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故事

12月18日，由甘肅簡牘博物館

和新華網甘肅頻道主辦的

“簡述中國故事——《懸泉漢簡》

《玉門關漢簡》成果發布會

暨甘肅簡牘博物館未來發展思享會”

在蘭州舉行

百余名專家學者濟濟一堂

碰撞觀點，交流研討

為推進甘肅簡牘的

保護研究貢獻智慧

簡牘：中國古代書寫用的竹簡和木片，為未編成冊之稱。實際是幾種東西的總稱，指的是竹簡、木簡、竹牘和木牘。在紙發明以前，簡牘是中國書籍的最主要形式，對后世書籍制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直到今日，有關圖書的名詞術語、書寫格式及寫作方法，依然承襲了簡牘時期形成的傳統。

甘肅作為簡牘大省

自1907年以來出土8萬多枚

其中漢簡總量達7萬多枚

占全國出土漢簡總數的80%以上

《懸泉漢簡》

由甘肅簡牘博物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陜西師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合作整理完成。業內人士認為，此次出版發行的《懸泉漢簡(壹)》，將為學術界研究兩漢、西北、絲綢之路等專題提供高水準的原始材料。

《玉門關漢簡》

由甘肅簡牘博物館與相關單位合作整理完成，目前，兩本著作均已出版發行。這是甘肅簡牘博物館繼《肩水金關漢簡》《地灣漢簡》《甘肅秦漢簡牘集釋》等之后的最新學術成果，將為“一帶一路”的歷史研究帶來新的學術視角，為絲綢之路的研究提供第一手資料。

《玉門關漢簡》收錄了歷年來敦煌地區各烽隧遺址出土并且收藏于敦煌市博物館的全部漢晉簡牘729枚，此次重新整理后對研究敦煌郡、玉門關在絲綢之路上的功能地位等具有重要意義。

甘肅簡牘博物館與新華網甘肅頻道

在蘭州簽署合作備忘錄

甘肅省古老的簡牘文化將

借助新華網的數字技術、創意以及傳播力

在新時代煥發出新的光彩

八項合作內容

甘肅簡牘數字展館的設計建設 簡牘研究成果新華網數字化、融媒體獨家首發 文物數據數字化整合信息研究平臺 衍生產品市場開發 博物館多渠道內容營銷 打造核心IP庫 共建國內首個5G時代數字文物保護與傳承聯合實驗室

甘肅簡牘博物館選址馬灘

于7月31日開建

預計2021年正式對社會免費開放

甘肅簡牘博物館里會藏點啥“寶貝”？

讓我們先睹為快，飽飽眼福

張掖都尉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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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出土于肩水金關遺址。長21厘米、寬16厘米，紅色織物，上邊有系，正面墨書“張掖都尉棨信”六字。為西漢晚期遺物。棨信又稱“幡信”或“信幡”，是古代啟閉關門的信物。此件棨信文字雖篆意很濃，但每個筆劃都有屈曲，故作蜿蜒，為鳥蟲書體，新莽六書，“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這件棨信的發現，為研究兩漢時期的棨信種類和書寫形式提供了實物數據。

塞上烽火品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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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8月出土于甲渠候官遺址第16號房址內。共17枚，松木，每簡長39厘米、寬1.5厘米、厚0.2厘米。計610多字。內容主要是居延地區殄北塞、卅井塞、甲渠塞遇到匈奴來犯時，根據不同情況發出不同的警報信號的規定。該簡冊對研究漢代邊塞地區的烽火報警系統和防御設施具有重要價值。

隧長焦永死駒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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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出土于甲渠候官遺址第22號房址內。共16簡，木質，長21.2－23厘米、寬0.9－1.1厘米。除一枚略有殘蝕外，其余各簡均清晰如初。全篇章草，一氣呵成，瀟灑飄逸，既是一篇重要文獻，又是一幅書法珍品。可釋讀者409字。文義連貫，內容完整。第一枚為題簽，第二簡以下為正文，簡背有書吏之簽署。內容是一份追查死駒責任的文書。該冊書具體生動，宛然一幅戍邊士卒月夜巡行圖。冊書內容對研究漢代的馬政、邊塞行檄制度、責任追究制度等都有重要價值。簡文書法，是研究漢代章草的典范之作。

陽朔二年傳車亶轝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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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出土于敦煌懸泉置遺址。木簡10枚，松木，前9簡中兩簡完整，長23厘米、寬1厘米。最后1牘寬2厘米。兩道編繩尚完好。存字106個，主要記載懸泉置傳車和亶轝的完好敝損情況。該冊書在形制上較為完整，不僅為研究懸泉置的車輛種類和配備情況提供了原始記錄，同時為研究冊書形制和書體變遷提供了實物數據。

新莽征西域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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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出土于敦煌馬圈灣漢代烽隧遺址。木質，總計200余枚，為王莽時期五威將王駿等率軍隊征伐西域叛亂諸國時的上報戰況的文書副本。對探討西漢末期西域諸國的政治狀況有極大幫助，通過該文書檔案的記載能使我們更深入地了解王莽時期的民族政策以及此次征伐西域的具體過程。對史籍記載具有證史、補史、糾史之用。

勞邊使者過界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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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出土于肩水金關遺址。全冊9簡，編繩兩道，完好無缺。簡長約23厘米、寬1厘米。內容是朝廷派使者慰問邊地吏卒途經肩水金關時的費用記錄。該冊的出土為研究漢人的飲食構成、接待習俗、勞邊制度以及冊書編聯形式提供了實物依據。

元致子方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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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出土于懸泉置遺址。出土時折成16折，受潮后墨跡浸洇，正體字下可看出浸染的反體字影。帛書長34.5厘米、寬10厘米。黃色絹帛，墨書隸體，共322字。抬頭一行6字，落款一行18字；正文8行，每行29－43字不等。是兩漢地下出土帛書對象中保存最完整、字數最多的私人信件。

相利善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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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出土于甲渠候官遺址。共6簡，每簡長22．3厘米、寬1．2厘米，木質，每簡一行。原有編繩三道，編繩處右側有契口，編繩已朽毀不存。六簡容字210個。規整隸書，墨色如新。內容主要是辨識寶劍的標準和方法，提出鑒定善劍四條標標準、鑒定敝劍六條標準以及辨識善劍敝劍紋飾的四條標準。對研究漢代的金屬冶煉和兵器制造具有重要意義。

怎么樣？

甘肅簡牘博物館里是不是干貨滿滿？

讓我們一同期待甘肅簡牘博物館開館吧！

來源：中國蘭州網全媒體中心、蘭州晨報

記者：劉淑萍 李楠 陳花玲 高貴祥

公益展播

時代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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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故事｜斯諾在中國 中國故事

當中國記者在歡慶11月8日第22個記者節時，不會忘記一位美國同行多年前的壯舉：他是第一個向世界介紹紅色中國的西方記者，他的《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記》）一書描繪了中國的未來和希望。他就是埃德加·斯諾。

傳遞中國“抗戰之聲”

埃德加·斯諾1905年出生于美國密蘇里州的一個普通農民家庭。1928年7月，畢業于密蘇里大學新聞專業的斯諾懷著對東方世界的好奇心來到中國，在上海擔任《密勒氏評論報》助理編輯，兼任《芝加哥論壇報》駐遠東記者。

圖為年輕時的斯諾，圖片現藏于上海宋慶齡故居紀念館。

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東北三省很快淪陷。對中國的遭遇，斯諾無比同情，他開始思考并尋找中國的出路和希望，最終將目光聚焦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西北抗日革命根據地。

1936年6月，斯諾終于迎來一個進入陜北蘇區的機會。他懷著“拿一個外國人腦袋去冒一下險”的心情，一路向西深入到陜甘寧抗日革命根據地，成為第一位到紅色蘇區報道工農紅軍的西方記者。

1936年，斯諾（右一）在陜北革命根據地。（資料照片）

在當時陜北蘇區的臨時首都保安（今陜西省志丹縣），斯諾見到了紅軍領袖毛澤東。毛澤東與他進行了長談，并給他發放了統一的紅軍新軍帽和新軍裝。

在保安采訪之后，斯諾又主動提出去前線采訪，并輾轉來到西征紅軍總指揮部駐扎地陜甘寧省豫海縣（今寧夏回族自治區同心縣）。在這里，他終于見到了“真正的紅軍”。

“我在寧夏和甘肅所看到的紅軍部隊，住在窯洞里，富有地主原來的馬廄里……他們睡在硬炕上，甚至沒有草墊……”斯諾發現，紅軍普通士兵平均年齡是19歲，農民占紅軍的大部分，“他們堅忍卓絕，任勞任怨，是無法打敗的。”

這是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1936年8月在豫旺堡（今同心縣預旺鎮）拍攝的經典照片《抗戰之聲》。（資料照片）

豫旺堡，寧夏吳忠市同心縣的一個歷史悠久的名邑古鎮，小鎮里有一處古城遺址，現在仍保留有土夯城墻遺存。《西行漫記》封面的小號手就是在這里拍攝的。

1936年夏，豫旺堡厚厚的古城墻上，一名紅軍戰士面朝旭日吹起嘹亮的軍號，身后紅旗迎風招展，斯諾舉起相機，定格了這一幕。不久后，以這張經典照片為封面的《西行漫記》震驚世界，英姿勃發的小號手及其象征的年輕“紅色中國”，向世界傳遞出奮發不屈的“抗戰之聲”。

從求真相到求真理

4個月的采訪，斯諾一共做了16本筆記，拍了24卷膠卷。大量文字和照片不但是生動的一手材料，還解開了他心中的疑問，使他完成了從求真相到求真理的轉變。

離開陜北后，他根據這四個月的經歷與見聞，撰寫了《紅星照耀中國》一書。

這是1979年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的《西行漫記》（左）和201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紅星照耀中國》。（資料照片）

在《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中，斯諾不帶任何政治偏見和黨派色彩，通過親自采訪所得的第一手資料，首次向全世界真實全面報道了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經過，報道了中國共產黨和陜甘寧邊區軍民艱苦奮斗的革命精神，報道了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及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決心，瓦解了當時種種歪曲、丑化共產黨的謠言攻勢。

1937年10月，《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在英國一經問世便引起轟動，銷量超過10萬冊。這本書先后被翻譯成近20種文字，幾十年間傳遍了全世界，擁有億萬讀者。

1936年，斯諾與大渡河勇士合影。（資料照片）

一年后，《紅星照耀中國》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在上海出版，考慮到要在敵占區和國民黨政府統治區發行，為躲避書報審查，譯本改名為《西行漫記》。

《紅星照耀中國》的出版猶如春雷炸響，一舉刺破了國民黨反動派長期的新聞封鎖，不僅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國工農紅軍的存在，而且以鐵的事實，回答了全世界人民關注的一個重大問題：地處邊區的中國共產黨，是反對日本侵略的核心力量，是中國的未來和希望。

在這本書的影響下，一批批愛國青年和外國友人奔赴延安。白求恩在給朋友的信里說：“要問我為什么去中國，請讀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讀后你們必將與我同感。”美國友人陽早和寒春也是在看了《紅星照耀中國》后相繼來到延安，并將一生獻給了中國。

中國人民的紀念

作為一名西方新聞記者，斯諾在中國完成了他求真相的使命，并在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中和隨后的建設事業中，實現了他從求真相到求真理、求信念的升華，他在讓西方國家了解中國、認識中國的同時，也將他的信念之根連同他的骨灰深深地扎在了中國。

1941年，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發生，斯諾以新聞報道的形式給予國民黨反動派無情的揭露，受到國民黨打壓而回國。受上世紀50年代美國國內麥卡錫主義泛濫的影響，回國后的斯諾受到來自美國國內的迫害，被迫遷居瑞士。

新中國成立后，斯諾三次來華訪問，受到中央領導親切接見。他始終心系中國，堅定支持中國人民的正義事業，積極推動中美關系友好發展。

1972年2月15日，埃德加·斯諾在瑞士日內瓦病逝。病重期間，斯諾留下遺囑：“我愛中國，我愿在我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著時那樣。”

位于寧夏回族自治區吳忠市同心縣紅軍西征紀念館門前的紅軍“小號手”雕塑。新華社記者 丁銘 攝

經中國政府同意，1973年10月19日，斯諾的妻子依照他的遺囑，將他骨灰的一部分埋在美國，一部分帶到中國，安葬在北京大學的未名湖畔，成為中國人民永久的紀念。

斯諾1929年到中國西部考察時，曾到過今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土默特右旗薩拉齊鎮。在這里，他目睹了滿目瘡痍、民不聊生的悲慘景象。他在《復始之旅》中寫道：“我到了戈壁灘南面的小城薩拉齊……這是我一生中一個覺醒的起點。”

位于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土默特右旗敕勒川文化公園的斯諾雕像。 新華社記者 丁銘 攝

1991年，薩拉齊人民懷著對這位杰出的新聞記者和國際主義戰士深厚緬懷之情，在薩拉齊鎮小游園內塑立了他的漢白玉雕像，上面鐫刻的“覺醒點”三個大字分外奪目。

總策劃：趙丹平

監制：閔捷

統籌：衛鐵民 劉愷

記者：丁銘 哈麗娜 達日罕

視頻：達日罕

編輯：閔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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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故事工作坊出品