄的介紹、重要歷史人物和重大歷史事件的梳理，以及各時期監獄典獄長生平和部分監獄史實的考辨。

6月30日，早報記者對徐家俊進行了專訪。

徐家俊心中存著一部提籃橋監獄史，對歷史上的廈門路監獄、漕河涇監獄、思南路監獄、北新涇監獄等上海其他監獄的情況也如數家珍。

他提出的“提籃橋監獄是抗戰勝利后中國境內第一個審判日本戰犯的場所”的論斷，已經為社會所接受。

徐家俊認為，長期以來社會對于監獄情況比較陌生，往往道聽途說、真假參半，監獄研究和反映其生態的文學、影視作品也較少。

相比于拘捕、審判，徐家俊認為“犯人在監獄服刑改造不是一兩天，這是司法體系中最后一個關口，也是檢驗司法公正的一個重要部門”。

中國的海牙

東方早報：你最初是在監獄一線做獄警，后來是如何開始進行監獄史志研究的？

徐家俊：我是1974年調入監獄機關的。監獄史志研究有個大的背景，當時各地都開始地方志、行業志的編撰。我們通過史志工作也拓寬了視野，平反了冤假錯案。我感到提籃橋歷史比較長，文化底蘊豐厚，就以提籃橋為起點開始研究。

印象比較深的是，我們年輕時就聽到過王孝和的事跡，他是楊樹浦發電廠的工人，領導工人和廠方斗爭，在1948年被反動派槍殺在提籃橋。

電影《鐵窗烈火》就是根據他的事跡改編的。

但是當時有本書中說王孝和被槍決的地方是江灣。

我感覺不太對，就查了些資料進行研究，后來向虹口區政府申報在提籃橋設立“王孝和烈士就義處”，并列為虹口區革命紀念地。

東方早報：《上海監獄的前世今生》書中介紹提籃橋是對日本戰犯關押、審判與執行的重要場所，其中對日本侵華戰犯的審判是中國境內第一次？

徐家俊：從1945年12月起，位于提籃橋監獄內的上海戰犯拘留所陸續關押日本戰犯。

不少日本戰犯從國外及國內陸續移押過來，像侵華日軍第34軍參謀長鏑木正隆少將等10多人和第13軍軍團長澤田茂中將是從東京押抵獄中，侵華日軍駐臺灣總督、司令官安藤利吉大將等人是從臺灣押過來，侵華日軍第六方面軍司令官岡部直三郎大將等人是從漢口押送過來。

到1947年初，提籃橋共關押了180余名日本戰犯。

在關押期間，有的戰犯就在獄中自殺或病亡了，比如安藤利吉在1946年4月19日夜里，吞服了秘藏在衣縫中的劇毒自殺，自殺前還給侵華日軍總頭目岡村寧次寫了一封信。

至于在中國境內對日本戰犯的審判，則要分兩部分。

一是1946年初，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兼駐華美軍司令魏德邁將軍奉命在上海組建的美軍軍事法庭，地點就設在提籃橋監獄。

1946年1月24日上午，美軍軍事法庭正式開庭審判18名日本戰犯，審判過程向全球廣播。

經過幾次庭審，2月28日法庭對18名日本戰犯作出宣判，判處鏑木正隆等5人死刑，除一人無罪釋放外，其余從1年半徒刑到無期徒刑不等。

除了這一批外，此后又對29名日本戰犯進行過多次審判。

二是國民政府也設立了軍事法庭。

從1946年5月起，先后在北平、沈陽、南京、上海、臺北等10個城市設立了專門審判日本戰犯的軍事法庭。

這10個城市中，審判最早的是上海和北平，都是在1946年4月。

上海審判日本戰犯的軍事法庭設在虹口江灣路1號。

而美軍軍事法庭則于1946年1月24日在提籃橋審判日本戰犯，所以說上海提籃橋監獄是中國境內第一個審判日本戰犯的地方。

美軍軍事法庭在提籃橋內共審判了8批47名日本戰犯，5人在提籃橋執行了絞刑，當年的絞刑房完好如初，目前是上海監獄陳列館的亮點之一。

國民政府的軍事法庭在上海審判了116名日本戰犯，判處死刑14人（其中1人后改判為10年），有11人是在提籃橋監獄刑場槍決的。

另外由于廣州軍事法庭審判結束后就被撤銷，還有3名日本戰犯從廣州移送到提籃橋執行。

總之，提籃橋共執行了19名日本戰犯死刑，其中處絞刑5人，槍決14人。

所以，鑒于提籃橋監獄在對日本戰犯關押、審判和執行上的重要性，在1997年8月份，提籃橋監獄被市政府列為上海市抗日紀念地點。

2015年春節期間，央視的法制頻道播放的七集紀錄片《遠東第一監獄》中，其中一集的題目就是“中國的海牙”。

提籃橋監獄是中國仍在使用的歷史最悠久的監獄。周平浪 早報資料

02在監獄舉行的婚禮

東方早報：《人民文學》曾發表過一篇報告文學，叫《中國有座魯西監獄》，里面介紹了新時期現代化管理模式下，監獄管理人員和服刑人員之間發生了很多動人的故事，甚至有服刑人員在刑滿釋放后，因為長時間脫離社會，無法融入再要求回到監獄的。

在你看來，這里是否存在夸大，類似的事情在提籃橋或上海的監獄出現過嗎？

徐家俊：山東的魯西監獄我也去參觀考察過，文中的內容是真實的。

該文的作者我也認識。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提籃橋監獄一個叫金城的犯人，他入獄之后，通過干部的教育，在獄中懺悔自己罪行，學習文化。

刑滿釋放后，找了個對象，金城主動提出在提籃橋監獄的小禮堂舉行婚禮，說明他對監獄的感情還是蠻深的。

當時好多媒體都登過這個新聞，婚禮照片及報道甚至還登上了《人民畫報》和《上海畫報》。

金城覺得監獄讓他獲得了新生。

當時獄方也覺得他這個事情蠻好，對其他犯人具有教育意義。

后來他在上海浦江輪渡上工作。

金城在監獄舉行婚禮在社會各界產生了很大影響。

多年來，監獄不斷完善管理模式。

實踐上，一個特點就是分類管理分類教育，注重細節。

對老年犯，專門給他們燒軟一點的伙食。

對犯人開展心理咨詢。

還有近些年，新收犯監獄設有艾滋病犯管理監區，主管干部胡水清還被評為上海市勞動模范。

再有就是改造形式的多樣化。

比如上海市“平安英雄”嚴大地是提籃橋監獄“習美”主管警官，他組織犯人學習繪畫，通過藝術熏陶教育犯人。

還組織犯人寫詩歌，提籃橋監獄有詩歌刊物，犯人的優秀作品可以發表，不定期舉辦詩會。

2004年，監獄將整理的部分作品，由文匯出版社出版了詩集《罪魂與詩神》。

東方早報：魯西監獄的例子，一方面說明監獄管理思路的轉變，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某些不足，如沒有處理好刑期較長犯人對社會認知的更新。

徐家俊：所以我們特別注意讓犯人了解社會發展，提前適應社會變化，比如提籃橋監獄成立了全國第一個大墻里的消費者保護協會，上海各監獄設有超市，組織犯人學文化、學技術。運用社會力量，邀請各界人員組織各類專題講座，鼓勵犯人訂閱報刊，了解社會時政，跟上時代步伐。

03監獄是一個國家的特殊窗口

東方早報：檔案資料顯示，60年來，提籃橋監獄先后接待各國來訪人員500多批、5000余人次。

你在書里提到，很多外賓反映，犯人在這里受到了良好的對待，是人道主義的。

徐家俊：監獄對外開放，很有意義。

俗話說得好，“百聞不如一見”。

監獄是一個國家的特殊窗口，監獄的管理情況其實是和城市的發展、文明程度相關的。

我們重視犯人的基本權利和犯人的基本義務，現在犯人的維權意識也比較強，整個社會對犯人的基本義務與基本權利更為關注。

我們還實行獄務公開，有的監獄還曾組織犯人家屬不定期地參觀監室、伙房等，對于預防監獄系統的職務犯罪，我們也有越來越嚴密的一套制度。

舉例來說，監獄工作人員的手機不能帶到監獄獄區里面去。

東方早報：你說手機，我想起來今年年初黑龍江訥河監獄“犯人獵艷事件”，就和對手機的管理有關。

徐家俊：對，那個是比較典型的事件。

提籃橋監獄的干警在行政區可以使用手機，但是進入獄區，就是關押犯人的地方，手機是不能帶進去的，包括外來參觀人員都是要在進門處專門地方安放手機的。

監獄對于犯人的減刑、假釋、保外就醫更加規范，越來越透明、公開、公正，國家講求依法治國，我們監獄就是依法治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